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求学记

扬州求学记

1925届／唐季超

1920年我在阜宁县第一高小毕业后，适逢扬州第五师范登报续招五十名学生。一高戴校长为我操心，要我到扬州去，尽管五师要求严格，他还是认为我去考是有把握的，并约了王克贤同去。由于考期逼近，旅资毫无着落，戴校长本人给我六块钱，我找到同乡王馨舫先生，他又慷慨地给了我五元，又跟两个姐夫开口，给了我四五元。七拼八凑，总算幸运，就此动身。两个人一起到了扬州，住在离大汪边不远的来安客栈。报名后，得知报考的将近二百人，四个人中取一个仍没有把握。但发榜结果，我们两个人都录取了。

我侥幸地考取了五师，心情是异常矛盾的。一方面，激动高兴；另一方面愁虑：这漫长的五个年头，如何度过？因为师范学费、伙食不要钱，但书籍、服装及川资仍需二十多元，我到哪里去筹措呢？家父、兄长既为我高兴，又为我设法。父亲打算继续开办私塾，哥哥继续经营陆陈行（帮助顾客买卖粮食）。但最急迫的是与王克贤同赴扬州的约期就是第二天了，身边仍无分文。岂料文曲星从天而降，刚吃过中饭，一位姓曹的来了。攀谈间，他拿出五十元钱，作为订购新粮之需，当时一家人高兴极了。我也不敢多取，只拿了一半二十多元如期来到了古城扬州。

第五师范即今日的扬州中学，地址在大汪边，学校开创于“民国”二年，第一任校长姚明辉是一位地理学家；第二任校长任诚字孟闲，办学认真，性情刚正，态度诚挚，说话极有说服力，若干年来，同学无不爱戴。各科教师多为全国知名之士：有历史学家叶维善，几何学教师陈大眼，文学教员有小说家陈涵秋等，教务主任夏佩白、舍务主任贾现宵、医务主任陈冶愚（后为中医研究院院长）。学校订有一本较厚的守则，井井有条，并不觉得繁琐。食堂每人分食，每人都有固定位置，吃罢饭还要向对方鞠躬。学校重视体育锻炼，五年内寒冬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我五年内未穿棉裤，只有上身一件棉衣，也未生病。

我到扬州求学正值伟大的“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席卷全国。我也曾参加过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的活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对陈独秀、胡适这些人相当信仰。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首屈一指。我在当时由相信梁启超转到相信胡适、陈独秀，很喜欢看他们的文章。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真是风行一时，多少青年受其影响。我在阜宁读书时，就算个活跃分子，来扬就读一年，这一年中，各中学都闹过风潮，只有五师没有罢课。当时，罢课与否，由学生投票决定。校长切实交代，不要闹事，不要出风头。我知道自己家境贫寒，来扬读书不易，始终坚持刻苦学习，不受外界干扰。

我和王克贤分在一个班。几年来学习成绩：数学不好，文学一般，英文较好。代数是任校长教的，数学考试并没有什么难题，而是加减乘除十几位，时间不够，计算不准，常常不及格，不及格就有淘汰的危险，心里很紧张。因式分解考试时，一小时出60题，我只做了24题。有一个高材生叫吴士越，得了120分，速度就是快。我每天下午，晚自修时间都花在数学几何上，英文只有夜里上厕所时念上几遍。每天一早要背英文，我常常背得全对，同学都很惊奇，认为我有“天才”。我的天啊，我哪里是什么天才。只是用功背的时候，别人都在梦想而已。每逢礼拜日休息，我很少出去，躲在图书馆看书，图书室内图书差不多都给我看过了。我看书、听课都随手做笔录，并养成习惯。听课时，聚精会神，一定把重点记下来，有时只须几个字。复习时，这些要点很有帮助，一点即通。复习记忆时切戒死记硬背，理论题如心理学、教育学等科目，我都能领会题旨，用自己的语言解答，一般都能得高分。记得有一次教育学考试，分析题不多，记忆性占多，一般背得多，才能答完整。我自觉答案很不完全，七颠八倒。心想，这次完了，恐怕不会及格，不放心，请教务员替我查一下，万想不到竟得了九十几分，估计是老师看重我能自由发挥，不落俗套。在毕业考试以后，还必须自拟题目写一篇论文。我选了《礼记·学记篇》，对照自学辅导的教学原理分析研究，新旧学说参合，也得到了好评。

校长任孟闲办学热心，治校辛劳。校舍建筑费省府财厅常常有意勒掯不发。逼得他常跟省府抗争。每次从省府回来，都把详细情况、经过向大家宣布，并决心与不良势力抗争到底。有一次，曾同议会议长争执起来，情不自禁，义愤之下，随手用茶杯向对方掷去。如果不是有很高的威望，如此动武，可能要吃大亏。但他们奈何不了他，只能在经济预算上和他为难。五师拿不到钱，但八中校长李更生却拿到了。八中、五师同是扬州两所学校，为何不同等对待，个中缘由谁也说不清。五师的校舍已经动工兴建，任先生一身正气，不向权贵俯首乞怜，拿不到上面的拨款，只有向母亲求援，最后得到老夫人的资助才得以完工。五师同学受到他的熏陶，也养成了刚正不阿的志气。

任校长对学生以诚感人，从不用高压手段，就是犯错误被开除的人，也服从处理，背后没有怨言。其他先生皆不如他。比如贾先生也很老实诚恳，常常不询下情、专断。若干年后，学生谈起来对他还有意见。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听说任先生中风了，还特地跑去看望他一次，于心稍慰。

1920—1925年，我在五师学习的五年中，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江苏省在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统治之下，一方面对工农进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对各派政治力量采取笼络、缓和的策略，允许各派政治力量活动，可以自由地作学术性演讲。因此，我校曾延请不少名人来校演讲，有黄炎培（教育会议）、陈启天、张君励（国家主义派）、恽代英（国共合作代表）、蒋维乔（教育厅长）。一个教育厅长，不谈教育，不谈政治，而大谈佛学，把人堕入云里雾中，大家对他议论纷纷。在同学中影响最深的是恽代英同志，中共宣传部长。他讲的题目叫“起码生活”，他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不要在生活上动脑筋考虑如何花钱，应该把毕生精力消耗在为人民为国家为事业做好事上。他认为衣服是为自己身体需要而穿的，不是为了给人看的，单的可以遮身，棉的可以御寒，要好的衣料，要好看的样式干什么？鞋子、袜子有两双还不够吗？吃的应该简单，充肠养生就是了，这不是有没有条件的问题，而是态度观点问题。讲究吃穿，不仅花费钱财而且会使思想腐朽。他自己言行一致，他来扬讲学，行李、饭具都是自己带的，他准备一副担子，一头是行李、用品，一头是油炉子、面条、蔬菜等。他到学校后自行起伙，不受招待。但就这一点，就足以使人感动了。我们同学凡是听他演讲的，真是一生受用不尽。我个人在人生几十年中一向主张简单朴素，完全是受他的影响。

我旅扬读书五年，在五师学习上有长进，思想上受到磨炼，生活上艰苦备尝，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是母校教育培养了我。我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一辈子贯彻母校校长、老师灌输给我的教育思想，虽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可以说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目前，我已至垂暮之年，将我在扬求学经过，写成回忆录。目的是警示儿孙，让儿孙们从中得到启示吧：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