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一战战场

文/应辰 | By Ying Chen

在那些“主要战场”上，列强间绞肉机般的战斗多数除了给后世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回忆，还有对国家走向现代化本身的反思。然而在加里波利这片次要战场上，却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中塑造出了3个现代化国家。

老安德鲁生于墨尔本的一个家境普通的木匠家庭，是家中次子。麦克米兰家的家具生意当时在墨尔本小有名气，和许多生于城市小业主家庭的澳洲青年一样，安德鲁在当地的公立中学上学，平日里其余时间都在帮衬家里的生意。欧洲战事爆发后，他立刻和自己在校园里最好的朋友一起应征入伍。当时澳洲联邦作为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刚成立不久，澳洲人对自己既是大英子民又拥有自主议会的身份无比自豪，全社会上下弥漫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与英国共同对德宣战后，联邦总理约瑟夫库克号召澳洲人民“为祖国战至最后一人，耗尽最后一先令”。战争爆发的4个月时间里，总共有53000多澳洲青年响应号召入伍，在家国观念浓郁的墨尔本，凡有青壮年的家庭几乎都至少有一人报名参军。

安德鲁和他的朋友们从家乡墨尔本辗转至布里斯班的驻地，近20000人组成了澳大利亚第一师，随后他们在英国和日本海军舰队的护航下驶向埃及待命。当时澳洲没多少人出过国，头一回随军见世面就向神秘遥远的埃及进发，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家书里充满了冒险打仗的念头”。这些澳洲新兵在埃及呆上8个月，漫长乏味的训练考验着他们的耐心，而驻扎在一起的苏格兰团则相继被部署到西线战场。终于到了1915年4月，他们接到命令与新西兰师一同组建一支远征部队，并命名为“澳新军团”（AustralianandNewZealandArmyCorps,缩写为ANZAC），但他们的目的地不是法国，即将面对的敌人也不是德国人——他们将奉命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并在土耳其海岸展开登陆战，直取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

但澳新军团直到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之时，仍然不清楚他们具体的登陆位置在哪里。进入土耳其水域之后，这些澳洲小伙开始逐渐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他们的船只首先要冒着土耳其人的岸防火炮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随后立即传来了有英国护卫舰遭遇到了水雷的消息。在远征舰队开始同土军交火之后，澳新军团的官兵才知道他们的登陆地点叫加里波利。1915年4月25日夜，他们接到命令开始登陆进攻，但在混乱的指挥下，一万多名士兵甚至找错了地方。

之后安德鲁和他那些朋友们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洲士兵的家属甚至不知道在加里波利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时英军的战时新闻审查非常严格，且官僚作风盛行，很少有人能了解到战场上的真实状况，更不用说让消息抵达遥远的澳大利亚。不少家庭甚至到战争结束以后才得知家人的生死下落。至于保罗的这位先祖，应该是葬身于澳新将士的万人墓了。

保罗的曾祖父，也就是安德鲁的兄长，在战后曾亲自尝试通过陆军部的各种渠道，想尽办法弄清楚弟弟的下落。但加里波利一役的混乱程度超乎人想象，再加上军方在战役期间可以限制消息对外公开，许多人的名字注定被遗忘在阵亡将士的集体公墓里。保罗估计他这位曾爷叔很有可能在战役的最开始阶段就死于土军炮火，连个目击幸存者都找不到。战后英国军方获准重返这片战场去打扫阵亡将士遗骨，甚至尽力阻挠外界接近现场、刨个万人坑把死人骨头堆进去了事。能得到的答复只有：“战争不是开玩笑，死亡是遗憾的，牺牲是必要的，天佑吾王。”

事实上，在澳洲记者基思·默多克（也就是当今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的父亲）深入调查军方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的新闻透明度之前，善良的澳洲人民都还在静静等待来自英国的说法。当真相揭露以后，人们方才知道英国将领在这场战役指挥中的无能，以及英国决策机构是如何在自上而下、系统性地把澳洲和新西兰士兵当做大英帝国的消耗品，而军方却还在竭力隐瞒自己的失败。

