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创业的候选人

如果注意到，三千二百万法国人中有二千二百万人在吃、穿方面每天还摊不到七个苏，那么，事情很清楚，所谓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间地狱，而工业主义乃是一种骗局，因而必须采取诱人的和协调的经济。它按人口平均增加三倍的收入，是人们应该同意尽快得到的。

宫廷是否愿意即刻结束自由主义者的骚乱呢？它是否愿意在议会最近一次例会开会前，让像羔羊般温顺的议会解除许多信奉它的外省委员会的工作，而马上全体一致投票赞成预算呢？在议会召开以前，必须使内阁依靠持怀疑态度的团体的帮助，通过自由讲演和报告（类似讲授诡辩主义的集会）的方法，来对新的学说加以讨论。这种得到保护而不必担心野蛮人委员会破坏的团体，在几天之内便将证明，任何自由主义，如果不是直接倾向两个目的，即倾向建立两种监护权力的话，便都是虚伪的和骗人的。这两种权力，一是关于协调的和诱人的生产，另一种是关于公有的货栈业务的诚实的商业。这时，阴谋家便无法再制造舆论了。舆论将晓得，现在的自由主义，在正直人士那里只是一种谋求财富的博爱的谬误，而在哲学家那里则是一种旨在强迫我们更换主人和争夺肥缺的狡计；舆论还将知道，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为政府和人民服务，而不是在为某一方面服务的借口下而使另一方面遭受折磨。一旦新学说传播开来，议会便会明白，进行战争已是无益的事。因为通过协调制度的经营，国家将得到超过需要的新税收；议会还将看到，在使公职人员各得其所，并给予一切议员（这些人的人数是不会多的）一万二千法郎的薪俸之后，就可以立刻废除繁重的捐税。

我们把国王及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即反对国王的人在这种新事物方面的利益考察一下。

国王。从威胁和觊觎王位的自由主义者存在的时候起，国王们便处于虚伪的地位。他们幻想（按某些报纸的说法）拿国家的变革来与自由主义者对抗。当能够轻而易举地依靠舆论来夺走哲学的这种强大的支柱时，暴力便是一种很坏的手段。通过在地球上一个角落里进行小规模的农业试验便可证明，社会幸福是从与这种科学幻想完全相反的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同时还可以证明，这种科学在政治方面曾犯了倒果为因的严重错误。因为它的作家们硬把仅仅由于两种哲学的罪恶——农业的分散和商业的欺诈所产生的社会灾难归咎于政府和僧侣。改造经济的团体借助于报纸，将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使他们虚伪的体系和他们的虚伪的自由主义化为乌有，而内阁很快地就会征集到建立一个实验乡所需要的人的签名的。根据它所希望进行试验的程度，可以联合一百五十个家庭、二百五十个家庭和三百五十个家庭，人数可以从五百人、一千人起直到一千五百人止。

对于王国和大臣们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它们无须用任何的暴力而只通过揭发哲学欺骗行为的方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把它消灭干净的。同时，证明哲学是人民的敌人；它取消了人民的最重要的权利——劳动权和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却用某种最高权利来诱惑人民，但这种最高权利只能够产生有利于煽动者的混乱局面。而这些煽动者一旦爬到最高的位置上，便会来嘲弄人民的苦难的。

政府在完成这种轻而易举的实验时，便可以把豢养刽子手的负担从肩上卸下来，如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样。至于目前，在缺乏说服手段时，它们不晓得怎样来抵制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的革命浪潮。它们牢牢抓住倾向倒退的可耻手段不放。它们断言，经济的发展过多了。其实法国在它的最发达的省份中，还有一半土地没有开垦。过多的，只是那些鼓励劳动人民反对政府的工业主义者或经济学家的派系。为使这个派系绝迹，必须完成它所不能够完成的真正的前进运动。必须把收入提高三倍，而把税额只提高一倍，仅限于二十亿法郎，即比现在的税额多一倍。当人民的收入增加三倍，而捐税负担却减轻一半，同时还按照BC序列获得公平合理的报酬时，便会清楚地看出，工业主义者都是些欺骗社会的不学无术的人。舆论会公平地对待这些冒牌的学者的。

我们转而来考察一下创业的其他候选人。

我们到处看到，沽名钓誉之徒妄想在政治领域中起作用。英国人（如鲍蒙先生一样），为了争夺一个甚至没有把握得到大臣这种不可靠的角色的普普通通的议员职位，要花费六、七十万法郎甚至二百万法郎，而这里则有完全不同的谋求荣誉的机会；协调制度经济领域试验的创始者实际上将成为各国的财政大臣。使税收突然增加一倍和迅速偿清国库债务的希望都建筑在他的事业上。经过六个星期后，他的劳动一旦取得了具体的成就时，他的身上将挂满全地球的各种大十字勋章，堆满了许许多多公爵的头衔，而且还可望获得全球教阶会议奖给他的报酬^[19]。

至于小股东，他们除了有增加三倍的收入（如果试验是大规模进行的话，便可增加四倍的收入）外，还具有使他们的资本增加到三倍的两种保障：第一、是在转让他们的股份上。因为在第一次结算时，如果证明收入增加三倍的话，股份的价格将按同样比例提高；第二、是因为富有求知欲的出资参观者的捐输使资本增加三倍。这些参观者在人数上将许可达到法郎吉成员的半数。如果法郎吉系由一千八百人组成，那么可以接待八百个富有求知欲的参观者，或者在法郎吉为九百人时将可以接待四百个富有求知欲的参观者。在这两种假定情况下，如规定每人的参观费为一百法郎时，每天会有四万法郎或八万法郎的收入，而且有多少愿意参观的人就接待多少。须知，这种场面比歌剧中某些吵吵闹闹的场面更加有趣百倍。人们为了歌剧的这种场面花一百法郎去买一个座位，并且白白地消磨三个钟头。他们除了白花这笔钱外，是毫无新的收获，因为这种歌剧，他们已经看过上百次了。

