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前夕在给卡斯特里的信中伽氏小心地详述自己身份

侧面出击

因为正面攻击伽氏的物理学与天文学的努力终告失败，失望之余，“联盟”采取了新的策略。他们将攻击带入宫廷圈子里，使伽氏的科学发现变成宗教问题。1613年年底，在大公可西莫二世(Grand Duke CosimoⅡ，为伽氏支持者)的正式晚宴上，新天文学成为讨论的议题。因为伽氏并未在场，卡斯特里遂为其老师的观点辩护。在这次非正式的辩论中，波斯塔里亚(Cosimo Bostaglia)宣布任何地球的移动均无可能，因其与圣经抵触。晚宴后，大公夫人克莉斯汀娜(Christina)仍就此议题向卡斯特里一再发问。^[15]在他们讨论的同时，波斯塔里亚教授却不置一词。

卡氏写信向伽氏报告整个讨论的情况。在以往，就自然哲学本身的是非来辩论是司空见惯的事。考虑到他的敌人有意将科学问题卷入神学的危险水域之中，伽氏当下决定正面迎战。1613年圣诞节前夕，在《给卡斯特里的信》(Letter to Castelli)中，伽氏小心地详述自己身为科学家与天主教徒的立场。他再次强调，他尊崇圣经的真理与权威，然后提起如何合适地释经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圣经有时使用了比喻的词汇与易为一般人理解的语言。伽氏忧虑的是有些人“将圣经带入有关物理(即科学)结论之争论中”。上帝赐给了我们两本书，一为圣经，一为自然。“两者均来自上帝的道，前者是圣灵启示之言语，后者则是对神圣秩序的观察所得。”^[16]他坚信“此两种真理必无相抵触之理”。即便此两者为不同学科之需求而以不同的语言呈现:信仰与伦理呈现在圣经之中，物理学则呈现在自然界中。所以，为何圣经必须被用以支持一些失败的自然哲学家的观点，对抗其他人，进而危及圣经自身的权威呢?

当此信的印本流传开来，战线便清楚画下，神学家与朝臣均持守其立场。虽然，伽氏倾向平息对哥白尼的不合理的反对，他的敌人却将其论点导入暗讽、误传与谣言的景况。1614年一整年，伽氏被控以毁损圣经名誉与干犯神学的罪名。

伽氏的第五度辩论突然变得格外公开。1614年12月20日，卡契尼(Tommaso Caccini)神父——一位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教授有所联系的多米尼克会修士——在佛罗伦萨大教堂讲道。在讲道中，他提及圣经中约书亚使太阳静止不动的神迹。卡契尼强烈抨击地动说是一种几近于异端邪说之物，并给所有的“数学家”加上了“魔鬼代言人”的污名，指其为基督教世界所不容。那是严重的指控，在公众眼中，“数学家”等同于占星家，在当时受到的猜疑与日俱增。

伽氏写信给罗马的友人，表示对自己成为主日讲道的话题而感到忧虑。尽管多米尼克会写信向他正式道歉，却难以安抚他。即使众所周知，权威人士对新发现保持开放的心胸，卡契尼的讲道却增强了反对伽氏的声音。

卡契尼的攻击甫过，有位洛里尼(Niccolo Lorini)牧师阅读了《给卡斯特里的信》一文。作为一个科学家就自然现象作思考是一回事;作为平信徒撰写一篇论述来解释圣经，以符合那些理论，则是另一回事。洛里尼似已被新教释经与私意解经的幽灵所掳掠，故于1615年2月7日，将《给卡斯特里的信》印本寄给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长，表达他担心伽氏与其徒众“正承担以其私人眼光解释圣经之责，……他们将亚里士多德哲学践踏于足下……我相信伽氏学派或为守法之民与良善之基督徒，但其见解却有些自作聪明与自负”^[17]。

当伽氏得知其“书信”一文已被呈送宗教法庭，立刻将此文原稿送交给在罗马的朋友狄尼大主教(Archbishop Piero Dini)，请他转交贝拉明枢机主教。伽氏指出，执笔写信之时十分匆忙，至今方能详述与解释。1615年6月，他又执笔撰写另一篇论文，名为《致大公夫人克莉斯汀娜的信》(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此作印行且广泛流传［但直至1636年方在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出版］。

一连串的争论和事件，终至造成1616年对哥白尼体系的致命性宣判。这些事我们留待下一章讨论。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对伽利略科学活动的要素，作一番整理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