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先和我

文/乔纳森·马科斯　译/傅婷婷　插图/郑南七白 | By Jonathan Marks　Translated by Fu Tingting　Illustration by Zheng Nan Qi Bai

化石基因组学正在对过去打开新的窗口。但是这个领域的观点却不像我们想得那么清晰。

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自哪里”的问题，不管是从生物学还是神话学角度来看，尼安德特人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到底是人类的变种，还是人属中一个独立的种？对此，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仍观点不一。尼安德特人发现于19世纪，这一发现直指欧洲“他者”的深刻历史，这些人有可能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变异体甚至受害者，而且他们和我们的差异相当小。在现代人身上，你能找到眉骨、倾斜的额头、小下巴、长长的头、较窄的脸庞、突出的中面部，或者容纳智齿绰绰有余的大颌骨；但是这些特点不会在一个人身上尽数体现，也不会极其明显。而现代欧洲人中残存“尼安德特人基因”的发现，又重新激起了争论：我们如何在科学和文化上搞清楚人类的谱系？或者更宽泛地说，搞清楚我们在自然规律中的位置？

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些体形较瘦的、头部更圆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所驱逐和灭绝掉的那些颜值很低的人们？这种解释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可能很有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殖民雄心和野蛮的灭绝行为的魔爪延伸到了朦胧的过去。还是说，“他们”代表了在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活在隐蔽之处，就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及其启蒙运动的继任者所描绘的公民社会的先驱那样：他们的生命“低贱、野蛮并且短暂”？又或者说，“他们”既不是最初的受害者也不是原始的祖先，而只是由于出生或生存环境的偶然性，成为了自然界的怪胎——由于怪异和病态而显得畸形而有趣？

真相也许是每个可能性都有一点，因为这些可能性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他们的骨骼上有许多裂痕愈合的证据，他们牙齿的磨损如同被用作了工具，并且他们的肌肉发育明显不对称。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证明了他们生存环境严酷，有一定的自己的文化，并且很人道（至少，在照顾胳膊受伤的朋友方面，他们比黑猩猩做得好）。他们身体两侧进行的锻炼并不均衡，一侧多于另一侧。在欧洲的化石记录中，他们被我们这些不那么低矮结实并且有下巴和前额的人所取代。是的，他们“未开化”。他们会埋葬掉死者，却从不会给死者的旅途送去任何陪葬品；他们没有建筑物，连一件持久的或者可以辨认的东西都没有；如果他们会打扮自己或者有一丁点的审美感，就很不错了。

另一方面，他们的那些有下巴和额头的同代人（你肯定不会陌生，因为你也有下巴和额头。也有人把这些同代人直接称呼为我们的祖先）生存条件同样严酷，和你现在的生活的差异简直难以想象。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文字和车轮，不需要庄稼和驯服的动物，不需要金属、火柴甚至鱼钩。如果你穿越到他们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可能都不会活过5分钟。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们跟我们不怎么像。我们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区分方式，是以一套不太现实的生物学标准为基础的，这个标准在那时毫无意义，在把模糊不清的遗传因素纳入考虑的现在更没什么意义。

当我们挑逗地询问尼安德特人是否能够和我们这种人类生出混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对这两类人合成的产物进行猜想。不能因为在我们的分类学系统里额头和下巴很重要，就异想天开地觉得10万年前的人们都对你的样子不陌生：“嘿！这儿有一个家伙，也和我们一样有额头和下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往好了说，他们也会把你当成像尼安德特人那样的外星人。这一判断是以我们常用的评估标准为依据的，即：你穿着什么，如何打扮，是否能进行明智的沟通以及举止是否得体。

也就是说，我们更愿意使用文化标准来区分谁属于哪里。你真的只是和那些头部形状与你类似的人来往吗？并不是。而是和那些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兴趣爱好和你类似的人来往。你很可能从未注意过他们的额头，更不必说以此为基础对他们进行判断了。

