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和科学社会学

二、STS起源和科学社会学

拥有上述特性的逐步演化而成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C·P·斯诺在大约40年前首次引入了两种“非交往”的文化概念。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几年后他发现在社会科学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它关注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斯诺把这种文化称为“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出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了一种辩证综合的可能。而STS正是这种综合的一种结果。

STS大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首先在美国的一些大学的工程院系为学生开设STS课程，并深受欢迎。随后至少在美国乃至欧洲大陆的一些哲学家、科学思想家、社会学家、科学史和技术史家们开始放弃科学的内部研究，逐步地转向科学的外部探讨和科学背景的说明。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不同流派的兴趣爱好者、研究者，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社会学的、哲学的、科学史的、人种学的、殖民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等）研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及其行为的客观性标准的合理性背后负载着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来自哲学方面的探讨可以追溯到1962年库恩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该书中库恩提出联系科学技术史、科学的背景研究科学的事实和理论，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哲学的方向。科学史被引入了认识论、社会学被引入了科学方法论，这种理念导致了一种新的认识论转向：从科学事实、科学理论的抽象分析转向对科学的实际过程的历史的、社会性的说明。

对传统的科学模式的批判者，如亨普尔和奎因在他们的研究中，对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的区分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应该从整体上来把握科学的术语；可观察的现象依赖于科学家自身所拥有的理论和信仰。汉森更极端，他认为所有的科学主张都“浸透着理论”，即所谓“观察渗透理论”。是“人而不是他们的眼睛在观察”。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科学模式。

哲学的相对主义者和反实在论者走得更远。他们怀疑科学、自然的实在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社会建构主义”。核心论点：科学知识是受社会影响的。布鲁尔在1976年更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理论。其特点，把科学哲学的认识论向社会学的方向拓展。特别是，他意在指责社会的存在自我封闭的原理不适合科学知识。即社会学者把科学知识作为分析对象之外的东西特别对待是不可理解的。他认为对待科学不可理解的态度是：科学是神圣物。因此当把科学考虑成难以接近的受崇拜的对象时，居然还能说明科学。科学不是单纯的信念，但科学的诸性质能够超越先入为主、习惯、谬误和混乱等，后者不能与之相比。因此，科学的事业被假定为不是根据时序世界的政治、权力作用等诸原理，也不是根据与之不同的其他东西而进步的。

这种具有客观理性的科学假设包含有以下4个特征：

（1）因果性（causality）。知识（包括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主张）产生的社会效应（与知识生产者是否意识到无关）。

（2）不偏性（impartiality）。知识不问真假、合理与不合理、成功还是失败，知识能够在任何场合中都能对经验现象给以同等的说明。

（3）对称性（symmetry）。在2的各种场合里，能够对1所言及的因果性做出说明。

（4）反射性（reflexility）。1、2和3的原则对知识的生产者及知识生产的说明者都适用。

与这种假设相反，布鲁尔强调知识并不是从“社会的真空”中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拥有这种特性的知识主张，应该延伸到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且同样也适合于与科学有关的主张（没有能被免除的例外）。由此意义，这种原理就被叫做“强纲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张与那种把科学知识的特性完全还原为社会的根源的主张，表面看来很相似。

一种更为缓和的主张认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内容，用自然的方式很难定义。换言之，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有被社会决定的一面。特别地，科学技术与其说是事实，是基于事实的理论的总结，不如说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事实的特定的类比（analogy）、比喻（metaphor），是对某个方向的关注进行筛选后的“人工物”。这种视角更为人关注。科学知识的内容不再放入“黑箱”，从STS相互作用体系及科学技术知识的关系这一线索就能探寻到。

除了来自哲学方面的STS研究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也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研究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从而达到对科学的社会批评和更广泛的解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开始对科学家及其事业进行“人种学”（ethnigraphic）研究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力图表明所有科学事实是“社会性地建构”的，即科学理性、科学事实并不是某种“外在的”、合乎逻辑的客观的实在。它由实验过程、权力斗争、仪器的配置等全部因素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替代。这些讨论逐步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从而引起长期的争论。

其他还有来自科学史家和技术史家方面的研究。科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之也伴随着一些学者对科学发展渐进式的线性增长模式的怀疑。由于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和食物短缺和核战争的威胁等的影响，他们更多地开始关注科学中的价值、科学的目的及科学家的责任。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有一大批探索科学背景和社会根源的学者涌现出来，如拉韦兹《科学知识及其问题》，讨论科学知识的产业化问题；凯维尔斯的《物理学家》，研究美国物理学体制化发展中的政治因素。

上述的种种努力，导致科学史的日益社会化和科学社会学的日益历史化，使科学与人文的学科界限日益不显，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为STS研究的中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