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约瑟夫·熊彼特说：“这种竞争（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间新产品、新技术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国内外经验也表明，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正因如此，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央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紧紧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就能更充分地发挥好牵引作用，带动和影响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项具体改革中，国资国企改革可能是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改革。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启动了大刀阔斧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国企从改革前的普遍亏损转变为盈利，其中不少央企甚至成为超级利润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国企病”遭到广泛诟病：一度推开的管理层收购（MBO），因被指国有资产流失而戛然而止；“两桶油”的利润，一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国资委曾责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央企不理不睬、无动于衷……凡此种种，集中体现了思想观念、既得利益的阻隔。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尖锐地指出：“国有资本最大的问题是配置不当，该发展的新兴产业进行大量的国有资本投入，不重要的或者是市场可以解决的、民营企业可以解决的，不要在这些领域搞了，退出来，专门从事国有资产的最优配置。”毫无疑问，国资国企改革需要重回正轨。

201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比，该《指导意见》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企”；二是国企分类管理；三是人员分类管理（双轨制）；四是股权结构的灵活性；五是“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六是国企的战略性重组。此后一年之内，中央相继制定出台18个配套文件，“1+N”文件体系不断完善，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原则，明确了路径，实化了措施”。国资委先后选定21家企业，参与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央企兼并重组、落实董事会职权、国企信息公开等10多项试点改革。地方层面的国企改革开始提速，上海、重庆等多个省市都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国企改革能否蹚过“深水区”，关乎中国经济转型成败，影响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改革过程中，总是再三强调“防止国资流失”，束缚住了国企和基层政府的手脚。此外，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很多民营企业还存在顾虑。比如，政府拿什么东西来混合？民营资本能占多大比例？“联姻”后会不会受到干预？……而要彻底破解这些难题，一靠解放思想、勇于担当。尤其是要大胆冲破思想观念、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等多重障碍。二靠精准拿捏、精细操作。“魔鬼往往在细节中”，因此关键在于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中。总之，国企改革将是一场艰辛、漫长的博弈，必须做好承受压力和成本的准备，甚至可能将面临“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说国有企业是中流砥柱，那么民营企业就是重要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始于对民营经济的不断“松绑”。从不允许到允许，从“有益补充”到“都是重要组成部分”，表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地位日趋平等，成了“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特别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但是，在中央政策的具体执行中，所谓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以及“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依然在阻碍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2016年，国务院在大督查中也确认，国内营商环境还亟待改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认为，中国民间投资增速在短期内明显下滑，原因是“不愿投、不敢投、不会投和没钱投”。他在参与国务院民间投资第三方评估时注意到，少数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出现了“JQK”现象，即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把企业“勾”（J）过去，企业落地后通过各种限制政策把企业“圈”（Q）在当地，再搬走成本高，硬着头皮在那干，各种管理、不规范现象把企业拖死（K）。

2016年8月30日，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做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确需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这无疑将给民间投资者吃下一颗定心丸。而从长远来看，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对于产权保护法治化具有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