这就说到了在处理人类谱系上的根本问题：我们以特殊的文化方式看待和理解尼安德特人。由于科学家在解剖学上把我们和他们并列，所以我们猜想，晚更新世时期的人们的行为一定也和他们差不多，尽管和现代人类行为大相径庭。

我们不仅把当代文化观点强加于他们的生存中，还强加在了他们的毁灭中。关于尼安德特人，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灭绝了？我们做到的事情，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到？根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优胜劣汰”的说法，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鉴定出尼安德特人到底有什么缺陷。简而言之，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对此，我们有一个备选缺陷的清单：不会说话？无法沟通？太依赖肉食？只能适应寒冷气候？和平主义者？太保守？或者仅仅是丑得太过分了？

当然，对于其他早期人类群体我们不会问他们做错了什么，比如希泰族人、高卢人、美尔人、奥尔梅克人。如果他们有帝国，大概也会有兴衰更替。但是我们把人类自身看作生物文化学意义上的兴衰更替所构成的社会单元：设定的身份、被强加的身份、是否留下坟墓和遗物，以及拥有其他身份和祖先的后代。

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很容易把尼安德特人看成另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社会单元，并据此行事。但是，把我们的文化偏见编码在对更新世时期人类的理解上，很可能是一个错误。

生物人类学在以下两者之中占据了一个有趣的知识空间：一方面是遗传性如何发挥作用（人类遗传性和进化），另一方面是人类群体如何思考和行动（传统的文化人类学）。据此，它需要跨学科地关注在人类的多样性和祖先。生物和生物人类学之间的差异在于反身性（reflexivity）。生物人类学会打破科学界最根本的主体和客体的差别。一个人和祖先及邻居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和他与氢气和果蝇的关系类似。

那么我们如何有效地研究自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假装根本不是人类。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1863）中提出了这种转义，此书是第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的著作。他想要说服他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他们应该和猿被归为一类——以我们和猿在解剖学上的相似性为根据，而不是被我们和猿明显的差异所影响。由于我们和猿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选择强调任意一种关系。所以赫胥黎抖了一个幽默的修辞学包袱，让他的读者把自己想象成“科学的土星人”。如此聪明的能够对人类属性保持客观的科学家，由于来自太阳系的另外的地方，当然会同意赫胥黎的观点，把人类和猿归为一类咯。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客观一点，这个方法有两个难题。首先，土星没有分类学者，所以，对于一个外星的分类学者会怎么对我们进行归类，我们一丁点想法都没有。1926年，生物学家亨利·费尔费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说，火星上的生物会把现代人归为不同的种和属。1992年，生物学家贾雷德 · 戴蒙德（Jared Diamond）说，火星人会把全部人类归类为黑猩猩的一种形式。再有，我们知道人类有非常多样化的方式来区分世界上的生物。一个外星分类学者未必会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对我们分类，他们有可能会根据我们尝起来有多少种口味来区分我们。

克服我们人类偏见的第二个方法是接受现实：主体和客体的差异是模糊的，人类血统及其多样性的研究不可能是一个像果蝇生物那样的科学问题——在这个科学问题上，主体（科学家）毫不费力就可以和客体（果蝇）建立起智力上的距离。这样的话，挑战就来自于理解科学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只理解表面意思。这种科学可能我们未必特别了解，是更人道主义的科学，但总比假装自己是外星人要好。事实上，一流的准则是：在人类研究方面，任何宣称像外星人一样客观的人，都很可能过于天真，不值得信任。

为了搞清楚我们在自然进化中的位置，我们必须首先把已有的化石分类成有意义的单元。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并且是古生物学领域长期存在的痛苦的争议话题。举个例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蒂姆·怀特（Tim White）是整合生物学领域卓越的古人类学者和教授，他以尖锐的指责评价了一本叫做《最后的人类》（The Last Human，2007）的著作：

这都是人科的“多样性分类法”在作怪。许多推定的种是按照时间分类的单元，其他的甚至不符合正确的生物分类原则。没人真的认为过去的600万年间可用的人科化石可以代表了22个独立的种宗。

