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曲《中国歌曲》

1953届学生　冯　锐

育才的歌曲

我是1948—1952年在育才上学的。当时，老师们教了我们许多歌曲，从《两只老虎》到《拔萝卜》，从《风在吼》到《喀秋莎》，从《王二小》到《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唱歌是育才的文化，没有谁不会唱的。特别是苏联歌曲，那是来自异国的声响，几乎饱含着我们所有的理想和情感。“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刚刚翻身的中国人民，谁不把它当作歌颂自己祖国的激情宣泄和无限享受呢；“红梅花儿开在野外的小河旁……”又使多少痴情男女实现了人长久、共婵娟的美梦呢。音乐从来就是灵魂，身陷困境求助无望时企盼它的号角，醉卧青云遨游天地时离不开它的琴声，不是吗？

离开育才的30年后，我在加拿大留学，导师是Kanasewich院士。从名字上看，肯定是斯拉夫人，但不知是否来自“老大哥”——苏联，又不便直接询问，于是在一次聚会上我故意边喝茶、边哼哼《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河上飘着柔软的轻纱……这位没反应，居然还请我唱歌。好，来一曲乌克兰民歌试试他：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青青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他听完之后竟说：“中国的民歌真好听！”行了，他的身份背景我基本知道了。以后我就只唱中国歌曲、信天游、二人转，不时来个京剧段，还教他儿子唱《两只老虎》，乐得他们慢慢接受我的文化改造。

莫斯科的歌曲

40年后，我在苏联工作结束后准备回国。到了莫斯科最大的书店买书，选购各种各样的列宁纪念邮票，不过很快发现我被人盯梢了。当我换了个柜台买莫斯科大画册时，那个人就站在我的右旁后身，怕不是克格勃吧！我一转身就面对他说了句俄语：“先生，有什么事吗？”他一吃惊，问我：“中国人吗？”“是的，中国人。”他立刻改用中文：“老乡，很高兴认识你。”麻烦了，八成对我搞策反吧。他急急忙忙解释：“别误会，我50年代在中国，在东北，哈尔滨工厂，专家，我是中国朋友。”　“你会唱中国歌吗？”我得先考考他，让他唱一个50年代的老歌。他竟张口就来：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像太阳在天空照。……

我心间的疑虑，顿时被吹得烟消云散，连他那黄色的胡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让他再唱一个，他居然会唱：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

这不正是抗美援朝时王亚兰老师、金逎珍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吗！那他肯定是1952年前的老大哥了。这位老兄居然还反问我：“你会唱吗？”嘿！算你行，立马给他来了一段在育才学会的东北小调：

苏联是老大哥，嘿！咱们是小弟弟。

咱们革命的胜利，他的帮助多。

歌声还没完，我早已经被他的俄罗斯臂膀紧紧搂住，扔了起来。我们在书店里就这样的笑啊，抱啊，跳啊，完全忘掉了周围的一片诧异眼神，忘掉了怎么下的楼。走在加里宁大街上，谁都不知道天空到底有多高、大地有多厚。他乡遇故知，谁能理解我们那无比欢快的心情啊。

他告诉了我，他回到苏联后的遭遇和现在的窘况，回忆了几位中国朋友，最后干脆当我的“导游大哥”了。带我逛了列宁图书馆、无名烈士墓、红场、列宁墓、大剧院、马克思雕像、莫斯科河……整整一天。

1991年的莫斯科还相当困难，那时的菜店里只摆着零星的土豆和成堆的手纸，买面包和黄油的人排了很长的队，中国的方便面属于少数小店的高级商品，不少小朋友从来没有吃过香蕉，照相馆挂的大美人都是在黑白片上涂的红脸蛋。卢布急速贬值，每两个小时掉一段，一美元都能让出租汽车陪你逛一天。我还去过“小白桦树”的最高级店，售货员肯定把中国人都当成了亿万富翁，送上一个个从头到脚的笑脸，我只好装成京剧的老生那样，故作矜持，面带红润地尽量慢慢迈步，也好匹配上人家的场面呀。红场上最有名的“固姆”百货店是摆样子的，不卖外地人和外国人东西。好在“老大哥”有莫斯科居民证，帮我任意地、颇感内疚地选购了一点东西。

晚上，我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给他泡了两大碗“康师傅”，他高兴得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比正宗的中国人吃面条不知要响多少分贝，不停地赞赏方便面的种种优点。

接着，我回忆了东北育才，讲了维拉老师和《喀秋莎》，还有那无法忘却的常常在献花以后苏联代表留在我脸上的吐沫；他讲了在哈尔滨的工厂生活，最思念的几位老工人，回忆了抗美援朝战争。50年代的东北解放区，岂止是明朗的天哪，火红的太阳好像从来就没有从我们的天空中落下过。

