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

“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浅析《归去来兮辞》的谋篇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布局谋篇，前人有以为疵病者，金人王若虚之论可为代表：

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乱也。《归去来兮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以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滹南遗老集》卷三）

王若虚一方面承认《归去来兮辞》系“将归而赋耳”，另一方面又否定其谋篇特点为“想象而言之”，完全是看走了眼——将一篇自出机杼的想象之作误识为笔法乖违的“追录”之文！

周振甫先生称《归去来兮辞》“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钱钟书先生于《管锥编》中引录之且论此抒情小赋之谋篇机杼为“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与《诗经·东山》征人想象抵家情形相似。也就是说，陶渊明人未归而心先归，赋中所记“身正一一经”之“归园田”诸事，是“归去”之急切心理投射于未来生活的悬揣之笔、拟想之词。《归去来兮辞》谋篇之法，既非“追寻”，亦非“直叙”，而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

《归去来兮辞》由序、赋两部分组成。序称：“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乙巳岁十一月也。”陶渊明自云赋作于晋义熙元年乙巳（405）仲冬，诚可信。而赋中，“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为春日景象。“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涉春季农事。陶渊明所叙之景物农事皆仲冬归去时所无，这应当被看作辞为遥想之作的重要证据。序、赋关系，密不可分，谋篇之法，迥然不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序陈说“昨非”，赋则悬想“今是”。“昨非”种种，系已然之事实，故以实录之笔叙之；“今是”种种，为将然之行为，则非以想象出之不可。陶渊明构思这篇格高韵绝的想象之作，很可能是出于这一考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此句振起全篇。清林云铭论其章法云：“篇首‘田园’二字是通篇纲领”，“‘涉园’一段，了却园事，而园不就芜矣”，“‘西畴’一段，了却田事，而田不就芜矣”。（《古文析义初编》卷四）斯说诚是。《归去来兮辞》行文之法，正以“归园田”三字为中心，将“归去”之事“历历”想来，“一一”写出。

首先，想象归程。“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轻舟疾行春风拂衣，此乃想象归途之愉悦。“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问途于行人昼夜兼程，此乃摹状归心之迫切。陶令踏上归途，时值隆冬，何来拂面之轻风？彭泽、陶舍，咫尺之遥，又何须问途于征夫？——此景乃作者之心而造，非实景也。

其次，想象归舍。“先生与家人有八十日之别，须尽此一日之事，方可及田园也。”（吴淇《六朝诗选定论》卷十一）“历历”想一日之事乃为徐徐状平生抱负作一过渡。想象中渗透的是“怡颜”之乐，“寄傲”之意，不失松菊之志节，宁安“容膝”之贫居。陶渊明记归舍一日之情事，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平生之志的寄托，也是一厢情愿的憧憬。——“僮仆欢迎”，“有酒盈樽”，未必有其实也。

复次，想象归园。“园日涉以成趣”以下，揣想“归去”后生活之安逸、闲适、宁静。陶渊明以“园”为背景自塑的“抚孤松而盘桓”这一形象，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归隐者，也是陶渊明对未来生活的一种自我设计。这位归隐者矫首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仕宦，如无心出岫之云，归园，如倦飞知还之鸟。宋叶梦得评曰：“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避暑录话》卷上）此言“胸中之境”，即陶渊明心中蓄积已久的景象。——显然，怡颜悦色的情事，流连忘返的景色，是“园林日梦想”之“梦想”被诗人所作的诗化处理。

再次，想象归田。“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一个“请”字，明确提示读者，这是预期拟想的行为。其因盖出于“世与我而相违”。然“息交”，不息亲友乡邻之交，故“悦亲戚之情话”，“农人告余以春及”。“绝游”，不绝山川林壑之游，故驾车泛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这样的生活，直至“感吾生之行休。”——显然，这段文字折射的是陶渊明诀别官场时的轻快心境，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性本爱丘山”这种审美情趣的外化。

末次，对“归园田”生活作总体观照。“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园田”后的生活，被陶渊明想象为两个层面，即躬耕自资、赋诗作文。王若虚读此不解：“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实不知这是对“今是”的形象化注脚——当然，也是拟想之词。

种种想象产生的心理基础是什么？陶渊明于卒章自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乐天知命委运任化是陶渊明对宇宙人生的审视，“归园田”这一决断正产生于这种审美追求之上。这样，陶渊明以一篇《归去来兮辞》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既是幻想的，也是真实的，既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既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

将归之际，陶渊明已对“归去”后的生活“历历”作了种种美妙的设想。这些设想，不是凭空产生。隐居之志，久蓄胸中，园田生活，向慕已久，故人事景物，方能“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宋李格非语）同时，陶渊明的想象，又带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诗酒琴书，松菊林泉，为陶诗习见意象；归园田居的隐逸者形象，又与“隐逸诗人”陶渊明的形象大体叠合。于是这篇赋令读者产生审美愉悦的同时，也令读者产生了一种审美错觉，似乎陶渊明“历历想”之一切，皆为陶渊明“一一经”之事实，甚至连王若虚这样的评论家也莫名其构思谋篇的浪漫主义特色。

由于归隐前的陶渊明没有参与农业劳动，没有体味农村生活的艰辛，其想象不免带有夸大的、理想化的、田园牧歌的色彩。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着极大的落差。“贫苦”“饥冻”，“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序中的这些描叙是真实的，酸楚的、令人难堪的，而这一切，在赋中却全无反映。如果“实录”这些事实，情感就不会如此昂扬，意境就不会如此深邃，色彩就不会如此绚丽，文辞就不会如此流畅，展示给读者的隐居生活，就不免要带上苦涩的味道。正因为是一种精神活动，才能给生活的现实涂上一层明亮、绚丽、美妙、醉人的主观色彩，行文才会一派神行，了无窒碍，而这，正是想象的魅力，“追录”之文是难以产生这种审美效益的。

事实上，归田后，陶渊明理想的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那种“寻壑”“经丘”“临流赋诗”、赏菊饮酒弹琴啸歌的生活，毕竟不是归隐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浪漫主义大师陶渊明不得不解决“口腹自役”这一生活的难题。众所周知，陶渊明为辞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这一角度看，视《归去来兮辞》为作者归田后之“追录”，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被称为“实录”的《五柳先生传》，状归隐后生活，与《归去来兮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正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归去来兮辞》所记，是作者美妙的“心造的幻影”，尽管这一“幻影”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审美愉悦。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