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原名贤琮，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必武同志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平时，他练习毛笔字总是用一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一张纸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块毛巾先擦脸，旧了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而且，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他的儿子良翮小的时候，董必武同志用《锄禾》一诗作儿子的启蒙教材，常常为儿子讲解，并且要求儿子背诵。从小学到大学，家里一直对良翮采取“实物供给”的办法，牙膏用完了给牙膏，毛巾太破了给毛巾，从来不给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费品，只给刚够来回的车费。一次良翮一心想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竟从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了两年。
1953年前后，董必武同志一家住在钟鼓楼后的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有院子中，院子里房子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传说这个院子曾是个王府。在这里，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葡萄、海棠、枣；冬天银装素裹，别有一番趣味。董必武也很喜欢这个住所，但是，过了几年，他还是决定搬进中南海。
一天，他在办公室的躺椅上坐着看文件，女儿董楚青进去跟他说起这个院子大、好玩，意思是希望爸爸改变搬家的决定。董必武笑着听女儿说完后，认真地向她解释道：“这个地方房子好，花园也很漂亮，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地方呢？说没有是太绝对了，起码是很少。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搬呢？”接着，他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这些都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第二呢？”他说着，伸开中指，“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去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穷啊！”最后一句话，好像是从他的心底发出的叹息。
就这样，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董必武一家搬人了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二进的院子里，一直住到1968年春末夏初。
1969年5月，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也高中毕业了，面临着分配问题。对于小儿子的去向，董必武态度十分明朗。他说“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支持儿子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儿子临行前，他给儿子一条在战争年代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叮嘱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绝不能高人一等。你只知道吃粮食，不知道粮食是怎样种出来的。下去后要拜老百姓为师，从头学起。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小儿子带着父亲的支持和嘱咐来到晋县（今晋州市），决心在农村干一番事业。可是他毕竟年轻，没有受到艰苦的磨练，碰到困难难免还会发生动摇。下乡后不久，他曾产生去当兵的思想。而且，有一个在部队工作的熟人也同意推荐。为此，良翮曾想征得父亲的同意。但是，董必武却严肃地反问儿子：“农村需不需要你？你需不需要农村？”父亲的话虽不多，但儿子已意识到自己的动摇是不对的，此后安心在农村了。
然而，董必武并不从此放松对儿子的教育。在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他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儿子的面，对他们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要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
1975年初，董必武病重住院期间，良翮回京照顾父亲，但他让儿子赶回晋县。他说：“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吧。”直到董必武临终前，他还说：“良翮是晋县人，不是北京人了。他的事要由晋县组织上安排，我们不必操心了。”
董必武不但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而且希望小孙子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他给小孙子的诗中这样说：“望尔速长成，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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