人们将来到试验法郎吉，以便欣赏大放异彩的和谐。这种和谐是由情欲结构自由地发生作用的，并且具体地证明，一切自然的冲动在运用于情欲谢利叶的条件下都是有益的，同时是由上帝精密计算出来的。事实还将证明道德在违反本性的一切所在都犯了错误。在这里人们将吃惊地看到，讲究饮食已成了智慧的途径；人的性格截然不同，甚至反感都被利用在谢利叶上升的各个序列中，并由于间接相同和以利益为基础的共同性而达到一致。在这里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将被赞美者所包围。而这些赞美者的颂扬将只会产生幸福，只会产生竞赛。每个儿童将享受到自己父母的溺爱和喜欢。而所有的人都坚持自己的劳动和学习的方法。他们除了工作经常变换外，并不希望有别的变动。在这里人们将看到，被道德斥责并宣布为恶劣的共和党人母亲，（因为她们逃避小孩子的吵闹）如何一变而成了最有用的教师。最后，在这里人们将感到奇怪的是，每个儿童都依靠引力来受教育，要求学习，把学习看作一种照顾。而我们现在受道德所指导的、遭受鞭答和惩罚的儿童则只是倾向恶，倾向破坏行为，倾向对劳动和学习的厌恶。这种情欲的天然平衡，有意的和谐的表现和分配方面的协调的场面，看来比歌剧院中一场卖一百法郎和一百五十法郎的座位更有百倍的价值。如果试验是大规模进行的，并且让更和谐的表现和劳动引力的竞赛放射更多的异彩时，便可以把入场券的票价定为一百五十法郎。每天按卖出八百张入场券计算——那么，从第一年起，对股东来说，便是四千万的进款。这种进款将继续保持到两年半至三年。这种进款在巴黎近郊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将更加充裕，因为到巴黎旅行，是所有欧洲人最高兴做的旅行。因此，应该在巴黎近郊进行试验。

创办这种把利益和荣誉结合起来的事业，要比创办那种只做买卖的、不求名誉的企业好得多。然而，后者很容易筹集到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甚至三亿法郎的资本，例如在开凿从巴黎到勒阿弗尔那条无用的运河上就是如此。其实只要挖一条二十英尺深的侧道绕过基白弗堤坝，再挖些深堑和坑道通过象圣莫尔附近的地峡就行了，因为船只没有必要驶往卢昂上游的地方。

一位有钱的巴黎银行家，前几年曾成立了一个有一亿资本的合资企业公司。之后，又成立了一个有三亿资本由三十七家酿酒厂组成的联合企业公司。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与政府发生纠纷，因为政府不愿出让自己的管辖范围；另一方面，要与劳动者发生纠纷，因为劳动者对于工业的苦牢，对于纪律严格的工厂，如制镜工厂（圣安东近郊）及其他工资菲薄、象黑人一样惩罚工人的工厂，都抱着不可动摇的反感。因此，在三十七家酿酒厂工作的人们，在得知了这个方案之后，都非常恐慌。

遗憾的是，本来可以这样容易创办壮丽而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资本家们，仿佛是受了那些胸襟窄狭的人们的欺骗。这些人绝不会想出什么伟大的、高尚的事，而只会醉心于虚伪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种反对政府的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企业是十分有兴趣的。这些企业的大多数，很快地就会成为多余的，正如布里塔尼荒原的垦植事业（一千三百万资本）一样。一旦协调制度的农业试验在劳动大军的帮助下把全球荒地都开垦起来，并且重新种上树木时，这种公司实际上就会解散。这种公司如把期望寄托在劳动引力的试验上，将会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

某些心地善良但头脑简单的人说：“应该把这种发现提交给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是能够看得到这个大计划内的一切事物的人。”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错误的了。人们不会由于他们不象法国人那样目光短浅就成了伟大的人物。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文明制度的疯狂的行为中。但是，如果使英国人摆脱他们的偏见的范围，那么，他们对于新事物是很难接受的，而且完全充满了哲学的迷信。他们在物质的浪费上确实是伟大的。他们曾为一些力量的无益表现（如到顿布克图^[20]旅行之类的事情），悬赏六十万法郎的奖金。可是，这一次旅行并未使他们占有非洲的矿脉和他们所垂涎的对象。他们还为北美航路的发现提出六十万法郎的奖金。而这条航路在商业方面是无利可图的，因为这条航路的保险费会超过所预料的从旅行中得到的好处。

英国对这两种愚昧的举动坚持不放，却不提出本来意义上的两种任务，也即借助诱人的劳动制度来开始研究文化和开发全球，而这种制度只要通过小规模的试验就会把它普及到全球。在这种场合，顿布克图就和巴黎一样，适宜作一个码头。至于北方航路，只有通过全地球的普遍开垦，才会变成有益而实用。这种普遍的开垦会使现在比西伯利亚还冷的地带的温度升高二十度。

英国现在大大地被简单化以及把简单的制度看作是自然界整个体系的不健康恶习所玷污。这是歪曲最卓越的智慧的错误，这是人类精神的原罪。它在农业领域陷入两个恶劣的极端：在爱尔兰陷入过分分散的极端，而在英吉利则陷入苦牢或大农场的极端。这些苦牢使佃农、管理人和助理工匠发了大财，却使几百个无产者家庭陷于极端贫困的处境。英国在商业领域中什么事情也不能发现，甚至连大规模进行的恶事——联合的重利盘剥或侵占大半领土和四分之三的财政的行为，以及奴役宫廷和贵族等等，都不能发现，这是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毫无价值的最广泛的表现。但是，哲学精神却不能够摆脱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英国不会想出复杂的垄断，或者想出那在短时期内能给予它世界权标的诱人的掠夺行为。它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和压榨人的垄断的肤浅制度中。它在商业保障方面（其表现形式为连带责任制度和诚实制度）设想不出任何的东西。英国只会在简单结构中，即在物质领域内考察引力。最后，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即在关于协作社结构的问题上，它希望把物质的东西结合为协作社，而不是把情欲协作化；它把诡辩家欧文搬到欧洲的活动舞台。而欧文歪曲了这一方面的一切智慧，而且由于他的试验的无能，曾放弃了任何的探索，并强迫人们承认这种探索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它本身提出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德翁希尔斯公爵于1822年6月19日曾在议会中说：如果人民尝到某种生活上的快乐，我们便既不会看到什么不服从的表现，又不会看到什么暴力的行为。这位演说家正确地看到了文明制度的罪恶方面，也就是看到了这种祸害在于什么东西也不曾留给人民。在文明制度这种人口过密而生产过少的情况下，抢劫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有人口少而生产多，并能够按照复杂级差来分配的社会结构。

这就是公爵先生用隐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愿望。他也多少愿意有人替他效劳：良好的活动场所对他是存在着的。他的名望和他的信用足以在转瞬间招来二、三十万镑的捐款，从而安排诱人的经营的试验。有多少别的英国人能够实现这种事业啊！只要把他们在收买肮脏的职位和议员身份上所浪费的钱用在这件事上就行了。议员的身份是微不足道的，而劳动引力制度创始人的地位却非常光荣和有利可图的。

