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对哥白尼的定罪

1616年对哥白尼的定罪

1615年2月，洛里尼神父函告在罗马的枢机主教米里诺(Millino)，某些“伽利略派的人”在教授地动之说，且宣称教会只当管信仰之事，而不当过问哲学与天文学的问题。函件中的语调虽然平和，但身为教廷要员的枢机主教却不如此想。他知会宗教法廷进行调查，传讯各方证人，并指派神学专家，对两个问题进行审查:太阳是否为宇宙中心且静止不动?地球是否绕日而动且每日自转?那些顾问(当时的称呼如此)的审查重点，则在神学问题和牧养问题上:这些假说是否与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互相抵触呢?是否会导致信徒离经背道呢?

审查未几，1616年2月24日审查团便作出结论如下:日静说纯属虚妄之言，实乃异端邪说，因它与圣经的字义相违;地动之论纯属错误。至于《天体运行论》一书，鉴于它被视为天文学的重大改革，而且它有助于历法之编制，所以毋需予以封禁，只要作出修正便可。换言之，哥白尼的地动论可作为假说而予以接受。1616年3月5日，宗教法庭下令其驻世界各地的禁书察查机构:《天体运行论》一书，“有误待勘，暂缓发行”。

关于这项裁决，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特别委任的专家顾问，对当时头号重大科学问题的裁决，速度快得惊人。显然，他们把这案件当作一般的例行公事来处理，而毋需作深入的科学考察。其次，他们公然宣判地动说“在哲学上是愚蠢而荒谬的”^[7]，显然他们自以为有足够的学养，以科学和神学两方面来评断哥白尼体系。

伽利略于1615年年底决定往罗马一行，希冀对那项重大的决定能有所进言，但宗教法庭却将他的意见拒之门外。一般人对他都表示友善，但谁也不愿牵涉到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里。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Ⅴ)是位保守长官，对知识分子素来怀有敌意。图斯卡(Tuscan)的大使忠告伽利略，此时此刻若再提出月球问题来讨论，时机不大合宜。他一些要好的朋友都劝他不可再扰乱事件的进行;他们力主他立刻回家去作研究，待哥白尼问题渐渐冷却下来，他们再设法为他的研究成果进言游说。可是伽利略却决定留下，继续他的幕后游说活动。

伽利略的书信表明，他对教会满有信心，以为她必保持中立，而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然而，审查团的争论要点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后来他更发现，宗教法庭早已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论述弃之不顾。这两位人物曾宣称，圣经的真义支持自然界中被证实的事物。其实，伽利略的论战不光是代表哥白尼体系(如一般所说)，从其自身的好处着想，他也力图使教会莫把那篇论述信仰的文章，误解为出自任何科学辩论的问题。他希望科学不要受神学和哲学的控制。然而他的努力全落了空，神学家们依旧以圣经的权威来袒护传统的宇宙观，并严禁有关新体系的教导。

伽利略于1616年大争论中的处境，大半跟他与贝拉明枢机主教的个人接触有关。早在一年前，作为一位深具影响的耶稣会神学家，贝拉明曾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持哥白尼观点的神父福斯卡里尼(Paolo Antonio Foscarini)。这封信是一份重要文献，表明像贝氏这样一位学问卓著的教廷大员是如何来论述问题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余以为所谓太阳居宇宙中央，非太阳绕地而行，乃地球围太阳运转之说，虽有证明可示其为真，其有悖于圣经者亦昭然，故如何解释圣经当万分慎重。我辈宁说不懂圣经而不可言圣经之误。以余之见，于此所谓证明者，则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因至今尚非亲眼所见。再者，即使以太阳居中，以地球与众天体同列之假说可说明若干现象，也不等于便证明了太阳居中，地球与众天体同列确为事实。^[8]

显而易见，贝拉明是准备将两个基本问题辨明出来:(1)若说哥白尼体系为真，真有足以服人的证据吗?(2)哥白尼体系与圣经相符吗?当伽利略弄到这封信的抄本时，才明白是指向他的。他必须证明新宇宙论确是宇宙的实际描述，而绝非仅是“保全某些现象”(即符合观察数据)的数学设计。尚有一件事要争论的，就是日心模型与圣经相符;然而，要证明“自然之书”支持这个模型，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

若由伽利略来评估自己的天文发现，则他必须承认，这些发现都不能证明地球在运动。他拆毁托勒密的天文学，驳倒了针对哥白尼体系的反对论点，同时亦预言金星的盈亏及解释其他许多事情。但是，如我们所见，伽利略的论证方法包括推理和反复推论(retroduction，即现代称之为假设─演绎法的开端:对一假设模型分步测试，当它成功经过每个测试，便会逐步趋向于更高可能性)两个部分。在贝拉明和其他神学家看来，伽利略的论证程序基本上是属归纳法，并且潜藏着谬误。这些偶发的论据不足以令教会对圣经重新加以解释。因此，伽利略必须在两个战场——亚里士多德派的理论和奥古斯丁的讲道学——来迎战。

1615年年底，伽利略以潮汐运动来作为地动的佐证。他相信潮汐运动当归结为地球自转和公转的结果，堪为地动说之实证，于是便向罗马各界人士推介解释，并于1616年1月撰写成文。^[9]可惜，事情却像进了一个死胡同，非但未能动摇贝拉明的立场，且因该论在《对话》一书中地位显要，致使其论敌于十六年后以此为理由，而将全书全盘否定。及至1637年，伽利略本人也抛弃了潮汐论。〔19世纪中叶，哥白尼之后的第四个世纪，科学界才发现恒星视差和傅科摆(Foucault pendulum)的现象，来作为地球自转和公转的物理论证。〕

1616年3月，贝拉明枢机主教传见伽利略，告诫他不可把“现实的”哥白尼学说作为宇宙论来提倡，如他拒绝，将召集证人，当众命令“禁其教授、维护，乃至讨论该观点和学说”^[10]。先告诫，后禁令，再入狱，这三步措施都会执行。但只要伽利略听从了劝告，此案便完结，他毋需再作任何声明。

伽利略接受了贝拉明的告诫。他明白必须要抑制自己的论据而服从教会的指引，只盼终有一天能有机会说服当局改变主意。不多几日，他就得到教皇友好的接见，教皇告诉他，他的耿言直行和他敌人的计谋，教廷全都一清二楚了，今后他可不必再有什么顾虑。然而，伽利略却仍被一些谣传所困扰。当时罗马盛传他被正式警诫，因而不再教授哥白尼学说。为了使记录正确，他恳请贝拉明发出一份正式文告来说明事实。5月26日，枢机主教给了他一封私人函件，信中指出，伽利略并未当众宣告放弃他的信念，更未被判处苦修以作惩戒，他仅被告知“哥白尼学说与圣经相违，因此不宜再加辩护或持有”。伽利略辞别罗马返回故乡，然而心中怀着一个意念，就是他不妨仍将新宇宙论作为假说来使用。

回到佛罗伦萨，伽利略大感风暴已过，他的科学体系完好无损，并未受任何的责难;他的《致大公夫人克莉斯汀娜的信》也未遭禁;他的神学论述也未在颁令中提及。然而，他却看到哥白尼运动正在经受严峻的冲击，但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畅行于世的初衷却未改变，只是他的策略要改变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教会在这次争论中所受的挫败更大，真可谓打赢了一场战役，却输掉了全盘战争。拒绝一个纯科学的宇宙理论对教会来说，真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它导致的恶果不仅使伽利略在1633年受审，而且还引致其背负反对科学的恶名长达三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