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以及苏联东欧国家一些问题的发生，苏联模式固有的内在弊端日渐暴露。毛泽东早在1955年底就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更感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和紧迫”^[31] ，“‘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32]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3] 在这里，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任务，即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实现“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既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又指出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已不能再满足于第一次结合的成果，而必须在以往的基础上，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实现更为伟大的结合。

在此历史和思想背景下，毛泽东于4月25日和5月2日相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通过几个月系统的调查研究，同几十个部门的负责人谈话，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然后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4] 报告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而提出的。报告伊始即鲜明地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5]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6] 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强化了国情特殊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从而破除了长期以来对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迷信，实际上否定了苏联模式的单一性，强调了各国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取向，形成了鲜明的“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其本质是对民族国家独立化理想的执着追求，是对唯苏联和苏联模式马首是瞻现状的反对与抵制，凸显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探求中主体性意识的觉醒。《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论十大关系》共涉及十个问题，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此，他强调，我们既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要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既要大力发扬群众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民族的优势，做到优势互补。毛泽东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7] 面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改造后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8] 在解决反革命这一消极因素时，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和为人民办点事情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专门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说明，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具有开放的全球性视野。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他指出，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把重工业作为中国建设的重点。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人民不满意。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从而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从长远观点看，不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的生活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关系的论述，实际上阐明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与此相联系，毛泽东又阐述了中国工业布局的问题。他指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要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毛泽东还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亦即：为了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发展的基础。

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还提出了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恐怕不妥。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正是在作这个报告的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体制问题”，要求就中央和地方分权的问题，搞出一个草案来，并主张大家研究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究竟应该搞到什么程度。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已经触及到如何改革过于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这一重大问题。

《论十大关系》集中展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邓小平也对《论十大关系》做出高度评价，指出这篇文章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前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重要问题上也取得了瞩目的思想与理论突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以及鉴于世界新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1956年1月，根据中央决定，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充分地发展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39] 。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要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离开广大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政治立场转变与进步的基础上，会议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做出了新判定。周恩来在报告中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也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者在政治上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或者已经站到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40]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特别突出地强调要给予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和工作上的妥善安排，以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这极大地增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感，显著地改善了其边缘化境遇。同时，鉴于苏联文化体制的弊端，1956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分别提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说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新判定侧重于对知识分子地位和身份的认同，那么“双百方针”则为知识分子一展用武之地提供了开放而宽松的民主氛围。

针对1955年底1956年初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从1956年初开始多次指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也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陈云也提出：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41] 他坚持认为，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重视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经过几个月努力，经济建设中的盲目冒进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综上所述，党在八大前夕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既有鲜明时代特色又有长远历史意义的思想、理论、方针和政策。这些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在方向和内容上是正确的，既富有积极的建设性，又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实际情况，试图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次可贵努力，初步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从更深的层次看，它还包含着根据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问题。这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改革浪潮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思潮的呼应。党的八大正是在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