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张有堂　徐银梅

唐朝前期（武德元年至天宝十四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溢美之辞频频见于史册和文集：政治清明，从谏如流，量才器使，礼义教化，不主严刑；经济繁荣，“男耕女桑不相识”，“公私仓廪俱丰实”。在安史之乱后，虽然有些地方还曾出现过“更被鹭鸶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的昙花一现的社会情景，但不少地方却一直是“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的萧条荒凉的景象。自古及今的许多学者、专家认为唐朝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统治政策有问题。本文仅从水旱灾害这一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下曲直是非，以供同行们参考。

一、水旱灾害与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主体经济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历代封建王朝在一般情况下都特别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唐朝前期，各届政府坚持“农为政本”的原则，贯彻执行一系列重视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将农业经济置于各行各业的首位，加大对农业的各项投资，不断更新农业生产工具，培养农业技术人员，改革农业操作手段。唐朝后期的各届政府在一定范围内还能依葫芦画瓢，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蜻蜓点水般的作用。但是，水旱等自然灾害却严重地制约着唐朝农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毁废稼穑。唐朝水旱灾害较为严重。据统计，发生过破坏性较大的水灾共计115次、旱灾125次，其中7世纪约占25%，8世纪约占27%，9世纪约占48%。水旱灾害发生的次数随着唐朝的衰落而递增，它对唐朝的衰败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水旱灾害的破坏不是零星的、小范围的，而是大范围的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唐朝的心腹之地——关中（约占22%）、河南（约占13.7%）尤甚，河北、江淮次之，从而导致唐朝血液循环功能衰减，难以再度康复。

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江南道的冀州、括州发生水灾，损苗田8646顷。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天下六十三州大水损禾稼、居人庐舍，河北尤甚”；次年，“河北饥”。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京畿大雨，害田四万顷”；同年，河南道“东都、陈许州饥”。凡遭水灾的地方，田稼无不溺损，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这势必引起不同程度的饥荒，有时轻，有时重；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而旱灾的破坏程序也不次于水灾，往往曝枯田苗，赤地千里。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吴、楚、巴、蜀州二十六旱；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二年七月，剑南州十九旱”；“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秋，诸道州十五旱。十五年，诸道州十七旱。十六年，东都、河南、宋亳等州旱”。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同年“春，大饥，东都、河北、河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旱灾直接枯竭稼穑，使之歉收或无收。唐朝前期，间或出现“十室九空”和“野人多褴缕”的情形。而唐朝后期更甚——饥民云游四方，面黄肌瘦，身弱体孱，匍匐卧地，尸首暴野。

水旱灾害极其严重地阻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它直接关系着唐朝的兴盛衰败。特别是唐朝后期，水旱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频率增大，致使关中、河淮粮食岁岁匮乏，整个社会捉襟见肘，从而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整个社会经济无法得到应有的、必要的补偿。

其次，人殁畜亡。频繁的水旱灾害摧残了一批又一批有价值的劳动力、畜力，使个别的、局部的地区出现了缺人短畜的现象。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江南道的括州发生水灾，溺死9070人。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洛水泛溢……溺死者数千人。三年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者二千余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死者哦而万余人”。对农户而言，一个有价值的劳动力的丧失，简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断了养家糊口的衣食来源和生存之道。总章二年，括州发生水灾，损牛500头。马克思说：“对于小农来说，一头母牛的死亡，就会使他不能按旧日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劳动力和畜力的严重不足，将使生产力无法再充分地发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阻止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迫使农业经济中许多环节停滞，使之难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性地发展，势必使农业经济进一步萧条、衰竭，这又为劳动力的丧失打开了更大的缺口；生产、交换、再生产诸多环节逐渐脱节，从而窒息了农业经济及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唐朝后期尤为突出，饥荒蔓延于各个角落，上至京城，下至边陲皆被囊括进去。

由此可以断言：水旱灾害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性作用极其强大，简直是势大无比的强敌和噬虫，没有超本能的力量将难以幸免。但是，当人们翻阅全唐史时却会奇怪地发现：唐朝前期农业经济一直呈上升趋势，曾出现过“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势必引起人们一连串的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根问底。但主要因素有二：一是时势，二是时政——唐朝日逐盛世与唐政府全力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等政策有关，与救灾治灾措施有关。

