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兼顾”的大智慧

“方圆兼顾”，是重要的改革方法论。所谓“方”，就是坚定性和原则性，认准的事能够坚定不移；所谓“圆”，就是灵活性和适应性，给自己留下较大的回旋空间。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如果说这两者分别对应硬实力、软实力，那么“方圆兼顾”就对应巧实力。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就如同一个万能武器，能够对付所有复杂武器，轻而易举地化解那些意识形态的攻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这一起点又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但很多人有所不知，这次会议的决议是“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居然是不等式，可见中国当时对包产到户禁绝程度之深。两年之后，包产到户如同多米诺骨牌，从安徽、四川一触即发传遍全国，背后必然有高人的运筹帷幄。时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便是最重要的高人之一。

中国从来不乏为农民请命的人，例如邓子恢、彭德怀等，但只有杜润生活下来，并且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了恰当的作用。杜润生和农民之间似乎有一种会心的联系，如同接头暗号。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在妥协中前进，走不了一步就走半步。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七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同时又是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选择了包产到户。连中央文件都被幽默的杜润生添了喜感，他农民式的狡黠、冷静、理性、诙谐、机智在此地发挥了最大的功效^[6]。

项南也善于在改革中保持必要的张力。1980年12月，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此前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换将”。受命入闽的项南，在全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谈解放思想》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这种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必能让人惊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为福建反对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匮乏，各地竟无春耕迹象。

农时已紧，1981年2月10日，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会上，一名地委书记尖锐地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项南从容作答：“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他在会上说：“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动摇了，更不要站在对立面。”一个月后，福建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