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略论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的大家庭里，历史最悠久，发展最迅速，数量最庞大，性能最活跃。本文拟从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目录学领域内的各种类型目录的划分及其相互间的比较，来衡量一下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知道，目录学是书目工作的概括和总结，是研究人类社会图书目录工作的全部活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目录学是在图书文献出现之后，根据社会的需要，在丰富的书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图书的产生，至少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世界上其他一些文明古国的图书的产生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像古代埃及用纸草（Papyrus orbilos）书写的书本，现存的这种纸草本有公元前6、7世纪的拉丁文本，保存在欧洲的一些图书馆里。古代的书籍还有用树皮、蜡板、羊皮、犊皮、亚麻布等材料做成的。当然，这些书籍没有一定的规格，仅是把文字记在这些材料上，我们今天便把这些看成为书籍。我国现存最古的书籍要算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的甲骨作的书籍，这是把象形文字以刀刻在甲骨上面，记载当时人类活动的“书”。我们祖先的书，除甲骨书之外，还有刻在石头上的书，还有青铜器、竹简木板等。春秋战国时期，著作繁荣，进入百家争鸣时期，这时的书籍已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了。可以说，我国正式的书也是从这时的简册开始的。这时的书是用竹片或木板作材料，每一本书要用很多竹简写成，再用丝绳或皮带编连起来，便称这种书为“册”。木板又称版牍，一般作画图用。由于简册增多，人们使用起来很是不便，孔子外出时带书，要用牛车装载这些简册。为了便于利用书籍，便产生了目录和目录工作。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发生和发展是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紧相联系的。《隋书·经籍志》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这里可以看出，目录的产生，是为便于管理和寻检那时数量可观的典籍文献的。目录是书目工作的成果，有了目录，即说明先已有了书目工作。班固《汉书·叙传》中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叙洪烈。”可见在到了刘向的时候，目录工作内容已相当丰富，目录工作方法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由是，不少学者都说，我国目录学起源于汉代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1]。目录学的名称在国外较早出现的是古希腊文中的Bibliongrapho，意思是书籍的抄写，到了公元1763年De Bure作《Bibliagraplie Instructiue》一书，目录学的名词才开始作为“记录书籍”的意义。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通常人说的目录学出现之前，在综合性的国家目录产生之前，已早有了专题性目录的存在。上面讲过，我国殷商时代，已收藏有甲骨一类的图书，伴随着图书的产生相继有了管理图书的工作的产生。我国古代负责掌管图书的是史官。周朝时，皇室就分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官职掌典籍，《十三经》上说：“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诏王治”，“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设置各种专职史官来分别管理各种专门性的典籍，这不能不被看作是专题性的目录能够比综合性的目录优先出现的一个重要条件。虽然，那时的目录，“体制烟灭不可复知”^[2]，但是稍后一些的史料记载，确实已证明了大型的综合性目录《别录》与《七略》编成之前，许多专题目录先已相继问世。因为有了专题目录的编制，才促进了综合性目录的诞生。所以，那种把刘氏《别录》、《七略》看成是我国目录学的起源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姚名达先生在他的《中国目录学史》里已对此提出异议^[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也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把目录学的起源时间推溯到秦汉之际。专题目录的产生，大致也是在这个时期。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益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桾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可见，在向、歆之前，已有张良、韩信运用《诗》、《书》之序的体例与方法，来序次兵书；杨仆根据当时掌握图书文献的范围，将“兵书”这一专题图书文献，编撰成一部专题目录。这一《兵录》，是史书上记载下的最早的一部专题目录，也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一部目录书。从杨仆编制《兵录》专目，还可看出那时编制专题或专科目录的举动，是同直接管理那个部门图书，从事那个专门事务的人密切相联系的。杨仆，公元前2世纪到前1世纪间人，做过楼船将军，做到军政，他编《兵录》这一军事方面的目录，正是理所当然。那么，当时职掌其他事务的，也会编有其他专题的目录，可惜，目前没有史料加以证实，这里恕不加妄说。不过，司马迁《史记》自序里记有“萧何次律令，张苍为章程，叙孙通定礼仪”。后来在西汉后期刘向应诏校书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严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4]，这些按专业技能来分工整理图书的情形，自周朝以来似乎是一脉相承，且又是在不断发展。这种情况对于大量专题目录的产生确是极为良好的条件。杨仆《兵录》的产生，说明了专题目录的出现，是大型的综合性目录产生的基础。我们拿着国外的目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可说明这点。上面曾讲过，西方在18世纪中叶，“目录学”才有接近于现在的这一名词的意义。而在这以前，无论是12世纪到15世纪之间的中世纪修道院目录，还是15世纪到18世纪之间的专科大学、专门学术机关的学术目录，多数是以专题或按学科来编制的。如，在16世纪后期以后，德国莱茵河法兰克福市以及在莱比锡市，出现了不少专题目录，像关于医药方面的，关于法权方面的都编有专目，而这些目录比起有名的综合性目录《大英博物馆目录》早上几百年。由以上所述，我们得知由于专题目录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了整个目录学的产生和发展。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地位，已是显而易见。在后来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由于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反过来对专题目录的促进作用，由于各种类型目录之间的分工与配合，专题目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里是举足轻重的，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们还可从目录学这个“家族”中各种类型目录的划分并以专题目录同其他类型的目录的比较，来作更明确的鉴别。