二、唐朝政府的急救措施

唐朝救灾治灾措施有急救、缓救措施和长治政策。唐朝前期各届政府同舟共济，力挽狂澜，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以谋求救灾治灾。凡遭水旱灾害淋没枯曝的地方，唐政府均能遣使去排洪制旱以消灾情，多渠道、多功能地赈济灾区民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山东、河南之地四十余州水，遣使赈恤之”。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河南、淮南、江南频遭水旱，遣吏部郎中张旭等分道赈恤”。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饥荒的蔓延，另一方面有利于遏制各种社会危机的爆发。唐政府的赈济措施种类繁多，但主要的措施有二：移粟就民和移民就粟。这些措施灵活而不教条，既经济又省时，既节财又惜民，十有八九能对症下药，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功效。究其本，这些赈济措施的目的不单是简单地救济灾区民众，使他们度过死亡关，更重要的是为恢复灾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保存必要的实力，确保农业经济短暂停滞时期的缓冲力量，为进行新的生产和再生产作必要的准备。无论是从灵活性来说，还是从功效上来说，都是可取的。这也是人们打开唐朝前期强盛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而唐朝后期各届政府的救灾治灾措施死板而又教条，片面而又简陋，往往是顾此失彼，眼睁睁地看着辉煌灿烂、繁荣昌盛的岁月渐渐逝去。

唐朝前期，各届政府的可取之处还表现在两个方面：缓救措施和长治政策——设置仓廪系统、兴建水利工程和发展漕运事业。而唐朝后期各届政府的可悲可叹之处在于：死守陈规，不求更新，以至于缓救无方，长治无策，人祸不断，天灾不息，社会饥荒辐射蔓延。

三、水旱灾害与仓廪储蓄

频繁的水旱灾害迫使唐朝政府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起，开始设置细致周密而又网络全国各地的仓廪系统。它一方面可以救灾，另一方面可以治灾。在救灾方面，可以更好地、更全面地推行移粟就民和移民就粟措施。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七月，“汝南州旱，开仓赈给”。贞观十八年九月，“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言大水，并以义仓赈给之”。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关中受灾，玄宗下诏：“速以当处义仓量事赈给，如不足，兼以正仓及永丰仓米充。”仓廪储蓄是唐朝政府赈济灾区民众，使之凶年度过饥荒、免于死亡的缓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有其适应性和合理性，其社会功效是显著的。

在治灾方面，仓廪储蓄系统是调节物价、稳定市场、维护平粜和籴、进行借贷的重要手段，是恢复经济、发展经济的重要环节，是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矜持的重要工具。所以唐朝前期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仓廪储蓄，大仓小仓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这一时期，仓廪系统较其他时期更为完备、更为发达。但仓廪的储蓄总量毕竟是有限度的，这就决定了赈济的数量也是有限度的（详见表一、表二）。

表一　唐朝诸仓赈贷简表

表二　义仓赈贷诸道简表（公元618年～公元840年）

据表一、表二的不完全统计，唐朝仓廪赈贷次数是有限度的。同时，赈济的人均量也是有限度的，“每人量给米一石，其当户人多，亦不得过五石”，约相当于1个月的口粮。这不可能彻底地、完全地消除唐朝时期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饥荒（据统计，唐朝共发生493次较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到了唐朝后期，水旱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致使仓廪储蓄日逐空乏乃至最终毁废，渐渐地陷入“家无接新之储，国乏供荒之蓄”的困境，经济建设失去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这一方面说明了水旱灾害的吞食、破坏作用很大，另一方面说明了仓廪储蓄是缓救措施而非长治政策。

四、水旱灾害与水利、漕运

唐朝社会经济多次惨遭水旱灾害的猛冲烈曝般的破坏。这势必迫使唐朝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以谋求救灾治灾。除了急救、缓救措施外，还推行长治政策——兴建水利工程和发展漕运事业。

在兴建水利工程方面，唐朝前期各届政府在继承、修补、浚治、支解已有的水利工程的同时，又在中央尚书省工部下设水部，管理全国水利事宜——兴建新的水利工程（见表三）。

表三　唐朝兴建水利工程简表

新的水利工程多数施工较仓促，工程多简陋，灌溉田地超过万顷的水利工程较少。唐朝前期，兴建的水利工程起到了防洪、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经济和治灾的作用，同时还推动了漕运事业的发展。唐朝后期，水利工程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江南、剑南二道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暴涨数尺、数十尺的水灾并不少，洪水往往劈头盖脸而来，淹没沟梁，荡平堤坝，迫使唐政府多次反复修补、浚治、支解原有的水利工程，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兴建特大型水利工程，这势必给漕运事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