在法国，有多少人适宜做这样的事情。例如，富有的银行家（他们的名望和信用足以解决认捐的问题）或具有社会信用的人，都适合做这样的事。那些为了这种事业而成立的团体，情况也是如此。顺便说说，如德·伯莱姆先生创办的团体就是这种团体。这个团体正在从事根绝巴黎赤贫现象的工作。但巴黎并非全世界：应该在整个体系上对邪恶实行进攻，以便预防赤贫现象和贫困，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来试图加以根除；不是强迫地或借助迁移和关在苦牢中的方法来根除贫困。如果为了试验创办一个用诱人的形式来从事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的农场，给予工人以荣誉，诱致人民积极加入，那么，我们会看到赤贫现象和贫困将在一切地区内宣告绝迹。因为由于受收入比在目前的方式下增加两、三倍的诱惑，由于股东得到丰厚的收益，工人得到幸福，所以到处都会有人来效法这种农场的。这种结构依靠不能形成性别和年龄的正确序列的从外面迁来的乞丐，是建立不起来的。德·伯莱姆先生抱怨说，他只能够征集五十万法郎，但他很快地就会得到多十倍的款项——五百万法郎。一旦人们知道他改变计划，希望对全世界发生作用，而不只是对巴黎一个城市发生作用，他就会从对他怀有敬意和信任的整个法国征集到这笔款项。

自由主义都是关心加速社会变革和尽快脱离他们自己陷入的歧途的一类人。策略上的优势又转到他们的对手方面去了。自由主义已失去幸运女神的宠爱了，它在各方面都遇到厄运。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它已经走上了通向断头台的大道。法国很快就遇到严峻的考验。各党派都在纷纷埋怨，谈论国家的变革。自由党在交出了西班牙，交出了自己的要塞之后，并且不是通过发动军队而是用阿尔古列斯的演说来捍卫它时，便自掘坟墓。从发生这种错误的时候起，它刚刚开始生活便从事争论，而且迅速地自取灭亡。

这个党的某些领袖如果一致同意改变策略而成立违反政府意图的协作社，将是合乎时宜的。如果他们组织一个维护政府利益的协作社，政府本身就会请求成为这些人的伙伴。如果某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着手创办一种诱人的劳动农场，着手创办一种作为恢复财政的真正手段和用以协助政府预防平民的贫困、饥饿和堕落的事业，那么，事情也正会是如此。况且，如果他们不结束自己同当局的政治斗争，可以预先警告他们将会有不愉快的结局。但是，自由主义由于巴黎硬塞给它的候选人，而变成十足的寡头主义了；由于它的选举宴会而变成十足的贪赃受贿了；由于它的诬蔑性的黑名单而变成十足的蒙昧主义了。任何发现都反对反抗，因为它不是哲学性的。某一个发现者为了要让适当的人知道他，必须使用某一种毕业文凭。这就是自称为自由和平等的朋友的人所规定的制度！

在法国，任何一位作家或发明家如果不贿赂期刊的下流作家们，便要遭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他们已使读者习惯于用可耻的作品来当早餐，习惯于文艺界的水战。在这种水战中，任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大量黄金来布施的话，都要遭到迫害。如果作者除了这种罪行外，再加上不在哲学面前屈服的过错，那么任何庇护都无法拯救他，他的著作便要受道德家和经济学家的摆布。这些人将无情地撕毁作品，并以基佐的精神——堆积伪造的或歪曲的引文——来制造声誉。从出版界出现无政府的状态时候起，惯于靠诽谤和中伤来过活的读者，必须使穷苦的作家成为自己茶余酒后的牺牲品。多么爱好自由啊！而每次都在抱怨这种现象的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纠正这一现象，如成立文艺调解法庭、新科学和经济改造的团体，以及创办真正实行自由报道而不是为了每行三十个苏的报纸（创立这种使国库再获得五十万收入的公正报纸的计划尚待提供）。

我们提出充满企图扼杀的精神的新科学来同自由主义者对抗之后，在结束我们的议论时，应该指出政府对待哲学和虚伪的自由主义的错误，并指出它们利益所在之处：不是通过国家的政变，而是通过用真理来战胜的方法，以便尽快消灭自由主义。

他们说国王们希望消灭革命。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革命，就必须采用1788年预防革命的那种手段。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手段就是认识上面指出过的四种新科学，至少是认识其中的两种新科学：

1——文明制度的分析（参看第六编）和

2——积极保障的理论。

关于1788年和1789年所说的是什么事呢？是关于弥补每年五千二百万的赤字。问题不外乎是，知道应该从哪里去弄钱。如果懂得了积极保障的理论（其中两种主要的保障是人民保护者所导致的协调的农业和直接分配者所领导的诚实的商业），那么，国王的内阁便会承认，只有从提供巨额收入和建立诚实商业的协调制度的农业中，才能够取得国库的其他收入。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便会得出结论，明白召集一千二百名复兴的智士是毫无用处的。只要展开悬赏竞赛，重重奖赏那些提出好方法来组织产生诚实商业的协调制度的农业的人就行了。

政府由于对保障和新税这两种首要方法缺乏认识，1789年曾召集阴谋家们来共商国事。而这些阴谋家们都深信，社会保障就存在于宫廷与人民之间的政治斗争中，存在于为了争夺肥缺而进行反对当局的战争的议员集团中。当局曾上了这种圈套。如果它懂得真正的保障理论的话，原不至于会上这种圈套的。

另一种预防革命的科学是对文明制度时期要进行研究。文明制度时期，正如应该划分的每种社会结构一样，要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样阶段要按一贯适合于每个阶段的种种特点来加以区别。这种认识会证明，既然民主主义精神是文明制度时期的第二阶段，那些希望复活它的人，便是在推动社会的车轮倒退，从第三阶段倒退到第二阶段：他们复兴和高度飞跃的热情会遭受人们的卑视。每个人都会向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本领把我们带到发展的上升序列中的更高一级的社会结构，即保障的结构中去，那么，你们至少也要把我们从文明制度的第三阶段提升到第四阶段，而不要把我们拉回到第二阶段。”

哲学和虚伪的自由主义的王国只是以这种对文明制度结构及其特点的极度无知为基础的，因为哲学家们借口研究文明制度结构及其特点会导致对真理的失望，必须使自己对这种与文明制度分不开的灾难装聋作哑（正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认识），从而禁止研究这些结构和特点。依靠哲学家们的这种灭火器，吹牛家和体系家们便为自己保留了制造象基佐先生一页书中所看到的十二个荒诞无稽的观点这类谬论的优先权。如果有一篇正确分析文明制度时期、从而正确分析其他时期的论文，人们本来绝不敢制造这一类的谎言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时期都与其他时期有联系，因而在自己身上都有高级时期和低级时期的各种特点。所以就必须区别，其中哪些是借用来的，哪些是由它的本质所产生的。

例如，货币制度显然是文明制度之外的一种特有现象，因为它是与无政府状态和欺骗的商业相反的东西，而这种商业当然是文明制度的特点。具有业务管理上的节约、诚实的保障、由两种抗衡力量所形成的平衡和行动的统一等特点的货币制度，显而易见，乃是从第六时期即实际保障时期借用来的特点。