但是，书的作者明显是如下的想法：不但副标题是“关于22种已灭绝人类的指南（A Guide to 22 Species of Extinct Humans）”，而且书中也提出，他们可以辨别出在过去的600万到700万年间人类化石记录中22种灭绝的人类；其中，在过去的250万年间，12种是人属。

我们有时把这个现象描述为“爆裂”（倾向聚焦于样本间的差异并认为有许多人种）和它的对立面“结块”之间的张力。这似乎是变化无常的实践，一会儿把相关的化石分成许多小类，一会儿又分成几个大类。倒霉的是自己著作被“结块论者”评论的“爆裂论者”！但事实上这不是变化无常，而是一种有用的战略。毕竟，更多的种意味着更多的关键样本，这就使更多的博物馆和科学家变得重要。根据进化枝的分析方法（人类化石最基础的分析），假设相似性普遍地是随着纵向的时间推移从共同的祖先那里被继承、而不是通过群体间的混居横向地传播，那么使这种假设得到实现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化石看作不同的种，而不是可以混居的亚种。除此之外，还有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声称最重要的人科的化石来自自己的祖先。到底谁的化石在理解我们起源方面最关键？来自肯尼亚的物种（卢多尔夫人）？南非（南方古猿源泉种）的？格鲁吉亚（卡尔特维尔人）的？还是西班牙（先驱人）的？或者是“以上的全部”？

不仅如此，科学家在命名新物种时也有这样的压力：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辨认出比实际上更多的种？许多生物学领域正在经历“分类膨胀”。这一点在最接近我们的亲缘动物和和灵长目动物当中最泛滥，在过去的20年里，被识别的物种数量超过了以前的两倍。并不是说许多新种类一直躲在亚马逊雨林的马达加斯加内部，只是最近才被发现；也不是说灵长目动物正在经历超速的物种形成；而是因为它们当中许多濒临灭绝，要经常颁布保护法对其进行保护。通过使其成为一个“种”（而不是亚种或者本土种群），野生的灵长目动物的法律地位和保护得以实现。所以结论是：分类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灵长目动物需要被保护的需求。除了死理性派，谁会跳出来跟这个理由叫板呢？

然而，就像蒂姆·怀特的书评里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应该有所保留地看待这些分类。我们在研究我们自己、我们的祖先以及亲缘动物。尽管我们在利益和价值观相冲突的文化母体中研究这件事，最终的目标都是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是一个不变的高度政治化的问题。

现代基因组学也许是转向新数据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和早期人的关系；不幸的是，它似乎总是在售卖什么。不管他们的产品是遗传性疾病的良方，还是你特有的DNA序列，或者是你祖先的秘密。总之，早期人的遗传性转移到现代的基因组学中这件事儿，唤起了企业家的职业精神。问题在于企业家精神是喜欢作出那些数据无法体现的承诺。虽然人类基因组工程也承诺过要治愈疾病，可毕竟尚未实现。你的基因组承载着与各种健康风险的统计关联性，但是此条信息来自一个“直销”公司，该公司没有基因顾问的私人咨询师帮你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关于你基因谱系的商业测试也可能很诡异，因为会有一个“纯属娱乐”的免责声明。

看一下这个产品：网址africanancestry.com。它可以把你的非裔美国人线粒体DNA与大量的非洲人的样本进行对比，然后说出你的非洲祖先来自哪里。然而，由于那片土地太大而取样少得可怜、基因匹配的不明确性、线粒体基因（遗传自你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只能识别出少于你1700年前或者说12代人之前的祖先的0.1%，所以你所得到的答案的生物学意义很小，甚至为零。它的价值更多在于文化意义以及高科技基因数据在这层意义上的呈现。