漕运事业与唐朝的盛衰息息相关。“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同时，关中、河南、河北又是天灾聚集区。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关中饥……转江南租米，以赈给之”。永隆二年（公元681年）和永淳元年（公元682年）连续大旱，“京师人相食”。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河北饥。转江淮以南租米万石，以赈给之”。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京师及河南饥”。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关内饥”。所以，漕运尤为重要。高祖、太宗统治时期，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即可。但后来由于人为因素，漕运量被迫增大，“转运使岁运二百万石输关”方可。可惜，类似这样的辉煌成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起初，沿大运河、黄河一线直运至东都和京都，但由于洪水频繁地冲刷而使漕河多次发生故障。先后经裴耀卿、刘晏二人努力，实行短程漕运，并在漕河沿岸设置仓廪，以储漕粮。“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傭钱三十万缗”。但是，刘晏以后，漕运量又逐年递减，特别是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年～公元835年）之后，江淮漕粮年均运量不足40万石。

江淮漕运，艰难险阻，费用甚大，但又不能因噎废食，仰赖于就地和籴；因关中人殷地狭，不足相资，一遇水旱，则六师糗粮，百官傣禄，即顿告匮乏。所以，尽管漕运所费甚多，所济盖寡，也不能废弃。唐朝后期，以高昂的代价维持着江淮漕运。但是，这一时期北方旱灾接踵而至，裸露河底；南方水灾纷至沓来，河流旋填淤塞，可不漕而止。从而致使京都太仓空虚，宫厨断炊，皇帝、后妃均为饿殍。

五、水旱灾害与社会危机

水旱灾害的破坏程度固然严重，但是，唐朝前期的部分皇帝和权臣能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上安社稷，下慰黎元”的经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其他皇帝和权臣或坚持不够，或昏庸无能，致使前功尽弃；加之，水旱灾害频繁，从而使土地荒芜，仓廪毁废，水利失修，漕运停滞，人口锐减，从根本上动摇乃至瓦解了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等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使生产、消费、交换和再生产诸大环节不能正常运转，社会经济逐步萧条，各种社会危机也接踵而来。

除玄宗、僖宗二帝倾巢亡遁于剑南道外，其他若干次小型人口流动，主要是饥荒所致。由于关中、河北、河南、陇右等地常遭水旱灾害，饥荒屡至，迫使部分吏民向江南、剑南流动。高宗末年，自河以西，赤地千里，循陇以北，罕逢青草，成群饥民被迫转徙流亡。安史之乱后，南迁民众络绎不绝，致使江南道人口有所增加（见表四）。

表四　江南道四州户数对照简表

宪宗元和年间苏、鄂、洪、饶四州的户数比玄宗天宝年间的还要多，而元和年间全国的总户数与天宝年间相比较明显减少（见表五）。所以，这四州人口的增加皆非自然繁殖，而是迁徙所致。江南人口的增加，有利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唐朝后期人口不断锐减（见表五）。

表五　唐朝人口户数简表

唐朝前期各届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人口政策，并将它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标准。而唐朝后期各届政府处处失政，无法确保劳动力资源，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恶性循环。懿宗年间（公元859年～公元874年），“自关东至海大旱，冬蔬皆尽，贫者以蓬子为面，槐叶为齑”。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关内大饥，大相食”；“江南大旱，饥，人相食”。在义仓的赈济过程中，部分官吏进行“官倒”，牟取暴利，“皆以苛刻害人”，致使“乡乡里里，班班户绝”。“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这势必引起动乱、暴乱乃至于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亚洲……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唐朝的水旱灾害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吸吮尽了唐王朝的血液。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唐代水旱灾害的破坏程度并不是最严重的。历代封建王朝从未彻底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巨患，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些社会财富被频繁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吞噬了，社会经济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到很低的起点上重新起步运行，新的生产方式每次都在胚胎中夭折，致使中国一直在小农经济的怪圈中徘徊。这就是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樊笼中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所以，历朝历代的自然灾害值得人们去研究。

［参考文献］

①《旧唐书·五行志》《旧唐书·食货志》。

②《新唐书·五行志》《新唐书·食货志》。

③《册府元龟·帝王部》。

④《文献通考·物异考》。

⑤《邓拓文集》第2卷。

⑥傅筑夫主编《中国封建经济史》第4卷。

⑦唐长孺主编《隋唐五代史》。

⑧《唐会要》。

（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