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实事求是说出真心话，否则长葛把你当李领导

实事求是　心系群众^[3]——1961年习仲勋长葛调研记/李福长

196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把1961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开始全面反省自身工作中的失误。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围绕根除“共产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将之作为首要的阶段性工作。

很快，全党上下兴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当时，从党的领袖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

4月初至8月底，习仲勋带领中

央工作组奔赴长葛，开展了为期五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带领工作组走村串户，在田间地头与农民交谈，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调查材料。

习仲勋亲笔撰写了《关于河南省长葛县第一次调查报告》和《关于河南省长葛县第二次调查报告》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地方上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及根除“共产风”的情况，为从根本上纠正1958年以来党内流行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等“五风”错误提供了客观依据。

“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长葛地处黄淮平原西部，土地肥沃，雨水适中，是河南省重要的农业县，粮食产量一直自给有余。1958年8月7日，毛泽东曾经来到长葛视察，肯定了长葛深翻土地、大搞农技革新的做法。然而，1958年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长葛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加之持续的干旱，粮食产量连年下降，群众口粮不能自给，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就在这时，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来到长葛。

到长葛以后，习仲勋每到一处都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据原中共长葛县委书记张继增回忆，1961年4月上旬，习仲勋带领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来到长葛，随行的主要成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家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以及习仲勋的秘书张云等。在听取了县委的工作汇报后，习仲勋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而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中央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

为了从农民群众那里获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习仲勋带领工作组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和社员群众交谈，倾听群众的意见，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他和工作人员一样步行到农民家中走访。在农民家中，习仲勋或随手拿个小板凳坐下，或随便坐到砖头石板上，丝毫没有中央首长的架子。

习仲勋对中央工作组的同志讲：“下去搞调查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方设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赖，也使中央工作组的长葛之行了解到了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

习仲勋所到之处，总是轻车简从，尽量做到不扰民，不搞特殊化。他曾经对随行的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说：“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调研蹲点的和尚桥公社王庄和宗寨两个村庄距离长葛县委机关有几里路，工作组往返这两个村庄，习仲勋每次都坚持步行。当地干部群众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交口称赞习仲勋和人民心贴心。在县委机关，习仲勋多次召开基层干部和农民座谈会，对参加会议的同志非常热情，请茶让烟，谈笑风生。每次招待用的茶叶、纸烟、水果等，都是习仲勋自费置办的，从不让县委用公款招待。

习仲勋作风务实，反对摆花架子和虚张声势。有一次，他到增福庙公社视察工作，途经孙庄，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学生打着彩旗，喊着口号，拿着盆盆罐罐在那里抗旱浇麦。习仲勋严肃地批评说：“这一套肯定是有人专门布置的，这不是真抗旱，是有人做戏给人看的，影响教学和学习。这种人为的形式和声势是很不好的，是非常脱离群众的。你们县委应该追究，进行批评，令其纠正。”

“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

1961年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中共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批判了长葛县办公社以来不顾群众利益，乱刮“共产风“、大办机关基本建设的错误做法。他强调，搞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真正的知识在农村，在群众中，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他号召各级干部要向群众好好学习，只有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才能搞清问题，学到知识。

针对长葛县大刮“共产风”的错误做法，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你们的礼堂比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还大。昨天到禹县去，他们的礼堂可坐3000人，还有什么大澡堂、大医院、大餐厅等十大建筑。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

1960年11月中央制定“十二条”下达全国，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习仲勋这次来长葛也带着检查执行中央政策的任务。他指出：“中央‘十二条’政策的中心之一是退赔。事实证明，坚决退赔是彻底反掉‘五风’错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政策。自留地要分给群众，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工作？因为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经过调查研究，习仲勋找出了长葛在执行中央关于退赔政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即退赔不彻底、退实物太少、作价不合理。他指示各级干部：“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

中央“十二条”政策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农民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看到农村形势好转了，习仲勋高兴地说：“有了‘十二条’，同志们又做了很多工作，农村形势转过来了，晚上12点群众还在自留地里劳动，真是披星戴月。现在的夜战和过去的夜战不同，过去是我们命令群众，现在完全是群众自愿，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

在5月2日的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还讲到了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在认真总结了过去乱刮“五风”错误的教训之后，习仲勋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认为这是搞好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为了指导各级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勋还在具体的方法上给各级干部作了辅导。他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把你不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做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

二、确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给群众办几件好事，并以此来检查自己，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

三、去掉官僚架子，勤学勤记，艰苦朴素。还要及时总结经验，得出正确结论，不要学猴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要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经验，这样，好的作风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

5月9日，习仲勋给邓小平和中央写了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报告集中汇报了长葛干部工作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表现在干部作风转变还不很彻底，很不巩固，一些干部搞特殊化，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表格来指挥工作。有的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有的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这些工作作风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利于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宣传，让群众讨论。”