面对浩繁的书目遗产和不断涌现的新的书目，人们所取的分类的标准不同，划分出的书目类型也不尽相同，如张尔田、张舜徽把目录分为官家、藏书家、史家等类^[5]，孙德谦等人则分为藏书家、读书家、史家三种^[6]；以姚名达为代表的另一意见认为，书目可分以下三派：一是在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这类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另一派是有小序而无解题的书目，属于这类的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第三派是只著书名，无小序解题的书目，如《唐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等^[7]。属于第一派的“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派的，“在穷源至委，竞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派的，“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8]。和姚名达持同一见解的有刘纪泽、周贞亮、倪宝坤等^[9]。

刘咸炘认为目录可分为总目、藏目、专目、选目四类^[10]。他说的总目，指总录现有书的目录，如《文献通考·经籍考》便是；藏目是指某一个时期的公藏、私藏目录，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是；专目是指专题或专科目录，如宋高似孙《史略》、《子略》，清朱彝尊《经义考》、王国维《曲录》等；选目是指经选择而编制的书目，像张之洞《书目答问》便属这类的目录。汪辟畺等人则认为，目录可分为“纲纪群籍，薄属甲乙”的目录家目录，“辨章学术，剖析源流”的史家目录，“鉴别旧椠，仇校异同”的藏书家目录，“提要钩元，治学涉径”的读书家目录^[11]；《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张遵俭、张树三等人认为中国过去目录可分为有解题的和无解题的两种类型^[12]，等等。

国外目录学界对目录类型的划分也很不相同，如，英国目录学家福开森将目录分为“以时代为选择基础的目录”，“在某一个国内或城内或区内所印刷之书”，“各印刷人所印刻之书”，“非印在纸上而印在他种材料如绸、缎、羊皮、有色纸、日本纸上的书籍”，“用各种字体所刊印的书籍”，“以书的大小为著录之标准的”，“有图解的书”，“各种文字之书”，“分类”，“诸家所藏的书”，“自著书”，“单书，Single books”，“异名氏和不著名氏之书”，“秽亵的书和近于秽亵的书”，“善本或称珍本的书”，“视编者的收藏和本领”编的“普通”的目录等十六个类型^[13]；苏联彼得格勒图书馆学院目录学教研室把苏联的书目分为登记性书目、推荐性书目、批评性书目三个不同职能的基本类型，又按用途的分类，分为普通书目和专科书目，现行书目和回溯书目、传记书目、地方志书目、书目的书目等^[14]；苏联《大百科全书》“目录学”词条说，按书目的社会功用分为登记性书目，科学辅助书目和推荐性书目；根据书目资料的内容可以分为综合性书目，专题目录；按所反映的时间分为现行书目，回溯性书目、预告书目；按地点分为国际书目，国家书目，地区性书目；按书目资料反映的区域分为一国书目，地方志书目；书目的书目和传记书目是目录的一些特殊的形式。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版）中的“系统目录学”词条，将书目分为现行的，回溯性的；除了这样分外，以进一步类分为列举式书目，专题目录。其中，专题目录又分索引，文摘，单主题的文献指南，引文目录，选读目录，书目之书目。以上各种划分书目类型的主张，有的是从书目编制的方式提出来的，有的是从书目的社会职能提出的，有的是从书目的内容提出来的。从这些对于书目类型划分的意见中，我们能够初步看出专题目录在各种类型目录中的地位，了解专题目录同其他目录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过，上述的意见有不少是从目录的某一次要方面加以强调的，对书目的特征揭示得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根据现存书目的实际情况，按照它们的内在特点来进行分类。这样，对于进一步研究专题目录在目录学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一般说来，以书目所收录的图书资料的内容范围和按照书目编制的目的及其社会职能这些标准来划分出的书目类型，可视为基本类型的目录。前者大致能分为综合性目录，专题或专科目录两大类型；后者分为登记书目，专题目录和选读书目三大类型。另外，在现存目录之中，还有一些常被人们使用的以目录的某些次要特征分类后命名的目录，这就是按照目录反映图书收藏情况划分的馆藏目录和联合目录，按照目录著录的图书的时间范围划分的现行目录和回溯性目录。为便于比较和鉴别，现将专题目录和其他主要目录的特点列表说明如下：

（续表）

专题目录是目录的一种类型。当然，它具有一般目录的性质和作用，这就是揭示图书，描述图书的基本特征，借以作为检索图书文献的工具。如是，有人便称为书目是二次文献检索工具。专题目录除了具有目录的这些“共性”特点与作用之外，同时它也具有自己特有的性质与作用，从上面所列的各种类型目录一些特点的比较表，我们可以看出，在编制的目的与社会职能方面，在编制方法上的侧重方面，专题目录与综合性目录，选读书目，登记目录等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专题目录在整个目录学领域中起着自己的独特的功用，它的性能和作用不能由其他类型目录所代替。而且，由于社会的需要，专题目录发展得很快，在数量上比其他所有种类目录的总和还多。在目录学领域里，专题目录已“蔚为大国”，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