或者瞧瞧这个产品：网址rootsforreal.com。它可以把你Y染色体的DNA和犹太人相对比，这些犹太人自我鉴定为“拉比”（或者祭司，是摩西之兄亚伦的后裔），你可以看看是否属于他们的遗传种姓。也不妨了解一下它所涉及的历史猜想。《出埃及记》中讲述的故事很合理，犹太人的牧师身份完好地继承自一个名叫亚伦的人，他有一个名为摩西的弟弟；和故事中的其他部分相比，19代人把摩西与《圣经》中的亚当分离开来显得不那么真实；考虑到人口结构和同系交配，犹太人的Y染色体模型并没有一个更加世界化的解读。尽管如此，知道这些还不够酷吗？人们愿意为此付出上百元。生物医学将人类身体商品化已经很长时间了，就像瑞贝卡·斯克鲁（Rebecca Skloot）关于医学历史的畅销书《海莉耶塔·拉克斯的神仙生活》（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2010）中所说的那样。作为实践的一种延伸，要通过基因组学了解身体谱系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是不是个大难题？也未必，只不过这不是我们被教育的对科学的思考方式。基因组学是对当代人类学施加压力的最苛刻的学科之一，因为它的研究结论直接关系到人类祖先和遗传的根本问题。但是如果英国化学家兼小说家C.P.斯诺是正确的，科学构成了一种“文化”，就说明人类学在理解科学方面十分有价值，对于和“我们祖先及血统”这一问题同样具有文化意义的事情来说，这样一门能带来权威性的声音的科学尤其重要。

基因组学从根本上丰富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化石记录：他们和我们十分相似，当然也有点超出了作为现代人类变异体的范围。然而，基因组学煽动起来的最有趣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当代人类基因库以及和两者都有关的西伯利亚人的三角关系。

基因组学的方法论是前沿的，无论是在科技上（对6万年化石的DNA提取和确定其化学结构序列）还是在统计学上（在对比长DNA序列以及理解其相似性和差异性模式上）。然而，可以从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成就中提取出来的有效信息非常有限。即使是1万年前的欧洲人基因库对于当代欧洲人来说都像是外星人的。或许，我们喜欢站在我们祖先的位置来想象我们自己，超越时间限制来探讨普遍的基因遗传，但那只是一个迷人的错觉。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能够和几个世纪前的祖先对话；根据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说法，这些祖先对我们来说甚至比萨摩亚人更具异国情调。

假设我们祖先的的树形图伸展到过去，每一代人都变成上一代的双倍（当然，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按照自然规律来看是不可能的）。假定一代人是25年，每一个祖先都有两个家长，1万年（或者400代）之前你有多少个祖先？答案是2400，或者是2.58乘以10120，或者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无论是比起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实际存活的人数，还是和今天相比，都会是一个大得多的数量级。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类都会近亲交配，并且我们所有71亿人（109或者1010）都有那个巨大数量级的祖先。事实上，《自然》杂志最近的统计学研究发现，人类基因库存有近5千年的基因。那么那时候成百万的活着的人类就都是我们的祖先；把我们区分开，是要看那些祖先分别在我们特别的谱系中重现的频率有多高。换言之，近至1万年前，我们的血统并没有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差异。

那么，当我们着眼于6万岁的DNA样本并且开始将它们和活着的人类做比较的时候，我们会期待发现什么呢？恐怕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图景。古代种群可能是现代的直系基因遗传库。或者，对于“我们人类”或者与我们相对应的种群来说，他们和现代种群有同样的基因，是由于基因渗入，或者是由于他们是遥远的一种不明确的血统。从统计学上来看，这些可能性可以被正式地区分开来；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就不那么确定了。

这个图景在发现了“丹尼索瓦人”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在推想中，这是一个曾经的打猎者的种族，他们用毫无畏惧的眼神看着可怕的长毛象，以钢铁般的决心勇敢度过亚洲大草原严酷的冬天。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只是2008年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洞发现的两颗牙齿和一个小女孩的指骨，进行相关分析的是莱比锡的进化人类学马克思·普朗克协会。小指的线粒体DNA 表明它和尼安德特人和以及我们人类都是不同的，它的细胞核DNA被认为是和尼安德特人相异的分支。