当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普遍把加里波利战役看作两个国家身份认同的开端。“澳大利亚人一般认为那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了‘祖国’的冷漠和不诚实”，保罗这般解释道，老默多克的新闻挖掘似乎一把浇醒了澳洲人的帝国梦。不过他的家人当时还没直观感受到这种澳洲本土情绪的滋长，只是难以释怀的悲伤。保罗的曾祖父把痛失幼子的母亲带到美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干脆举家都迁了过去，麦克米兰家的第二和第三代就这样成了美国人，而保罗自己却又出生在了英国。趁着加里波利100周年，他来到了土耳其旅游，在这片埋葬着先祖的陌生土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

达达尼尔海峡是连接爱琴海和马尔马拉海的战略要冲，若占据此处就等于一脚迈进了君士坦丁堡的门户，因此奥斯曼土耳其自古以来就视这片水域为首要防御地带，要想从此处通过显然是铤而走险。欧洲战局进入1915年后逐渐显现出僵持之势，德国速取西欧的计划没有实现，交战双方在比利时和法国陷入阵地战；而在近东战线，与德国同属同盟国阵营的奥斯曼土耳其开始加紧在高加索地区包围俄军。从1914年年底开始，俄方不断催促英法在东地中海展示“打击土耳其人的诚意”，否则土军若在高加索推进顺利，很快便可控制黑海沿岸。届时英法将难以经由海路援助俄国，协约国阵营可能就此失去俄国。

为了支援俄国，英法舰队此前已开始执行法国提出的外围吸引战略，向东地中海各奥斯曼所属岸边设施发动炮击，希望借此吸引奥斯曼陆军的注意，分散位于高加索一带的集结，可惜成效不大。英国陆军大臣基奇纳伯爵认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类似的离岸炮击应该也不会有太大起色，而是应该发动一次更凶狠的进攻来吸引土耳其人的注意。他授意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来研究发动一次海陆联合作战的可能性。

在当时文官占据多数的内阁战争委员会中，基奇纳是唯一一位职业军人。此君久经沙场，先后服役于非洲和印度，几乎在大英帝国所有主要殖民地都获得过显赫战功，可谓是当时大英帝国最具威望的军人，因此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国战略决策的灵魂人物。同时他的形象更是出现在征兵海报中，像严厉的校长一样指着你，高喊“为不列颠而战”。那撇盛气凌人的八字胡已经成为那个民族主义狂热年代的象征。而操刀入侵计划的丘吉尔，则代表了大英帝国野心勃勃的外交眼光，在他眼里，这场达达尼尔战役的目的将不仅限于牵制高加索土军，他看到了登陆作战成功后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性。如果成功，奥斯曼土耳其则将立即退出战争，近东和中东的同盟国军力也将瞬间崩溃……惟一的问题是兵从何来、如何在短时间内凑齐这支庞大的远征军？

基奇纳立即否决了从西线战场抽掉英法部队担当远征主力的方案，西线的壕沟战已经发展成为了单纯对比双方战损比的消耗战，经不起分散人员去支援一片次要的东方战场。然而要执行一项大型登陆作战任务，只有建制完整又人员充沛的单位才能胜任，而当时符合这项标准又能短期调用的只有驻扎在埃及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在丘吉尔看来，要进入马尔马拉海直逼君士坦丁堡，重头戏仍然在海上，而地面上的作战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因此自信地认把澳新军团这样的后备单位推上先头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尽管英国情报部门预计达达尼尔海峡沿岸将会有驻守着40000人之众的土军士兵，但战争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些部队将难以招架来自海上的离岸火力，只要在登陆人数上与敌人对等，迅速拿下岸边应该不成问题。丘吉尔甚至开始构想这支澳新远征大军在完成登陆后的后续任务，包括假设岸防保障皇家海军船只的通行安全、乃至进驻君士坦丁堡等等……就这样，36000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再加上经过爱琴海岛屿途中加入进来的希腊部队，浩浩荡荡从埃及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去执行一场次要局部战役的“辅助”任务。

