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用人第一标准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用人哲学都认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

关于德与才的关系，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都主张德才兼备的原则。

先秦诸子中，墨子极力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夫义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一个善于用人的大家，他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响亮口号。他的人才观主要内容是“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个字。“夫治世为大德，不以小惠。”诸葛亮认为“德”包括五个方面：“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76页）在这里，诸葛亮把“德”的概念具体化为对国家与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恩怨和利害关系。所谓“大德之行，天下为公”，考验“德”的真伪标准在于“公”。以公利为核心的德政，事业兴旺发达；以私利为核心，则无德政可言，终将导致事业的衰败消亡。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从德和才两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资治通鉴》卷1，中华书局1950年出版，第15页）。

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采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曾国藩曾讲：“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也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从古人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第一，论才必须以德为本，因为德是才之帅；第二，无才而不任，因为才是德之资，否则，德就是空的；第三，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贤”呢？那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任人唯贤，既不能唯德是举，也不能唯才是举，必须是德才兼备。

只讲德，不讲才，有德无才的人，没有专长和能力，工作没有创造性，工作成绩平庸，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才；只讲才，不讲德，有才无德的人，只会钻空子，干坏事，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是我们要求的人才。所以选用人才，一定要坚持选那些品德好，具有一定特殊专长和能力的人，把德和才的要求结合起来，防止只看才不看德或者只看德不看才的倾向。

俗语云：“有才无德，行而不远，德是人才之本。”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若无君子可用，与其用小人，不若用愚人。盖有才无德，其才足以济其奸，重用了很危险；然有德无才，难以当大任，亦不可不慎。故用人贵在德才兼备。

一个面向21世纪的优秀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是成才立业、奋发有为的前提。一个人如果志大才疏，固然成不了才，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思想品德，也难以成就事业。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事，靠思想品德和综合素质。另一个是：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要坏事。德才兼备之人，其理想、信念、道德、责任才能得以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