格林渥“借彼之短”

格林渥“借彼之短”

二大战期间，美军凯恩号扫雷舰在执行战斗任务时突遭强台风的袭击，舰长魁格独断专行，只是按照常规指挥航向，致使战舰处于危险状态，他又表现出反常的惊慌。但任执行官的副舰长玛瑞克在基弗上尉的鼓动下，按照海军军规以精神失常为由解除了魁格的指挥权，亲自指挥扫雷舰改变航向，从而化险为夷。事件过后，魁格向军事法庭控告玛瑞克犯有夺权哗变罪。法庭指定青年律师格林渥为被告辩护。

确定舰长魁格当时的精神状态是本案辩论的关键。

在起诉阶段，魁格少校出庭作证。他认为当时风暴虽然猛烈，但凯恩号并不是十分严重地危险，发生哗变完全是玛瑞克的惊慌失措，而他本人的一切健康日记表明他精神健全并记录在案。

接着，检查官传基弗上尉作证。

基弗是玛瑞克的好友，事实上他应对当时的行动负有责任。但基弗为逃避惩罚，公然作伪证，说对舰长精神失常难以置信，他就舰长被解除职务一直反抗并警告玛瑞克。

基弗的证言几乎令玛瑞克彻底感到绝望。他不明白律师为什么不加质询。其实，格林渥很清楚，追究基弗也就意味玛瑞克有罪，他不得不放走基弗。

检查官又传证了几位凯恩号舰上的官兵，他们也差不多都证实魁格舰长当时并无疯狂迹象。惟有一个中尉例外，而他又公开承认平时对舰长有敌意。

对这一切，格林渥律师似乎表情冷漠。他只是提醒法庭：这些证人不是精神病方面的专家，“法庭不能允许把个人见解当作证词”。格林渥还注意到，凯恩号官兵对舰长绝无好感，认为他愚蠢、自私、苛刻、怕死，是个“小小无能暴君”。譬如：他在某次护送作战时，未到达指定海域就急忙掉头，只抛下黄色染料作标志；他曾只顾训斥信号兵的衬衣下摆没塞在裤子里，致使军舰失控撞断自己拖带的钢索；他违反军令走私烈性酒，出了事还向下级敲诈一百元钱；他曾因为烧坏一个电咖啡壶或偷吃点草莓就大动干戈，搜遍全船；过赤道时，只因一个小兵偷喝了一口水，全舰被禁用淡水两天；他因放电影不请他而下令六个月停放电影；舰长还多次涂改航海日志……

这些事，在玛瑞克的航海日志中有记载，其余人作证时也不时提及。格林渥设法使法庭认可，他对此事的追究和本庭审理的精神正常问题有关。

似乎是回答格林渥的挑战，检察官先后请航海专家萨德上校、精神病专家伦丁博士和军医伯德上尉出庭。萨德上校认为魁格舰长当时的指挥属于正确惯例。伦西博士以他们对魁格三个星期的观察和检验得出结论：魁格绝对正常“以他有精神病为理由解除他的职务”完全没有根据。伯德上尉证实了伦丁的判断。

但是，格林渥显示出他的精明：他设法找到萨德上校的弱点——他从来没有在台风中心指挥过一只扫雷艇，进而使之承认“处在台风中心就没有任何简单明了的规矩可以照搬，这是特殊情况”，他本人也有可能像玛瑞克那么做。对于伦丁，格林渥开始装得一无所知，像个学生。他以请教为名，向伦丁上校谈出很多“偏狂型人格”的表现，诱使伦丁一再承认魁格确实属于“类偏狂人格”，这种人在平时看来固执，敏感多疑苛刻，在巨大压力之下容易反常而作出错误判断。伯德的虚荣心很强，格林渥故意蔑视他，让他生气来侮辱海军。伯德果然中计，怒气冲冲地说魁格少校也“属于病态”，“绝不是例外”。

检察官原想请权威给被告方以致命打击。格林渥巧妙腾挪，反倒从中取得不少材料。它们的作用很快在辩护阶段显示出来。

辩护阶段最精彩的场面是格林渥再次请出魁格少校，让他作证人。这使法庭大感意外。

格林渥首先问他是否有过涂改航海日志、隐瞒真相的想法，并为此向玛瑞克哀求过。舰长一口否定。于是格林渥请法庭注意，原告和被告两个当中有一个在做伪证。

格林渥突然问起舰长走私烈酒的事。魁格猝不及防。他起初否认，及至格林渥举出确凿的证据，魁格才被迫承认。但殊不知如此一来，他已给法庭留下了作伪证的印象。魁格把自己推向了被告席。

格林渥继续追问他有关撞断自己钢索拖带的事，此事被认为证明了魁格的低能和愚蠢。

在格林渥的一再进攻下，魁格招架不住。以致格林渥要他回答“黄色染料”事件时，魁格在精神上恍恍惚惚。法官也插问：当凯恩号调转船头投放“黄色染料”的时候，“那些登陆艇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发起进攻的前沿了？”

“是的。”

“既然如此，……丢放染料标志有什么作用呢？”