总之，四种哲学对于文明制度结构方面，及其各个不同部门（商业及其他）的实际进步方面是一无所知的^[21]。政府由于自己无力反对这四个女妖而暗暗感到恼怒。它认为，击败它们将有利于毫无地位的精神科学。我们看到，在法国，国王、王子和奥尔良公爵就是精确科学和工业普及协会的会员。但是精确科学并未达到目的，它们并未消灭虚伪的学说，它们并未向国库提供五亿的新收入。而国库为了要偿清国债，废除令人僧恨的捐税，以及提供社会事业的资金等等，则需要这五亿的新收入。普及现在这种被上述缺陷所腐蚀的工业又有什么意义呢？至于精确的科学，它们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到成就的途径——类比学——而陷于瘫痪。

国王们不能希望从精确科学方面得到什么，更不能希望从攻击他们的哲学中得到什么。他们在学术阶级中没有一个天然的同盟者。少依靠报纸，而多需要诱人的理论。他们的关于高高兴兴地纳税、盲目服从、忘却自己以便为了游手好闲者的幸福而受苦和死亡的学说有什么价值呢？在今天只拿这种令人厌恶的教条来与那善于讨好人民和诱惑人民的哲学相对抗的时候，哲学很容易用狡猾手段来控制舆论。因为它是公断人又是当事人，它可以为所欲为地排斥种种对它有一点点怀疑的发现。

我们对后者略微加以仔细考察之后，就已经从前言中看出，由于复杂化的措施、倒行逆施的竞争和流通、分配上的不合理，以及揭示本能上的不合理，我们的经济制度，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虚伪的。这些标志便足以论证诱人的行为方式的实验。这种实验是通过小组谢利叶和时间短而多样化的会期来进行耕种、生产、制造和消费的。而这种小组谢利叶和会期都很好地贯彻着竟争的精神，并受双重的热情所推动。

主要的是必须指出情欲谢利叶的三种动力，并且指出发掘和利用完全被文明制度的教育所扼杀和歪曲了的本能的方法，其次是指出对我们非常陌生的本能和性别的竞赛（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章）。

在读了运用间接的和出于情欲的生活服务这类事情的详细情节（第四编和第五编），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吃惊的事情的详细情节，从竞赛性的膳食学的详细情节起，直到平均分配的详细情节止，每个人都将说：正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情欲才无愧于造物主和人类。上帝依据关于天意的保险和关于经营的神圣法典的必要性，是应该给予我们这种社会制度的。有半打关于这些原理的讲演，便能推翻哲学的一切阴谋诡计。

我再说一遍，使那些在地位、财富或演说才能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出于虚荣心来追求改变世界命运和得到与这种角色有关的奖励的荣誉，使他像伊萨培拉女王那样抱着怀疑态度同意进行试验，这也就行了。在小心谨慎的条件下，组成一个小规模预备团体，借助于报纸来传播学说和影响，经过三个月，试验即可进行。而这种报纸在得到这样新颖和这样卓有成效的主题时，将很快地获得比任何期刊更多的订户。只要当局抱着怀疑态度支持它，并在与恐吓学术界的所有宫廷人士的野蛮人委员会作斗争中保持中立，这就行了。

我在这篇宣言书中，正象在论文中一样，在批判商业和哲学等等集团时，并不谴责那靠营私舞弊来获利的个别人士，而是谴责造成这种营私舞弊的法律。在这里，某些人会喜欢那用在这里并不恰当的甜言蜜语。人们读一读第四十章上的论文时，便会承认，这是一种半宗教式的学说。这种学说除了讲座式的和慷慨激昂的腔调外，是不能容许别的腔调的。

哲学家们自己就卑视学院派的虚伪的温柔。他们曾谴责大臣们不该对虚伪的自由主义抱有反感：每天早晨他们都对大臣们进行充满愤怒和粗暴感情的猛烈攻击。难道我们对我们的利己主义哲学家的尊敬，要超过他们对现今世界的伟人所抱的尊敬吗？况且，他们自己就在责难自己的科学——当你们弄明白，这不过是我在内封背面上所引述的他们对自己的责备的反应时，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低头膜拜呢？在读了那些话之后，你会高声喊叫：“这些哲学家多么阴险狡猾啊！他们明知道文明制度是有害的，却希望扼杀那向我们提出摆脱这种制度的出路和使我们达到幸福命运的发现！”

【注释】

[1]莫罗·德·让涅斯（1778—1870年），法国杰出的统计学家。——译注

[2]我要预先提出若干指标。在这篇论文中将会看到：
第一、人们对文明制度已经写过成千上万卷书，而它到现在还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关于这一点，依据第六编便可以判断出来。在该编中，我曾说明了确定文明制度发展和衰落的特点的类和种，以及说明那些拖其后退而还认为是使它跃进的哲学家们的谬误。
第二、依据各种各样理由（或者只是关于保障、平衡、均衡、均等的叫嚷）来进行讨论的社会保障竟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议员老杜本曾在讲坛说：“我认为我们所确定的一切保障办法只是一种幻想而已。”由此，显然可见，人们忽略了关于实际保障的科学。
第三、同样显然可见的是，人们已被欧文先生愚弄了十五年。欧文曾希望进行建立协调的或协作社经营的尝试，可是他完全没有明确的理论——他遭到了失败，这就是尚待我们去发现的第三种科学。
第四、同样正确的是，我们还停留在牛顿所开创的引力计算学的中途，而为了使其完成，就必须研究情欲和本能的部门，确定他们所渴望的结构。这是第四种新的科学，而我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其他科学。其中最出色的科学，是谢林和德·拉卜拉斯预先指出过的类比学。
我宣告这许多新科学，将会冒犯傲慢的读者。如果我不提出新的科学和新的方法，那我的《新世界》的书名便成了自我吹嘘。新大陆世界曾向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新物种：马铃薯、香子兰、可可、烟草、奎宁、洋红、骆马、白金等等；科学和经济上的新世界同 样应该向我们提供几百种意料不到的新事物。

