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科学化与主体冲突

2.人生科学化与主体冲突

人生和人生观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人的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题。早在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是“新青年”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中，陈氏第一次阐述他著名的“青年六义”，其中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直奔人的解放的主题。他说：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³³⁾

从此，对“人”及“人生观”问题的关注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课题。随着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精神在人们心目中的日渐深入，科学与世界、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生观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918年陈独秀著文《人生真义》较早提出人生观问题。他说：“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³⁴⁾紧接着在1919年到1920年间，名流学者傅斯年、吴康、张东逊、梦良、吴宓等相继撰文响应。傅斯年认为，不同的人对人生观的解释是不同的，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人生观。人生观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³⁵⁾吴康声称，世界上每个人，“上至大总统，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学”，人生不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离去社会讲人生，是虚谬的人生。”⁽³⁶⁾梦良在其《奋斗与人生》一文中说：“人生是奋斗的形式，奋斗是人生的精神”，简言之，“人生就是奋斗，就是应付环境、创造环境。”

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探讨人生之真义已成时尚，许多刊物都以“人”及“人生观”问题讨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宗旨。如1919年发刊的《新潮》杂志在其“发刊旨趣书”中指出：“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无人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人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因此，从旧世界中走出来，并对人生进行思考，成为“本志之第二责任也。”⁽³⁷⁾《浙江新潮》在创刊发刊词中也说：

我们生存在世界上，最容易怀疑，而且不能解决的，有三个问题：（1）宇宙将来的究竟是怎样？（2）人生的最后鹄的是怎样？（3）真理恒久的标准是怎样？……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内界的要求，普遍的心理，觉得有一件东西，是较近于世界将来的究竟，人生最后的鹄的，真理恒久的标准的。这东西是什么？就是“生活”“幸福”“进化”的要求。……我们可以说要求“生活的幸福”“进步”，也可以说要求“幸福的进步的生活。”这两句话，我们认为是做人应该有的宗旨，也是现代一切思潮的根本。所以本周刊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³⁸⁾

《浙人》旬刊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你们要不要做‘人’？怎么样才算是‘人’？‘人’要怎么样做？”该刊宣称：

做专制的官吏，做财产私有的资本家，做知识阶级的学阀，做醉生梦死的奴隶，做无职业的流氓，就算是做“人”吗？实在说一句：这些人都屈服在势力强权经济诱惑底下，做的都是机械的“人”，奴隶的“人”。……惟具有奋斗精神，独立精神，互助精神的“平民”，才算做“人”的“人”，才算是个“人”，能够做“人”。故“浙人”诞生的第一日，宣言道：甲1.传播“人”的思想；2.提倡“人”的生活；3.建设“人”的社会；乙1.打破非“人”思想；2.反对非“人”的生活；3.改革非“人”的社会。⁽³⁹⁾

上海新人社于1920年创刊了《新人月刊》，在4月3日发布的发刊词中更是发出了《新人约》宣言书。力图“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使他由无限的将来，变成有限并且是极少限度的将来。”1923年，天津部分青年学生组织了向明学会，主张“为生而生”之人生意义的学会会员，明确提出“以满足人类生活为职志”，“所以时时刻刻把‘人生‘两个大字标榜在前面。对于学说的研究和吸收，是以其适于人生与否作标准。”⁽⁴⁰⁾以上这一切对“人”及“人生观”问题的关注以及初步而可贵的探索，无疑是当时启蒙思潮的重要取向。

然而，当人们一方面对人的个性自由、价值解放予以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对科学权威的倡扬，科学成为涵盖社会人生一切的“道”，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以致泯灭个性和主体。一种内在的矛盾却悄然兴起，那就是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在紧张，以致导致对人生真义的怀疑，产生一种主体困惑。

我们知道，在五四启蒙学者看来，要更新中国文化必须取资西方现代文化，而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就是民主和科学。康德认为，启蒙的本质在于“自我的解放”。因此，五四启蒙学者以欧洲启蒙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力倡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早在著名的启蒙宣言《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就通过倡言“人权”和“科学”，揭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启蒙主题。他在文中把欧洲近代历史归结为人的解放的历史，而“科学法则”正是破除迷信和蒙昧禁锢的思想解放的理性工具，并将科学视为提高生产效率以增进人生幸福的有效手段。而陈氏所谓“解放”，其要旨则在于“自由”：“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之人格之谓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号召“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高扬易卜生的“个性主义”，李大钊倡言“自我的解放”，鲁迅主张争“人的价格”，周作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阐扬“人道主义”，高一涵力主“小己主义”，其要旨都在于倡导一种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唤醒国民的自我意识，从而实现个性解放的价值转型和精神变革。

然而，五四启蒙学者的文化选择，是其对中国寻求富强的现代化历史情境的回应，因此，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的哲思，毋宁说是出之于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因此，他们在谋求人的解放的同时，更多的是对科学这一理性工具的提倡，这是对殖民化危机的寻求富强的救亡式现代化诉求，也是五四启蒙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所决定了的。五四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现代性和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对于民族危机中的历史情境的回应；而其抵抗和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浪漫主义精神，则为其对于构成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情境的回应。这就导致了启蒙知识分子思想中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从而也就导致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矛盾。最终是导致科学与人的矛盾以及主体困惑。

这种矛盾和主体困惑，早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即已出现。1919年11月27日，北大学生林德杨投水自杀，引起了一场社会争论。对此，陈独秀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进而对自己所宣传的西方近代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定这是一种由社会思潮所导致的“哲学的自杀”。继而他刻意寻求隐藏在这种社会思潮中的杀人成分。他细心地排列了古代思潮、近代思潮和最近代思潮在各方面的递变，其中有以下几项：

陈独秀经过这种对比后认为：

古代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的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文明主观的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的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文明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文明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文明几件可靠的希望。⁽⁴¹⁾

正是这种认识，陈独秀认为林德杨的自杀，不是社会杀了他，而是“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作为“近代思潮”的发动者，陈独秀因此陷入了苦恼和反省之中。这种困惑实际上就是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倡扬所导致的主体困惑，是科学与人生观冲突的表现。因此，陈独秀此后以少有的温和态度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特别是对“科学”进行了反思。他将科学进行分类，他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性、法律学、经济学等。”⁽⁴²⁾而且这其中，他开始更为注重社会科学，并且突出了他此时开始接受的“研究社会人事”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力图以此改造他此前的科学观，加上他的科学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一面，由此具有向唯物主义观转变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的困惑是当时思想界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科学权威确立以致成为决定人生之“道”，进而走向人生科学化后，导致的主体困惑的一个表现；是科学与人生观冲突的前奏。也即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大讨论绝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思想基础，而且论战的发起者张君劢和丁文江二人在人生观问题上也是素有分歧。据参战者林宰平回忆说，他俩“一向因为这个问题彼此辩论不止一次了。”⁽⁴³⁾这就使得他们之间在1923年的正式交锋成为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