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统计

政策过程（policy process）按照其运行的路径，通常包括“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前者把政策看成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强调工具性的行动、理性选择和合法性权威的力量；而后者则是在“行动的构建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政策，关注的是不同组织的政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34]

以此反观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史的研究，因为既存成果的研究重心和所要展现问题面相的不同，学者们采取了不同的考察视角。

一类研究致力于探讨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为”（action），更多地着墨于政策过程的“垂直”维度，把美国联邦政府介入毒品管制视为官僚机构及其领导者鼓动的产物。这一类型的研究多以问题为出发点，深入到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颇有启发。遗憾的是，因这类著述过多地纠缠于官僚机构和精英群体内部的合作与冲突，而出现了“官僚机构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的研究倾向。同时，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均关注到了政策过程中的“自上而下的方向”和“垂直维度”，但是对于政策的“自下而上的方向”和“水平维度”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是故，无法展现政策史的其他面相。

另一类研究则更多着力于政策过程的“水平”维度，关注“垂直权威”之外政策参与者或利益集团的介入及其关系。“水平”维度的探讨有助于更为全面和立体地展现政策过程。诚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David B.Truman）指出的那样，“不认识利益集团的政治角色、功能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政治过程”。^[35]同时，“政府研究不仅要评估压力集团的代表性而且要关注集团思考的方法和特点”。^[36]

然而，无论是关注政策史研究的垂直维度还是水平维度，都难以全面地展现政策史的复杂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一次巨变，它日渐包含更为丰富的研究课题与内容。史学研究的“多元化”（pluralization）成为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在这一大趋势的影响之下，政策史研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步地由此前的“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变成了互为补充和“双赢”关系。双方严格的研究壁垒开始被打破，进而，当把政策作为研究的中心时，“精英政治与草根政治研究者之间的张力会迅速消解”。^[37]“政策史研究的新转向”要求我们的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政策制定的垂直维度，而且要注重政策过程的水平维度，特别要关注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诚如我们所知，“历史”研究不仅要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要致力于探讨历史是“怎样发生的”。要深度地理解政策史，就有必要“深描”政策的源起，就要求对“长期作用的过程”给予关注。^[38]就美国毒品管制政策的源起来说，政策过程中“长期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多重而复杂的，除了社会文化认知这些非物化的因素外，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垂直维度”的官僚机构与“水平维度”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角力和交互作用，它们的合力共同形塑和影响着政策的演进和变迁。而我们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发现，既存的研究过度诠释了位于政策过程“垂直维度”上的官僚机构在毒品管制源起中的决定作用，但对“水平维度”上的利益集团对政策参与的研究明显不足。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要更多地关注政策过程的“水平维度”，就必须认识利益集团的“内在动力”（internal dynamics），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它们在政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9]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考察作为利益集团的美国医学会的内部成长机制和运作过程，探讨它在毒品管制源起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而更为充分地理解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歧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就本项研究而言，需要把社团史、政策史和社会文化史结合起来。如果说2005年，笔者完成的博士论文^[40]更多地强调美国大麻政策过程的“垂直维度”，或者说更多地着眼于“谁制订政策”，那么，现在的这项研究则试图把毒品管制政策的研究由“谁制订政策”拓展到“谁参与政策过程”，考察政策过程的“垂直维度”之时，更多地关注其“水平维度”。以问题为基，选取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化业界之一——医学界，特别是代表“医学之声”的美国医学会，通过历史梳理，探讨其内部结构和工作程序，考察医学界“政策共同体”介入毒品政策的过程，分析医学界在政策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politico-spatial relations）的变化，展现美国毒品管制政策源起的多重面相。同时，转换研究视角，期望通过这一个案的研究，“自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和“自外而内”（from the outside in）看历史，把美国毒品政策的源起置于医生职业化、社会转型与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语境中加以历史性地考察，把社团史、政策史与社会文化史三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力图通过社团史和政策史两个窗口来透视美国社会变迁的历史。

具言之，第一个层面，以美国医学会为中心，探讨它通过专业知识的建构、权势网络的扩张和社会资源的拓展，逐步形成“排他性”社团的职业化过程；第二个层面，着力探讨医学界介入毒品管制政策的过程和路径，展现它在政策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考察医学知识如何通过官僚机构的政策制定来形塑麻醉药品、医用大麻的社会认知，以及怎样重构医学界与药学界、药品制造商集团的关系与秩序，分析政策过程中政治权力和医学知识之间，或者说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博弈；第三个层面，通过研究医生职业化的社团史和医学界介入毒品政策过程的政策史，探讨政府、医生对“患者”用药及对其身体和精神活动控制的历史、展现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探讨社团史、政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互作用，事实上，美国医生的职业化过程和毒品管制政策的演进均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变迁。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呈递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