[3]圣丹尼、弗莱利和布尔顿等街道，当时是批发商和零售商聚居的地区。——译注

[4]这篇论文的原文为俄译本删去。——译注

[5]同上。——译注

[6]维莱尔（1773—1854年），法国政治活动家，伯爵。——译注

[7]范妮·莱特（1795—1853年），苏格兰女作家，曾经在美洲进行过农业协作社的试验。——译注

[8]圣西门主义者的机关报。

[9]古斯巴达被奴役的人民。——译注

[10]帕宾（1647—17 14年），法国物理学家，蒸汽机发明人之一。——译注

[11]阿尔卑斯山山脉西部的最高山地。——译注

[12]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鱼的女妖。——译注

[13]当时的资产阶级报刊，如果有人按行数来缴付广告费的话，是什么论文都愿意刊登的。——译注

[14]这是从基佐先生的著作中选出的一页——人们不会责备我，说我选出它来是抱有恶意的，因为我并未读过他的著作。这种选择是别人做的，即1828年4月19日的《商业杂志》（《Journal du Commerce》）做的。该杂志登载这一页，是把它作为政治深奥和高超的榜样来看待的。我曾在其中随随便便地curren te calam o）就发现了十二处荒谬论点。当然，关于这样的论点，我还可以再找出一倍来，不过这十二点已足够考察一个问题了。不可能再有更多的稀奇古怪的体裁了——这是基佐先生硬加在我头上的才干，其实这种才干正是应该属于他的——现在我们就来判断这个问题吧！
1.一般说来，他是非难哲学的。他曾带着预言家的声调说：不错，存在着人类的一个普遍命运。因而，这种命运并不是四种社会结构——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宗教制度和蒙昧制度——中的任何一种社会结构。这四种社会结构是各不相同的，彼此抱有反感的，因而形成各具恶感和不相联系的四人舞。整个说来，它是与普遍的命运相对立的。由此可见，基佐先生的预言就意味着对文明制度的指责，因为文明制度不能够成为普遍的命运，而且在引力研究中探讨那立即而不是在几世纪中才应用于全人类的社会结构的任务已经耽误了。哲学界庇护这种耽误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实际的和普遍扩展的进步事业上的无能。
2.他考察了各种不同的成就，并且说，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文明制度。那么，这究竟又是什么呢？这样看来，也许可以说，各种不同年龄的人还不是人。固然，文明制度还要经历两个阶段——自己的第四阶段和保障制度的中间阶段，或经历基佐先生深信不疑的那种发展。但是，若说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现状都还不是文明制度，这是不是郑重的态度呢？这个社会结构和所有其他各个时期一样，乃是一条象几层楼房含有几个楼梯的发展途径。我们已达到了第三层或第三阶段。如果只有最高一层才是房子，那么，为什么基佐先生不教我们建立文明制度时期的第四阶段呢？在这里和在上面所说一样，他自己揭穿了自己的诉诸于社会发展的成就的科学。他的科学是不能够开辟达到这种成就的道路的。
3.他在抱着发掘出文明一词的真正含义的希望中发现了，第一，把这个词理解为进步、发展的思想。而这种发展要以进展着的人民为前提。嘿，哪个社会不在进展呢？格林纳达岛的摩尔族人，当然也在向前进展。他们摆脱极粗野的、甚至并不是第四阶段或完善阶段的野蛮制度的时候，在短短的期间内便具有了只有在第一阶段中才看得到的那种最精确的文明制度或骑士精神的特点。他们甚至具有求知的能力、即文明制度第二阶段的一个特点。他们发明了代数，成功地创造了科学和艺术。他们的文明又处于与第二阶段相结合的一个半阶段—— 我们并不是常常看得到循着社会发展阶梯更迅速的向前进展。
由此可见，野蛮制度在进展，而蒙昧制度同样也在进展。突然建立了文明制度的海地人，在越过宗法制度时期和野蛮制度时期之后，曾完成了长足的进展。散德维肯群岛的居民半世纪来的进展比我们还要快，因为他们一下子就从蒙昧制度进入到了本身具有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的某种东西的三位一体的中间阶段。我们迈不出这种巨人般的步伐，甚至不能够以龟步前进。我们在比发展道路上的任何时期更混乱、更腐朽、更不幸和更愚昧无知的第三阶段即文明制度下，仍然陷在浅滩上不能自拔。我们获得了具有大量虚伪知识和蜕化现象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会促使我们倒退，或是产生社会的动乱。埃及人从野蛮制度的第三阶段进入了第四阶段时，便同我们一道沿着真正进步的道路前进。他们曾循着自己的发展阶梯前进得比我们的发展阶梯还要远。人们正是违背了希望只有文明制度才有前进能力的基佐先生的意愿，在一切社会结构下都是这样向前进展着。
4.他说，（文明制度）作为公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完善的境界，是一切成员间力量和幸福的最公正的分配！在这几行文字中充满了多少虚伪的论点啊！毋宁说，文明制度是压迫公民的现象，以及社会欺诈和商业欺诈的精密化的表现。请看一看《前言》中所 提到的商业苦牢方面的情景吧！蒙昧制度下的儿童有多少幸福，而文明制度下的儿童却有多少不幸。他们在鞭笞下一天要做十九个小时的工作，只是为了挣点不致饿死的工资。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这就是公正的分配！这就是整个民族由于工业主义或过分不合理的竞争所应该得到的命运。尽管富人们在穷奢极欲方面，在玩弄愚蠢可笑的装饰品方面获得了什么成就，他们依然还是摆脱不了苦恼和空虚，甚至国王还为这种空虚诉苦。外交、法学、商业只是在奸诈狡猾上，而不是在完善化或诚实上取得了种种成就。看来，恶的成就就比善占了上风。至于谈到分配，对工人来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公正，更令人难于忍受。只有象基佐先生这类领三万法郎的高薪以便推销大批的虚伪论断和把自己出卖给用优厚报酬来收买他们的政府的人，才赞许这种分配。
我们来把德斯杜特·德拉西伯爵的意见（《论政治经济学》）与基佐先生作一比较。德斯杜特·德拉西伯爵说：雇佣劳动者们只有从所有其他的入那里获得一点残羹剩饭！因此，经过一定期间之后，当由于歉收或工厂停工而使其他的人没有剩余的东西时，雇佣劳动者便要俄死。多么公正的分配啊！德拉西伯爵不加粉饰地描绘了文明制度。而基佐先生为了赚得自己的三万法郎，在自己轻信的听众面前大肆吹嘘，把这些本是第六时期的特点硬加在文明制度身上。
5.伟大的文明事业中有两个事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发展。这两种东西恰恰是文明制度中所没有的：丧失了社会生活发展的果实的十分之九的个人陷入丹塔尔王的命运，备受他们深感需要的种种幸福的折磨。至于谈到个人生活，最文明的阶级即富有的市民阶级，也是过着最简陋、最受病痛压抑的生活的阶级，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吗？连儿童都遭受到这种苦难，因为在巴黎的某些比乡村文明得多的地区，儿童的死亡率却比乡村高七倍。由此可见，认识文明制度的某些真理的一个手段，就是要把文明制度想象得与基佐先生所说的完全相反。
6.实际上，在欧洲各个不同国家的文明制度中存在着统一。要违背显而易见的事实，确实需要厚颜无耻。
他在上面说过，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文明。现在他却想赋与所有这一切以最有价值的特点——统一。其实，这种统一是与产生各种各样两面性表现——管理制度、宗教、社会法典、等级、习惯、自相矛盾的道德、语言和方言、印刷字母、货币和度量衡，最后，甚至子午线等等的文明制度，水火不能相容的。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文明，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统一。关于文明制度两面性的表现，我有五十多个论题，如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种利益的矛盾，等等。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让自己的诉讼委托人进行诉讼；裁缝匠、鞋匠希望使每个人都穿质量不好的布料和皮革，以便人们再一次光顾他们；建筑师希望发生火灾；玻璃匠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都打碎——这一切都为了商业的福利。
简单说来，文明制度乃是由两面性表现所组成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而这些两面性往往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正如哲学科学的两面性一样。它一方面鼓吹卑视财富和热爱真理，而另一方面则鼓吹热爱商业，鼓吹拜金并且宣传听凭欺骗行为为所欲为和任凭商人发挥作用的教条。在文明制度下，从基佐先生的教程算起，一切东西都具有两面性。基佐先生自己也未必会相信他在讲坛上所推销的虚伪论点中的任何一句关于统一的话。但是看在三万法郎的面上，当然，必须对心地善良的听众们扯些无稽的谎言。基佐先生广泛地利用贺拉斯所提供的权利：