他离开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罐头、奶粉、苹果，包括没有送完的礼品，还有最后的几片面包黄油全给了他。没料他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了个俄式的歪头、耸肩和微笑：“你还能给我方便面吗？”没问题，我把放在台上的最后两包也给了老大哥。两人再次来了一次“俄罗斯拥抱”。第二天，喝了口莫斯科的自来水，哼着小曲，我就空着肚子上了飞机回国了。

中国的歌曲

离开育才50年后，我又在俄罗斯工作了一段。叶尼塞河的小船上，两国的地球物理学家围着桌子海阔天空。我们唱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一条小路》《卡卡林》……也许唱得不地道，对方的几位一直无动于衷。最后我唱了一段男低音，绝对能露脸：

冰河掩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唱起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卡娅等人终于说话了：“在俄罗斯，‘喀秋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几个人还记得这些歌，早都变成中国民歌了。我们现在最喜欢的是中国歌曲，特别喜欢你们的《地质队员之歌》。”我们刚刚起个头，他们几位就能马上跟我们合唱了：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上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重重的高山……

习惯野外工作的我们，全部随着这支歌曲飞出了小船、登到了山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绝对不亚于我们唱《喀秋莎》，都令我犯迷糊了。

在老李的一再坚持下，卡娅院士和几位年轻人又被迫唱了俄罗斯的《地质队员之歌》。大意是：高山那么寒冷，我们像一群流浪汉，吃的没有了，帐篷也漏了，手里只有锤子和罗盘，钱也没了……唱者和听者都耷拉个脑袋，我们只能故作姿态地假装深沉地听着，个个像是犯了错误的孩子、霜打的茄子，其实心里都在骂老李：瞎出馊主意！这，我才明白，原来俄罗斯的地质学家愿意用中国的《地质队员之歌》来代替他们的。

为打破尴尬，我又把在育才小学的老段子搬了出来：“苏联是老大哥，嘿！咱们是小弟弟……”双手一指他们：“你们帮助多。”这回，可真触动卡娅院士的心窝窝了，对中国已经非常熟悉的她忽然用极其诚挚的语气跟我们讲开了：“中国人就是聪明，从来都说自己是小弟弟，其实咱们两国的关系早已经倒过来了。中国发展这么快，很快就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的经济体，我们算什么老大哥啊！”

她的诚挚倒确实让我又想到了莫斯科大学楼内一片惨败的设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破旧公共汽车，伊尔库茨克研究所的摇摇欲坠的木楼梯……全都是30至50年代留下的，连最简单的维修、更换都没有。也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卡娅欣喜若狂吃草莓的情景，她兴致勃勃地买了一大堆招待我们，这种新鲜水果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但对我们的嘴巴来说，却实在是又破、又差、又脏、又小、又贵、又难吃，趁她不注意，我们全都给扔了。剩在脸盆里的小草莓，很快被俄罗斯学生们一抢而光。从1991年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到这次，相隔15年，中俄两国间的巨大反差就是这么真实，这么冷酷！

“我们太羡慕中国了！退休后，我要到中国去养老！”卡娅激动不已。

俄罗斯的学生们又兴奋起来，非要我们唱《呀-啦-嗦》。经过反复核对、反复解释以后，才搞清楚，原来他们最喜欢的是李娜唱的《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赞美的歌，

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

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这首中国歌曲呀，他们喜欢到了如痴如醉的疯狂地步。我们一遍一遍地唱，他们一句一句地学，直至唇焦口燥。整个的野外工作期间，从西伯利亚大地的叶尼塞河、萨彦岭、白桦林和宿营地，一直到贝加尔湖畔，到处都响起了他们那种俄罗斯调门的“呀-啦-嗦，那就是青藏高原”。

半年后，卡娅带着自己的女儿、女友到中国玩了半个月，可能是她第13次来吧。几个月后卡娅又跟另两位学者来访，每到一地他们必问“呀-啦-嗦”CD盘，回国时每位专家竟然都揣着4盒不同人唱的《呀-啦-嗦》高高兴兴地上了飞机。

童年的育才是那样的久远和咫尺，我们从唱儿歌开始，慢慢长大。

有谁能告诉我，对中俄两国歌曲的喜爱，有多少是出于对艺术的陶醉，有多少是对这个国家的无限崇敬和憧憬所致。也许没有答案，也许唯一能说清的是，中国已经迈出了崛起的步伐，只不过仍然在轻轻地唱着：咱们是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