魁格迟疑地说：“是为了保险”，“也可能我是犯了过分谨慎的错误”，后又改口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在指挥舰上，与登陆艇也有很大距离，投染料是为了“弥补”脱离艇队的后果。这些混乱的回答给魁格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事实上，他向法庭展示了自己的精神崩溃状态。

格林渥决意让对手表现的更充分一些。他不动声色地问道：魁格少校在战斗中是否总站在离海岸炮火最远的一边？这种贪生怕死的指责使魁格大为羞怒。他心烦意乱，开始斥骂“几个不忠的军官用造谣撒谎、歪曲真相的手段把我搞臭”。法官打断了他的话，让格林渥继续提问。

格林渥站了起来，单刀直人地劈向“哗变”事件：

“少校，12月18号早晨，在你被解除职务的时候，凯恩号是不是处于万分危急的境地？”

“当然不是了！”

“当时它是不是面临严重的危险呢？”

“绝对不是。全船在我的完全控制之下。”

“你后来有没有向船上的其他军官说明，你本来是准备在上午10时，也就是玛瑞克下令之后15分钟，你是准备调转船头向北的？”

“有这个事，我这样说明过，我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意图。”

“既然你们的船并不处于危险的境地，少校，你为什么有改变航向的意图呢？”

魁格被迫承认“玛瑞克调船向北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丧失理智的决定”。它推翻了自己起诉阶段的证词。

格林渥请魁格谈谈玛瑞克给他记的健康日记和那些军官们和言论的“流言蜚语”。魁格说：“我很高兴你问这个，因为我正要求把我对经过的看法也记录在案。……先说那次草莓事件，真正的事实就是，我被人出卖了……全船反对我一个人，我手下的军官没有一个支持我。那好，听清楚，就说这次草莓事件……这跟那次淡水事件完全一模一样，……要不咱们可以举那个咖啡事件——不！那好，还是先说草莓事件——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搜寻那把钥匙，……哦，对了，电影事件。……对，就说那些电咖啡壶吧。这决不仅仅是个电壶，这是个尊重的问题，……草莓，草莓有什么？……怎么着，我想再添一份儿居然没有了，……”在魁格少校的长篇发言时，法庭成员先是瞪眼看魁格，彼此交换眼色；过一会儿之后又看自己的手表，检察官则无精打采地坐着。

格林渥几乎同情地听完魁格胡乱的申诉。他向法庭要来一份影印件。

“少校，我要给你看的是经过证实的你为玛瑞克上尉写的鉴定的影印件，日期是1944年7月1日。这是你亲笔写的吗？”

魁格拿过文件，看了一眼，暴躁地说：“是的。”

“淡水不足，电咖啡壶的调查，停演电影——还有其它的，这些事件是不是发生在这个日期之前呢？”

“那……是这个日期之前，是的，我想是的。”

“请你向法庭宣读你在7月1号为玛瑞克上尉所写的鉴定。”

纵然如雷轰顶，也没有像魁格少校那么令人绝望的了。他呆呆地看着文件，声音哽塞，弯着腰，过了很长时间才口齿不清地读着：

“该军官自从上次鉴定以来只能说在履行职务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他自始至终忠于职守，任劳任怨，认真负责，身先士卒，工作中果断有致。……他理应得到最高的表彰，兹郑重推荐他转入海军正规役。”

在归纳性论证中，格林渥对魁格少校表示同情，他说：

“请允许我说清一个问题。被告一方过去和现在都无意指责魁格少校是个贪生怕死的军人。被告辩护论证的前提是，一个在美国海军被提升到船长职位的军官不可能是贪生怕死之辈。因此，他如果在实战当中表现有问题，那一定存在着别的原因。法庭现在已经看到了魁格船长在证人席上的表现。法庭也一定可以想象他在台风高潮当中会是什么表现。法庭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决定被告的命运。”

最后，法庭宣判玛瑞克无罪。

下面，我们就要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对于这个案件，格林渥明白，此案证明被告无罪的关键是向法庭表明魁格舰长精神失常。在起诉阶段，他使用一切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诡辩）阻止对方作出明确的结论。然后在辩护阶段巧设圈套迫使对方就范。譬如，格林渥在质询魁格舰长时，就采取如下步聚：

1．通过问涂改航海日志事件，让法官注意魁格在歪曲事实。

2．提出走私烈性酒事件，使法官对魁格证词的可信性产生怀疑，并利用它的特殊意义而将魁格推向被告的位置。

3．提出冲断钢索事件，揭穿魁格的病态和低能。

4．提出黄色染料事件，进一步证实魁格精神崩溃时的状态。

5．指出魁格贪生怕死的行为激怒他。

6．揭露他在台风中的谎言，迫使魁格为玛瑞克辩护。

7．以玛瑞克给他记的健康日记和“流言蜚语”再激怒他，叫他精神完全失去自制，在法庭上充分暴露出典型的“类偏狂人格”。

8．向魁格出示他对玛瑞克几乎完美无瑕的鉴定，迫使他吞下自酿的苦酒。

这一切步骤，都是利用魁格性格和人品上的弱点而设计的，他当众展现了魁格的自私，愚钝，怯懦，无能，刻薄，恶毒，他不断从精神上折磨魁格，侵犯他的内心，最终使之失去自制而发狂。格林渥终于达到目的，为玛瑞克赢得了“无罪”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