⋯⋯ 对于画家和诗人（还有诡辩家—— 这是傅立叶加的〔译注〕） 人们自古以来都是给予充分的权利的。
7.它（文明制度）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并力图到处都达到同一种后果。怎么知道它从什么起点出发呢？ 人们从来不曾对这点进行过任何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是如此愚昧无知，以致在整整十年间，报纸都一直赞美着犹未摆脱野蛮状态的埃及复兴 的文明。在埃及，野蛮制度由于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而有所改进，但是穆罕默德巴夏的新设施，并未越出野蛮制度的范围，例如杖刑、纳妾、垄断等等，就是如此。
的确，文明制度由于自己普遍沉迷于商业制度，到处都力图达到同一种后果。但是这些后果——如假货的极端精密化和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化——都是与基佐先生拿来安慰我们的话形成尖锐的对照。因此，他所偶然吐露出来的唯一的真理本身，便推翻了他自己所说的关于完善境界和幸福的公正分配的奇谈怪论。
8.他说，法国是文明的焦点和策源地。这是为了三万法郎的高薪所作的十分笨拙的阿谀奉承！ 难道人们不晓得，文明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策源地是英国，在艺术方面的策源地是意大利吗？ 因为全欧洲都到那里去研究艺术。英国在农业、工业生产、力 学、海运方面的优越地位难道能够否认吗？ 当我们的农学家和统计学家证明，英国的农业在一切机会相等的条件下，能够提供比我们几乎多一倍的产量时，硬要把法国提到第一位，实在是厚颜无耻之至。
大概有一件事法国可以称得上是焦点和策源地——这就是在滥用进步、欺诈、浮夸和诽谤方面。法国在这些活动方面是站在最前列的。它是策源地，堕落现象就是从这里扩及到文明世界的。以前曾以欺诈著称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今后只有步法国商人的后尘了。文学和选举制度变成了两个诽谤的火山口， 科学变成了野蛮行为的假面具。这个排挤巴本和勒蓬的国家，却授与发明宽袖和其他荒诞东西的任何一个人以荣誉证书。在这里，有益事物的发明者也象在伽利略时代一样受到摧残，甚至受到比伽 利略时代更加严重的摧残。因为现在的野蛮人是打着大吹大擂地反对黑暗势力和摧残者的自由党人的旗号的。
法国正在受着滥用一切的恶魔的折磨。关于这一点根据俱乐部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俱乐部早已在英国存在，但在那里从来不曾引起混乱。在法国俱乐部才刚刚建立起来，却产生了骇人听闻的堕落现象。法国是一个小孩子和政治上的幼儿，必须把它 作为一个被大人禁止使用在小心人手里不会出危险的武器和锋利工具的儿童一样来看待。所以，它的一个政论家本日曼·孔斯坦先生很有充分根据地说：代议制不是法国人所创造的（法国人是一个没有社会情神的民族， 当他们在获悉自己军队全军覆没的日子还跑去看戏。法国只是滥用文明的策源地）。我们要中断关于这个题目的谈论，回过头来谈论这个愚昧的教授。
9.文明是复杂的、难于描述的、普遍秩序的问题。三种虚伪的论断一个紧跟着一个！某些诡辩家在每一句话中都有错误，而基佐先生却在每一个字中都有错误。再没有比文明制度更容易叙述的了。我曾在第六编中，在可以容纳八卷材料的八个不长的 章节中提出了这个分析的计划。它们包括有八类应该加以叙述的特点及其结构。说文明制度是复杂的制度，这一点也还不够正确。因为构成它的首要因素——农业的分散 性，商业的无政府状态等等，都处在完全矛盾之中。商业是生产的吸血鬼，而生产对它的掠夺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文明制度下的一切动力都是不协调的，各不相同的。在这里，一切都显示出行动的两面性，而不是复杂性——这一点我刚才已在第六点中证明过了。
另一方面，普遍秩序问题的名称并不适用于文明制度，它是只限于人类六分之一的地区性的问题，因为俄国和波兰的农民，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农民并不是文明制度的人。我在一份报纸上曾读到，基佐先生曲解了普遍的一词的含义，对它加以异乎寻常的应用。他自己陷入他硬加在我身上的那种怪癖中——在华丽的文体中堆积了种种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他的流利的口才并不能使这个词本身具有新的意义，他并不能强迫人把局部性的秩序当作普遍性秩序的对象。但是文明制度乃是局部性的秩序的问题，是构成被称为不合理状态类的三个时期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分散的和令人厌恶的农业。
10.不能够只局限在一个国家内来探讨它，它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分散的。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农业的分散性，商业的欺诈，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行为的两面性，复杂的压迫或双重的恶，这些重要构成部分到处都是一样的。这些混乱的基本表现存在于文明的各种形式中；只有四个完整阶段和混合阶段的多种多样的、首尾一贯的特点才是分散的。二十个国家能够代表在特点、发展的表现和特点的配合上各不相同的二十种文明。但是，基础即基本部分在任何文明和某一社会时期的一切阶段中都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是赤裸裸的粗暴压迫，那就是野蛮制度的结构；如果是不用暴力的阴险行为，那就是宗法制度的结构；如果是暴力与阴险行为的结合，那就是文明制度的结构。文明制度乃是产生行为两面性的种种罪恶因素的结合体，而不是产生象基佐先生所断言的那种导致统一的复杂行为。基佐先生在自己搜素枯肠后才写出的关于社会运动的著作中，如果不使自己陷于自设的陷阱和使自己丢脸的话，那就会连四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他仍留在历史的领城中比他踏入自己陌生的境界反而要更好一些，因为在他所不熟悉的境界中，他无法避免不误入迷途。
我所分析的这稀奇古怪的一页，在哑谜的形式下包含着一些无益的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这些得到奖状的堂哉皇哉的哲人们，滥用听众的纯朴到了何等的程度：关于文明制度的纯朴就是如此。
11.文明究竟是祸呢，还是福呢？它是全世界性的吗，它将扩及于全人类吗？有多少重要的小事啊！这等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等于对任何一个学生心目中可信的东西发生怀疑。请基佐先生从卡迪斯到摩洛哥城市丹吉尔去调查一下吧——只要作半天的旅行，他便会明白，文明制度究竟是不是全世界性的，它是否扩及到全人类。“它是祸呢，还是福呢？”这无异是把大家心目中显而易见的东西作为问题来提出。文明制度对于象基佐先生那样有三万法郎高俸收入的人是福，但对于那些牺性自己一生来为主 人发财致富的人，对于那些在鞭笞下一天作十九个小时工作（英国的工业生产）而赚不到六个苏的儿童却是祸；对于居民中陷于赤贫状态的一半人，以及对于另一大半失去了快乐方面的一切东西的人是祸。
在政治方面，文明制度如果只延续很短的时期即只延续五百年，那便是福。因为它对于创造社会进步的各种不同的动力——精确的科学、艺术、极端的奢华和进入高级时期的其他手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在创立了这些手段之后，文明制度仍继续存在下去，它便变成了奇灾大祸。因为它会滥用这些手段，特别是在法国更是如此。它会利用这些手段在政治意义上制造加深人民赤贫的社会风潮、骚乱和革命；在物质意义上使水土气候变坏。因为过分延长的文明制度时期将使森林破坏，山坡损毁，水源涸竭和一年四季失常，从而很快使水土气候恶化。我们预见到恶劣气候现象增长的两种证明：1829年在法国没有夏季和秋季；亚述、迦勒底、毛里塔尼亚从前是极肥沃的地区，而现在竟变成了多沙的荒原。古代农业方式的不良后果，在野蛮制度结构下或文明制度结构下达到了同一个终极目的—— 使森林破坏，山岭光秃。请看一看法国南部——普罗文斯、郎格多克和其他一些沾到文明制度恩惠的边区的草木不生的山脉吧。从前它们有丰富的森林，气候比较温和，到处都长着橄榄树，而现在这种 树木已经绝迹了。因而，文明制度的寿命超过其自然的期限时，便成了一种祸害。
