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虎口索伊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林则徐

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长子。“少负俊才”，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光绪三年，以承袭爵位入京，与在华西方教士和外交官交游，进一步了解外国情况。1878年，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争回部分主权。1883～1884年，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4年4月，被免出使法国大臣兼职。1885年6月，交卸出使英、俄大臣职。离英回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但伊犁这个新疆的西部重镇却还被沙皇俄国霸占着。原来，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了伊犁。

清政府多次要求他们归还伊犁，沙俄总是寻找借口，赖着不走。但是，左宗棠指挥清军，连战连胜，不用两年就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清廷有利。于是，公元1878年7月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去俄国同沙皇交涉伊犁问题。崇厚十分昏庸无知，他以为只要收回伊犁就什么都解决了，结果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他擅自签订了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清朝向俄国赔款500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无比愤怒。清廷内部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怕与俄国人打仗，主张妥协，接受这一条约;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不同意，要求修改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把失去的主权收回来，同时做好开战的准备，万一谈判失败，就在战场上与俄国决出个胜负。左宗棠说到做到，积极备战。他分兵三路，向伊犁进军。不久，他自己带着一口棺材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表示不收复伊犁，决不活着回到关内。在全国民众的一片抗议声和爱国官员的坚决要求下，西太后不得不把崇厚撤职，交给刑部严加惩处，不久又派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去俄国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公元1878年担任驻英、法公使。这次接受新的任务后，他马上整理行装，前往俄国。曾纪泽心中很清楚，此次谈判难度很大，他要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全力以赴。

公元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送到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格尔斯故意拖时间，不作答复。曾纪泽就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了人来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回去。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沙俄又交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