习仲勋（前排右四）在长葛调研期间与干部群众合影

在5月2日的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专门谈了党的集体领导问题。他说：“是个人领导还是集体领导呢？一定要集体领导，个人领导是错误的。党委领导一定要树立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要把大家的事情拿到委员会上去讨论，发扬民主作风，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考虑成熟后，再作出决定去执行，不是第一书记说了算。如果交换意见不充分，问题讨论得不透彻，当然也就会解决得不好。因此，作风要改，要学，不能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麻烦，过去刮‘五风’的时候不麻烦，但是最后搞出了大麻烦。根本的一条是没有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接着，习仲勋严厉批判了过去长葛县委主要领导不民主的错误做法，及其导致的浮夸风、“共产风”泛滥成灾的后果。

讲话中，习仲勋谈到了今后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今后，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宣传，让群众讨论。但也不是天天开大会，现在的许多会，既没有好好宣传，也没有认真讨论，以后一定要加以改变。群众开会最好30分钟，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可能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一些东西，而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因为时间长了，都打盹睡觉了。群众是在劳动间歇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精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过多的时间。”

在谈到改进机关作风时，习仲勋强调指出：“现在军队有个规定，师以下不写文字报告。地方虽然不同，但是县和公社一级也要少写，公社以下可以不写，各级会议报表、电话会议都要精简。发那么多文件，不仅作用不大，而且浪费劳力。”最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告诫长葛各级干部：“要艰苦朴素一些，尤其在今天，要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生活要和群众相协调，不能特殊，现在群众生活不好，不要悬殊过大。要恢复我们在土改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作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5月12日，习仲勋出席了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会上，他结合长葛实际，进一步谈了基层党委第一书记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说：“党委第一书记有些日常事务可以由别人去做，不要什么事都要由党委第一书记管，越忙越不是什么好办法，忙得不能想问题，丢了大的，抓了小的。要有时间考虑问题，文件要少发，电话会议要少开，日常事务要少管，公社的一些大问题还是党内先讨论，而后再叫党委会贯彻到群众中去。”

“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习仲勋在长葛调研的日子里，重点调查了群众最关心的公共食堂问题。他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理解和支持人民群众停办公共食堂的呼声，反对从抽象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看待群众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问题。在写给邓小平和中央的第一份调查报告中，习仲勋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他说：“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

和尚桥公社宗寨村是习仲勋此次长葛调查的重点对象，这个村的公共食堂长期缺少粮食和蔬菜，严重的营养不足造成了145名群众浮肿，小孩面色不好，群众意见大，大家纷纷要求停办公共食堂。可是当地领导不顾群众反对，甚至有人从抽象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看待群众的不满。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习仲勋向中央作了汇报。他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得过分了，结果束缚了干部群众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和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其实，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的49户人家中，除了3户地富分子外，逐户作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关于何时停办食堂，习仲勋提醒人们一定要慎重从事，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他站在群众利益上说话，要求将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物资彻底退还群众。对于困难群众，他建议可以通过办敬老院和五保户小食堂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组织他们种菜、养家禽家畜，努力做到自给自足，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习仲勋关爱群众生命，关心劳动保护。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专门谈了如何进行劳动保护的问题。为了能让人民群众从饥饿困境中走出来，他建议实行劳逸结合，让人民群众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干不干两块半’，因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挫伤。”

在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深入农户搞调查，准确把握当时农村的形势，掌握了农民群众的情绪。他客观评价了“共产风”、浮夸风等“左”的错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深刻指出：“长葛县也是‘五风’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共产风’刮得很厉害。最重要的是从办公社以来，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丢掉了，把高级合作社时期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丢掉了。1958年9月以后，直到1960年11月中央‘十二条’政策下来之前，这条原则一直是被忽视的。正因为如此，评工记分，多劳多得也没有意义了，反正‘干不干两块半’，因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大受挫伤。”

习仲勋根据在长葛的所见所闻，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全面了解中央“十二条”政策在农村的贯彻情况，真实向中央反映农村的实际状况，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一方面肯定中央实行“包产、包干、包成本和超产奖励制度”（简称“三包一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客观分析了贯彻“包产”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生产队的种植权限为例，习仲勋向中央报告了生产队的这种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的情况。

在写给邓小平和中央的第二份调查报告中，习仲勋具体阐述了这次在长葛调查中看到的情况。他说：“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地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三包一奖’时，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作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短短的五个月很快过去了，习仲勋在长葛期间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长葛人民没有忘记习仲勋的关怀和帮助。1984年9月20日，当年习仲勋蹲点调研的城关镇八七村(原宗寨村)党支部和全体干部群众给他写信，汇报了村里发展经济的成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亲切回信，勉励八七村村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程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