12.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社会是为个人服务呢，还是个人生来为社会服务呢？人们同样也可以问手是右手为左手服务呢，还是左手为右手服务呢？多么无聊的问题！两者应该互相服务。哲学家们告诉我们，在社会体系内一切人应该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如果社会不为个人服务，剥夺了个人的天赋权利—— 狩猎、捕鱼、采集果实、放牧，等等，那么，这种联系究竟存在哪里呢？同时，社会为了报偿个人的有效的劳动，应该保证他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是文明制度下无法做到的事。为了要偿还个 人的劳动，必须发现一种更有生产效率的、在分配方面更公正的、特别是在人口方面有所限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只要问题是涉及发现，哲学家们便要从中取利，而把最容易的问题认作是不可解决的。因此，在对待上面所引述的问题上，他们便暴君般地作出决定，认为个人应该把切、甚至把自己的一鲜血（招募新兵）献给社会，而社会给予个人的只应该说几句好话，例如，说他们有得到最高权力的权利，等等。对于需要工作和面包的不幸者来说，这是多么滑稽可笑的报偿啊！
为了结束这种情况，基佐先生借助一种极巧妙的方法。他声称，他有进入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即进人看不见的世界的希望。在那里他将与上帝合而为一。上帝是否愿意同基佐先生这样的诽谤者为伍，还有待查明，而且他说不定还会把所有这些舞文弄墨的坏蛋都打进十八层地狱。哲学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向我们说，他们相信上帝。在二十年前，当他们不怕主教会议时，他们不曾谈过这点。但是，自从无神论者的辞典不再吃香，同时为了保持高薪而必须有基督教的观点时起，这些先生们便马上充满了信 仰和虔诚的热情；他们到处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人们却没有询问他们的信仰，因为谁都明白，他们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漂亮的词句说服不了任何人，现在歌唱这种翻案诗为时已经太晚了。
在结束基佐先生一页中这十二个荒唐论点（在其中我还可以发现更多的荒唐论点），并且加以复述时，我很难理解，在有上千听众的讲堂里推销这种胡言乱语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严厉地加以反驳，指出他的这种不体面的矛盾说法：“文明一词包含进步或发展的思想；它要求有不断前进着的人民。”结果是，野蛮人就是文明制度的人，因为，就政治的意义来说，或就生产的成就来说，这种人在中国、印度半岛和日本都已有很多的进展；结果是，当有了这些成就的时候，他们都是文明制度的人了。然而这三个地区却从来不曾越出野蛮制度的状态。任何人都不能指出这位教授的矛盾，因为大家都不能够识别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从来都不是按部类来分的，而哲学也压制人们对这些特点进行任何的研究。
从这种疏忽可以判明，历史课的听众对于文明制度结构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比教授多，所以后者能够逍遥自在地在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玩弄各种诡辩，编造各种奇谈怪论，把进步安在这种其实是真正倒退运动的行为方式上。而把现在衰老的文明制度引到青年时代的狂妄行为和民主主义幻想的各种自由主义体系又是怎么样呢？这是从第三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是虾的高度飞跃，而这种骗人的观点却还受到听众的欢迎。因为听众只寻求一连串没有意义的词句，在深信这都是哲理的东西时，便毫不加检查地加以相信了。在听了基佐先生关于社会进步的混乱而毫无意思的演说后，每个人都出来说：“这真是哲理啊！ 在这里您领悟到了什么没有？ 没有！是啊，这正是因为它是最高哲学领域中的东西，这是教化的巨流——其中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呀，哲学的奥妙是多么深邃啊！”
我在这里并不来指责天真的听众。在这个充满了有钱的游手好闲者的大都市中，在这个由于对自然界的奥妙充满好奇心的、因而总希望听一听不管真的或假的预言家的说法（正如女人们需要女巫或拆字先生一样）的世纪中，是需要这些智力的喜剧的。政府分明看到，在这种哲学的模糊不清的废话中掺杂了一些有害的学说，这种学说可以被用来煽起暴乱，攻击当局。但是，政府除了采取增加哲学家集团势力的压制方法外，并没有任何与之抗衡的吸引人的理论，也没有任何抵制的手段。现在政府可以通过拿新的精确的科学与被称作哲学的骗人玩艺儿相比较的方法来揭穿它，不必进行攻击就使它处于狼狈不堪的状态，用嘲笑就可以把它消灭。
受基佐先生贩卖的这一类政治胡说欺骗的听众，是反对任何新的、精确的科学的：他们担心在埋怨的手段方面的损失，会抵销他们在教化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孔狄亚克对于这一点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对什么都没有研究过的人，比那些作过大量研究工作和写作很多书的人，将会更好地听取新科学的呼声。”我们的恶劣的著作教会读者象相信哲学家的预言一样，也相信它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并且要读者毫不加检查地接受任何诽谤的言词，只要这种言词具有滑稽可笑的体裁就行了。因此，从不久前起，诽谤已成了法国文学中红得发紫的商业部门。也许能够借助象文艺调解法庭和文艺秩序的指令这些人所共知的措施，很容易找到制止它的手段。
由于缺乏这些监督措施，诽谤者们交了好运，他们甚至能够穿上正义的外衣：基佐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的《野蛮人评论》的一期上曾大吹大擂地反对诽谤，并为一本叫作《忘却了的纪念册》的小册子的事而替塔兰公爵作辩护。当事情涉及有权有势的人物时，文艺的变色龙便摆出正义的伪装。这是为了更好地践踏无保护的人的一种狡猾手段。受达官显贵庇护的有势力的酷评家，在肆无忌惮地破坏他的没有受庇护的敌人的名誉。我曾说过：在作家的种类如此众多的巴黎，至少应该设立一个调解法庭，以便确定一种抵制破坏名誉和诽谤的手段，既用不着花钱，而且可以立刻运用。人们创立军事调解法庭，为什么在这种司法人员有这样多的业务可干的巴黎竟没有文艺调解法庭呢？
除了要有制止政治诈骗行为的团体之外，还需要有一条能够发明出不同于宽衣袖一类东西的门径。政府被那些对它吹嘘完善境界的诡辩家们所包围。他们每天在讲坛上和著作中都贩卖着大批的社会邪说，我所指出的深受我们报纸大吹特吹的基佐先生一页书中的十二点谬论就是这样。批驳这些哲学的论点，成了公开讲授我们上面所说的新科学的团体的会议上极有趣味的讲演题目。害怕这种监督，马上会麻痹象基佐先生一样有目的地卷入社会政治的优秀思想家们的意志；他们势必会来学习这种处处会使他们陷于困境的新科学。一旦他们认识了这种新的科学（经过三天的学习），他们便会热烈地附和，以便从上述指出过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中取得利益。四分之三的哲学家 会站到新的旗帜之下，而其余的四分之一则会摇摆不定。
政在帮助具有善良意图的文艺府团体的时候，已表现出了建立抵制这些诡辩家的据点的愿望，不过这个团体无论采用什么措施也无法同这些诡辩家们抗衡，它还没有创立诱人的新学说就投入战斗。它只不过有演说家的才干来作为武器，而这种才干在破坏秩序的人那里是很多很多的。它必然会在大多数的压力下垮台的。应该与哲学家对抗的学说不外乎是关于实际保障的学说和受基佐先生所诽谤的关于劳动引力的学说。
为了证明这门科学和他本人一样也是有罪的，为了证明在一切教师教导下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循环论法，只不过是轻信的圈套，我要在第五篇论文中分析基佐的一个同事库辛先生的两句话。我要为他辩护，证明报纸对他提出的谴责是不公正的，并从而得出结论：在具有善良意图的学者手里就已经是一种骗局的哲学，在那些使其成为野蛮行为的杠杆的人的笔下，如代表科特多尔和都伯两个选民委员会的自由党候选人先生所做的那样（参看第三篇论文），就尤其是如此了。甚至他的朋友们都在说，他超出了文艺野心的界限，并且说我是应该教训那些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这样危险教训的人的。
报载政府已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辞退所有在这种历史课程上有缺点的人。如果这个委员会想要铲除一切狡猾的学说，想要铲除一切使智慧退化的古怪的论点，它会有不少事情可做。关于这一点，根据被辩护士们称为杰作的那一页中的十二点谬论就可判断出来。——这一页尚且如此，而其余各页更不如这一页，它们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使听众习惯于这样轻信奇谈怪论和许多没有意义的词句的教学，只能毒化判断力，为叛乱分子制造条件。最后，必须用强有力的竞争，用精确的、有益的、诱人的科学来对抗这种欺骗的科学，而不是用虚幻的障碍，用那种只能增加对它的信任的权宜之计来与它对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科学（更正确点说是迷信）使人盲目地相信它依靠这就是哲理这句神圣的格言所散布的一切蠢话。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危险的呢？

