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程目标上的本色借鉴

世界各国都重视母语教育，但在课程目标的制定和表述上还是有所差异的。总体而言，外国母语教育重在言语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而我国母语教育重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平衡。这一点，从各国母语课程人文目标的表述方式上可窥一二。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对于人文目标的表述采用显性表述的方式，即在课程教育目标中将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相提并论；而英、美、日、德、法等国家采用隐性表述的方式，即只提工具性目标，不提人文性目标，将思想道德教育作为隐性目标处理。如何理解这种差异？笔者认为显性表述未必就能重视，隐性表述未必就是轻视。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有关部门非常强调在学科教学中落实“两纲”教育。笔者却常思忖：这种“口号”对语文学科其实不提也罢。学好语文，学好汉语，学好汉字，本身就是落实“两纲”教育的最好体现。因为语文作为母语教育有其特殊性，语文的价值不仅仅是掌握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印记的烙刻。语文训练天然地蕴涵着人文性，汉字的一笔一画，汉语的一词一句，都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民族思维的呈现。虽然语文教学的任务不是单一的，但其基本任务或者说核心任务是语言学习，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过分强调人文化，无限扩大语文功能，喧宾夺主，最终很可能“掏空”语文。事实上，不少语文教师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教学定势的影响，教学时有意无意间会向理解课文内容和进行思想教育靠拢，而将“学习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最重要的课程性质置之一边。近三四年，因为新课标的学习和解读，情况有所改变，课堂上重视语言学习的教师多了，但语言文字的训练大多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即在理解课文内容的过程中随机插入若干语言训练题，尚未把语言学习作为语文课的头等大事来抓，理解思想内容依然是语文课的主旋律。这样处理必然造成学生语文学业质量的滑坡。中央教科所曾经作过一次关于我国小学教育学业质量的调查，在语文、数学、科学、品德与社会四个学科中，语文的合格率最低，仅为62.8%，有近30%学生的语文成绩是处于基本合格水平，即对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足[2]。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关注学生的母语学习，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应当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首先要反思的是语文教师，我们用了那么多的课时教学生学语文，为什么到头来成绩最不理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课程目标的认识不清楚、不透彻，特别是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之间的摇摆和平衡，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人向来有“文以载道”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既然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阅读文章就一定会获得相应的阅读感受，或者获得某些阅读启示，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不提人文性目标，人文教育的因素也必然隐含在阅读收获里。“文”必表达“道”，“道”必寓于“文”，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必然无法分开。曾经的“文道结合”“文道统一”之类的争论，在笔者看来没有必要，不值得争。学生真要读懂了“文”，也必然理解“道”。可见，关键不在于如何表述，而在于如何处理，如何教学生读懂文章。举两个例子，学习《起死回生》时，如果学生能熟读课文，能熟练地复述扁鹊自告奋勇地给虢国太子治病的过程，难道就体会不到医者仁心、医术高明的主题思想了吗？ 学习《杏儿熟了》时，如果学生能流畅地说清楚“奶奶分杏儿”的故事，能正确地品读“有酒大家喝才香，有果子大家吃才甜”这句话，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到“与人分享快乐”的育人道理了吗？这恐怕谁也不相信。实际教学过程中隐含的人文熏陶更多，还包括对中医文化的点滴认知、对为人处世的某种启示等。可见，工具性和人文性是无法割裂的，无法决然分开的，两者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用课程标准的话说，“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3]。思想教育、人文教育很多时候是渗透在语言文字训练过程中的，这种渗透是潜移默化的、是润物无声的、是不着痕迹的，不一定非要贴上一个标签不可。

英、美、日等国家，包括人文目标显性表述的俄罗斯，其人文教育目标在很多时候是通过教材内容显现的。这些国家都比较重视语言教材的编写，在语言表达练习中培养学生的个人价值观、人际交往、合作方式、创造精神等。英国还要求学生创作诗歌、排演戏剧，体现了其文学教育的传统以及对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视。俄罗斯的文学课，从《祖国语言》《祖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当代俄苏文学》等教材名称上就可得知，他们是何等地重视民族语言、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教育。笔者的理解是，倘若教材内容充满人文色彩，教师不想重视人文教育都困难。如果教师不满意语文教材，还可通过推荐各类课外阅读书籍加以弥补。总之，不要过多地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上纠缠，而应将目光聚焦于学生言语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言语能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审美情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