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行为

4　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行为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方面，通常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Ho，1981;Wolf，1970)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为了让孩子服从父母，以及维护团体的和谐，父母往往对孩子施加更多的控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孩子数目的减少使得现代中国父母往往对孩子疼爱有加，控制不足。那么，究竟哪一种看法更符合中国父母的真实表现呢?下面将分别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探讨。

认为中国父母对孩子控制过严、过多的研究者(Ho，1981，1986)指出，在对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中国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会产生突然的改变，与婴儿时期过分的仁慈、溺爱相比，当父母认为孩子达到懂事的年龄(一般4到6岁)时，会采取一种非常严格或严厉的态度对待孩子，并且由此开始，将会对孩子实施一系列严厉的管教措施。在Ho看来，在成人眼里，三四岁以下的儿童由于其年幼无知，因此父母基本上不对其提什么要求，但是，一旦当父母认为孩子可以懂事时，便希望其可以按照社会规范和准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符合社会及家庭的期望。Wolf(1978)在台湾一个小山村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现场研究也发现，那里的父母通常认为6岁之前的孩子还不太懂事，对孩子的正式管教也开始于孩子6岁之后，而此后对孩子管教的主要任务则是使孩子学会顺从和尊敬。中国传统父母对孩子社会化的基本任务是教会孩子孝顺，其他的所有社会化活动便围绕此目标展开(Ho，1981，1986)。

在对父母教养的跨文化探讨中，对居美华人(Kriger ＆ Kroes，1972 ;Lin ＆ Fu，1990)、台湾和华人移民(Jose，Huntsinger，Huntsinger ＆ Liaw，2000)的研究都显示，与来自其他文化的父母相比，中国父母通常对孩子进行更多的行为限制和控制。尤其是对孩子的冲动及探索性行为，会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Ho，1981，1986)。

在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控制方面，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认为在当今中国，孩子数目的急剧减少使得父母容易对孩子更加溺爱，在对孩子行为更加纵容的同时会放松对孩子行为进行控制的力度。

那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都市，中国父母是对孩子严格控制呢?还是对其疼爱有加，严厉不足?事实上，中国父母的行为表现与这两种教养模式都有所偏离。他们对孩子既没有严厉有余，也没有像人们所担心地那样众星捧月般地呵护和娇宠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可以称得上是严慈相济、软硬兼施。

首先，在对孩子实施管教开始的年龄方面，研究(Ho ＆ Kang，1984)显示，新一代的父母观念已有所改变，与祖辈相比，年轻的父辈通常认为对孩子的控制应该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如3岁左右，同时，他们也更多参与对孩子的照顾。事实上，已有研究显示，当代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正在脱离传统的轨道(Lew，1998)，尤其对于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父母而言(Ho，1989)，与以前的父母相比，这些父母在教养风格方面显示出更少的专制型作风，对孩子的控制也相对减少，他们往往倾向于以更加民主的态度对待孩子，并且对孩子表现得更为宽容。

1984年对上海地区468个家庭的父母进行的访谈(Wu，1996)显示，独生子女并没有被过分地溺爱、娇纵，在父母的抚养方式方面，他们与非独生子女也没有明显的不同，此外，调查也发现，整体而言，城市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更为严格，他们对孩子开始管教的时间也更早(通常认为应从孩子一岁半开始)，他们中的一些父母会对年幼的孩子从小开始规定较为严格的睡觉时间。张文新(1997)对城乡青少年父母教育方式的对比研究则指出，在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和过分干涉方面，城市父母的得分明显高于农村父母，而在情感温暖与理解方面，城市父亲的得分也明显高于农村父亲，而母亲在这一维度上得分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李凌艳等人(1997)对北京2至7岁儿童母亲的研究表明，与年幼的孩子相比，母亲对4岁以上孩子的需求会进行更多的控制，对其探索性行为会进行更多的鼓励，对其教育会采取一种更为民主的方式，同时也会对其错误行为进行适当的惩罚。徐远超和谭千保(2002)对长沙小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在教养方式方面，父母在情感温暖理解维度上得分最高，其次则是过分干涉和惩罚严厉。从这些结果中，可以看出城市父母在对孩子教养中严慈相济的态度及行为表现。

系列调查的结果也显示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管教的理性化特点。苏敏和曾长进(2002)对湖北小学及初中学生家长的调查也显示，97.4%的家长对“无论家长工作多忙多累，都应该抽出时间来管教孩子”作了肯定回答。陶艳兰(2001)在湖北进行的调查表明，现代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呈明显的理性化倾向，在对孩子的具体管教方式方面，受访的父母也表现出明显的理性，很少对孩子过分溺爱或放任不管，97.2%的父母指出自己不会“明知孩子无理取闹，但仍然依从他”，96.6%的父母认为“孩子不听话，干脆不管他”不符合自己的做法。吴冬娜和洪晓红(2002)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父母对其要求全满足的仅占3.1%，选择性给予满足的占81.1%。