[15]这句话引自伏尔泰所写的一部悲剧。——译注

[16]彼得罗（1798—1834年），巴西皇帝和葡萄牙国王。——译注

[17]玻利瓦尔（1783—18 30年），南美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译注

[18]阿莫罗斯（1767—1848年），西班牙军事教育家和国务活动家。——译注

[19]创办人有时是资本家、工厂的厂长，有时是领导股份公司的宣传家或谈判家。作为从全球方面得到的报酬，他们将获得这样一种赠品——一个与法国大小相等的世袭的帝国。此外，他们还在全球教阶会议，即全球各国全权代表会议中得到主席的职务，他们有权对领导社会的工作和分配在实行节育前一百年中经常发生的过剩人口的工作作出种种决定。
在这些方面，将与那些有荒地的国家进行谈判。例如，可以向巴西的国王说：陛下拥有比法国面积大十倍的土地，而陛下的居民几乎不及法国居民的十分之一。请陛下让出我们可以往那里移去二千万居民的土地面积，而我们也愿意移去同样多的居民给你，以便住满陛下的只是居住着鳄鱼、猿猴、毒蛇和蚊虫的帝国。当然，在这种让出的领土上，将建立一个帝国来作为对协调制度经济创办人的奖赏，而两个国王在出让的领土上也会得到好处的。协调制度经济创办人在获得帝王的称号时，便可以在欧洲的某个城市中有驻跸地，等到帝国完全建立起来时或当它的居民超过指定数目的一半时，他便登上王位，或把自己的继承者派往那里去。

[20]撒哈拉沙漠南边的一个古城，中非商业和伊斯兰教文化的重要中心。——译注

[21]实际的进步……（上面译文为俄译本略去。——译注）
习惯否认显而易见的事物的道德，赞美商业，赞美这个万恶的渊薮。波拿巴关于商业曾苦恼地说：我们对于商业毫无认识。他对于这个不可捉摸的变化多端的怪物，这头政治上的刺猬感到愤怒。他曾经计划把它置于从属的地位，曾在垄断和许可证上试验过自己的力量。他充满专制主义精神，想不出用竞争方法来战胜商业的措施。科学院比他好不了多少，对此也不能有所发现，因为哲学家们是不能发现任何东西的。他们只想在学术争论上来表现自己，只想为了人民的幸福而争夺肥缺。当他们被安置在内阁或管理机关时，他们便和自己的傀儡们一道建立伯尔尼和威尼斯式元老院的寡头政治，而这种元老院在刚建立时也曾是自由主义的。
宫廷本应该通过抵制这些阴谋来传播关于协调制度经营的学说的。这种学说在完成两个确定的条件时，便教导人民改变对哲学幻想的信念。但是，在有上百个吹捧哲学的讲座而没有一个传播对抗科学的团体的情况下，宫廷是领导不了舆论的。因为学术界的一切年轻的探索者都害怕哲学的犹太教堂，而不敢表示赞成与它对抗的学说。政府在它还没有给予新科学以任何支持以前，将由于自己的无所作为而受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