关于丹尼索瓦人有趣的事情是，他们血统的踪迹不是在西伯利亚或其周边人类的基因组中发现，而是在大洋洲。所以，史前的西伯利亚人是和现代新几内亚人相关联的；史前欧洲人是和多样的欧亚人相关联的；在一项相关研究中，当代非洲人是和迄今为止不被知道的史前遗传血统相关联的。在每一个案例中，和古代群体相关联的部分明显少于基因组的10%。每一组古代基因都被解读成史前种族混合或者品种间杂交行为的结果。

这所有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它的实际意义比想象的少得多。根据化石数据，基因组数据的解读充满了矛盾。现在，尼安德特人被当作一种炫耀，要么是作为人类进化“多区域”假想的证据——现代人是生活在他们的地理区域的中更新世人的后裔；要么被用来支持“走出非洲”假想——当代人是中更新世非洲人的后裔；以上二者都是在现代基因组中一小部分尼安德特人基因所支撑的理论。换句话讲，这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当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对古代人重新归类的时候，并未清楚地思考我们在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失败。19世纪晚期，语言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从古代印欧语系的人中找出了一个他称之为“雅利安人”的群体。至少是有一些人在讲那种语言的。后来他后悔把他们具体化了，因为没有任何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我的感觉是丹尼索瓦人更是被具体化了，它存在于基因数据、生物推论以及人类学家的假设中。我们普遍获取的是进入到科学计算中的生物学假想——例如突变比例、代际时间、人口数量，以及和其他种群接触的程度；但是我们很少面对人类学的问题：人类是什么，人类如何行为。

人类群体，反过来也被其他群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分类。不管在科学界和科学界之外，这都是一个事实。尼安德特人在解剖学的基础上被鉴定出来；丹尼索瓦人在基因组学的基础上被鉴定出来。那些分类和别的分类方法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呢？遗传学家倾向于把他们的种群当作“自然的”单元，这种方式让人类学家十分困扰。所以当你看到在同一个基因研究中，语言学的群体（例如班图人）和政治国度（法国）以及伦理学标签（德鲁士）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没有意识到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也不足为奇。当基因学家质疑他们的样本结构的时候，他们倾向于令人不舒服地强调“祖先的纯粹性”，否认了人类历史现实：所有朦胧时代的种族间的混交及其复杂性。毕竟探寻的过程以最原始的状态为先决条件。

血统和亲属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比许多基因学家意识到的有趣复杂得多，因为它从根本上讲是生物文化议题，基因组理论只是提供了一种线索，正如莱斯特大学的基因学教授马克·乔布林（Mark Jobling）三月份在《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所抱怨的：

在数据中发现一个规律并且寻找一种解读方式的遗传学家们，常常去图书馆，拿出一本历史书，阅读似乎能解释他所发现的规律的一个历史事件。这种历史学的随机性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探寻哪种历史事件引起了当代基因多样性时，缺失客观性。

人类血统实际上不仅仅是基因组的问题；还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问题，它需要考虑人类把自己纳入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身份之中的多种方式。生物学的确重要，但只是这个图景的一个部分而已。

总之，在数据中似乎总是会有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就像没有一样。我不确定今天被问到的问题有多大价值。在科学的历史当中，发现“自然的”和“文化的”东西和另外一个领域相互联系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研究基因组学和人类学“种族”相关联的调查表明：如果遗传学家有所假设，就能够持续地发现种族；如果他们没有假设，就没有。结论是如此地微妙（你的DNA有尼安德特人的2.3%）、自相矛盾（发现的丹尼索瓦女孩既是尼安德特人变种又不是）并且古怪（现代新几内亚人是史前西伯利亚人的唯一后裔），需要承担起比生物学领域更多的文化学领域的意义建构。事实上，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另一个物种以及人类祖先关系。万物相联：如果我们要理解人类在世界的位置，人类学上最古老的调查项目仍然和以前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