其次，城市的父母也更加重视对孩子独立性和自立能力的培养，他们会要求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整理自己的房间、扫地等)，并且父母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在这方面对孩子的训练越早、越严格(Wu，1996)。苏敏等人(2002)对湖北5所城镇中小学及初中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父母经常要求孩子做的家务有抹桌、扫地(78.4%)，洗碗(50.5%)，上街买东西(44.2%)，洗衣服(13.5%)，做饭(13.0%)。吴冬娜等人(2002)对中学生的调查也发现，在家里经常做家务的占20.7%，有时候做家务的占69.1%。

从上述的研究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孩子过分娇纵、溺爱或过分严厉的担心均不符合现代中国都市父母教养的实际表现，他们在疼爱子女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孩子行为的及时控制和正确引导。在子女教养方面父母这种理性观念的形成，与当今大众媒介对科学教养孩子知识的宣传及普及息息相关。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人们对有关儿童心理教育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一些家庭出现了由于对孩子过分溺爱而酿成的悲剧，这些因对孩子过分娇纵而导致的惨痛教训经媒体的宣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独生子女父母过分娇纵、溺爱孩子的担忧和批评一时成了全社会的热门话题，一些大众性的刊物也往往以个案分析、讲故事的形式(王瑞英，1980;汪景芬，1980)向人们介绍、传播独生子女教育方面的知识，防止人们对独生子女的过分娇纵。

再次，随着通讯工具和手段的不断改进，人们接触信息的渠道日益畅通，现代父母教养孩子知识的来源也越发呈现多样化，大众传媒在家长获得教养孩子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愈加重要。苏敏等人(2002)的调查显示，在获得教育孩子方法的最主要途径方面，家长的回答分别是自己摸索(62.5%)，从电视、报纸书刊上看到(46.5%)，向他人请教(21.2%)，向专家、学者学习咨询(14.3%)以及上辈传下来(9.7%)，从中可以看到大众传媒在父母教养观念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科学教养孩子观念的不断觉醒，现代家长在日益丰富自己头脑的同时，也更加意识到了解孩子心理特征、因材施教的重要性。苏敏等人(2002)对湖北中小学生家长的调查显示，在对家庭教育知识的了解方面，父母对自己在儿童卫生保健及与孩子有关的文化知识方面比较有信心(80%以上)，而对自己在儿童心理发展方面的知识则显得信心不足(低于55%)。对北京小学生父母的调查(Strom，Xie ＆ Storm，1995)发现，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的父母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胜任对独生子女的教养，但是，在有关如何对待孩子的经验问题上，如某年龄段的孩子会有何行为表现，怎么制定及维护相对公平的原则，如何帮助孩子处理同伴间的人际争端，如何和孩子分享、交流思想感情，如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等，他们认为自己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家长对自己教养孩子不足之处的认识，也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内心对科学、理性教育孩子知识的渴望。

最后，中国古代的一些育儿观念，在无形中也会对现代父母的教养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反对过分宠爱孩子的思想。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齐备的家教全书，书中明确指出反对父母对孩子的娇纵和溺爱，认为父母对孩子应该恩威并施、严慈相济。他在书中写到，“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张学智，2003)。在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伦理思想中，也反对对子女过分溺爱，指出“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并认为对子女过分宠爱其结果是“爱之反而害之”(刘兴邦，1999)。虽然这些传统思想对现代父母的思想行为到底能够产生多少影响仍值得疑问，但从中可以看出“过爱反害之”是人们早已悟出的道理。

总之，在现代中国都市家庭，父母并没有对独生子女表现出过度的溺爱和娇纵，作为年轻且有知识的新一代父母，他们不仅意识到科学教养孩子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丰富自己这方面的知识，并能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把对孩子浓浓的爱化作有规有矩的管理和控制，或者说是严慈相济，以望孩子能够沿着正确的轨迹顺利地成长。虽然整体而言，当代中国都市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显示出理性化的特点，然而，不论是社会结构还是家庭结构，中国与西方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文化及环境上的差异，必将反映在父母的教养表现中。那么，与西方父母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控制表现有何特点与不同之处?也是本研究关心的焦点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讲的控制，主要是指父母对孩子行为的一般性控制，但在不同的领域，父母对孩子的控制力度和方式应有所不同。

在儿童社会行为方面，Ho和Kang(1984)指出，中国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攻击行为进行更多的控制，并且对孩子在这方面行为的容忍度也最低。具体来说，在项目“对攻击行为的允许度”上，所有的受访母亲都选“根本不允许”。然而，从攻击行为的生态意义上进行分析，这一情况似乎不再符合中国国情。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具有不同的流动性，与那些生活在资源流动性较低文化中的个体相比，那些生活在财富具有高流动性特点社会中的个体，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流失，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Cohen，Nisbett，Bowdle ＆ Schwarz，1996)。而现代处于转型期中国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会失范(樊平，1998)，在没有明确规范制度的社会里，个体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了免受他人侵犯，很自然地，生活在这样社会里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侵犯行为，不可避免地，在家庭领域也会出现更多对侵犯行为的宽容，甚至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