事实证明丘吉尔对战事走向的预判是正确的，远征部队集结完毕不久，英法两国方才知晓俄国已经基本解除了高加索危机，土耳其人在俄军发动的反攻中节节败退，因此英国的远征任务已经失去了为俄国解围的意义。这场东方战役若进展顺利，奥斯曼土耳其退出战争将指日可待，德国和奥匈帝国则将面临两线作战，同时君士坦丁堡也将成为令协约国垂涎的战利品。在得知入侵计划以后，俄国很快积极响应，愿意派出舰队从黑海袭扰博斯普鲁斯海峡配合英军行动。但俄国人此时却在外交上心机重重。在英军开始入侵前，俄国外交部就开始正式向英法提出领土要求：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整片马尔马拉海；土耳其仍然可以保留君士坦丁堡的亚洲部分以及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海岸，但必须保证俄国船只通行不受阻。这些要求皆得到了英法两国认可，只为能与俄国一道迅速打开黑海航道来援助陷入胶着的西线战场。

就这样，入侵达达尼尔海峡尚未开始，协约国就已经开始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了。对于俄国来说，1915年的大战局势可谓千载难逢的机会，君士坦丁堡自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以来就让俄国统治者魂牵梦绕，他们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解放”这座罗马旧都，让俄国沙皇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在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中，俄国外长萨佐诺夫露骨地提出，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要求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渴望”；作为交换，法国也要求俄国承认自己对叙利亚、巴勒斯坦、西里西亚以及伊斯肯德伦湾的控制；英国则努力确保自己的传统保护势力希腊获得爱琴海东岸。从1915年初到澳新军团正式发动进攻的这四个月里，这一系列瓜分密谋通过电波频繁往来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协约国的战略家们对即将到来近东新秩序充满兴趣，远远胜于关注战役和发起行动的部队本身。谁都相信奥斯曼即将崩溃，达达尼尔沿岸的守军也将像高加索土军那样不堪一击。按照大英帝国的战争时间表，接下来东方战役的里程碑将是联合舰队攻占君士坦丁堡的那一刻，澳新军团的登陆战将只是整场战役简短的序章，在战争面前，所有局部风险和牺牲都将让位于帝国的“顾全大局”，无论上战场的英军士兵是来自不列颠本土，还是遥远的澳洲和新西兰……

当土耳其19师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亲赴恰纳卡莱前线观察敌情时，眼前已是一片惨状。在得知澳新军团开始发动进攻的第一时间，他已经事先派遣了一个先遣营原地就位阻击进犯的新西兰部队。待凯末尔带着19师主力来到海岸边的防御阵地，这1000多人的先遣部队已经消灭了近乎九成登陆部队。土耳其人在这里防御工事完整，视野良好，新西兰人一上岸就要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重机枪火力。

虽然土军做好了防御准备，但还是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依然难以招架英国战舰为登陆部队提供的离岸支援，在猛烈的炮火下，双方人员的消耗速率接近一比一。一些从防御阵地撤退回来的伤兵告诉凯末尔，英军的攻势非常密集，近千人几乎同时从狭窄的山隘中间向土军的机枪阵地密集推进。这证实了凯末尔对英军策略缺陷的判断：澳新军团在恰纳卡莱海岸的战线铺得过开，但各单位又被海边无数凹地切割开，因此无法相互支援。尽管暂时击退了新西兰人，土军的补给状况却不容乐观，最后一批后撤的士兵已经用尽了弹药。即便如此，凯末尔依然认为坚守阵地是抓住英军弱点的唯一机会，这位日后以“阿塔图尔克”之名（土语“Atatürk”意为“土耳其之父”）闻名于世的师长命令这些残兵上好刺刀回到阵地，做好靠白刃战发动反攻的准备。

对凯末尔和他手下的将士来说，他们实际已经无路可退，因为身后就是君士坦丁堡，失去达达尼尔海峡近乎等同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覆灭。凯末尔之后回忆起恰纳卡莱战役时说：“我们发动的不是普通的进攻，我们所有人当时并不是在渴望胜利，而是渴望死亡……”

事实上在1915年近一年的时间里，交战双方始终处于防御-反攻-再防御的交替消耗中。很快达达尼亚海峡也成为了另一片欧洲西线战场，陷入漫长的对峙和壕沟战。19师的耐战能力超乎了英国入侵者的想象，在有利地形和日夜劳作挖出的防御工事的保护下，土耳其人不再像高加索土军那般形同散沙。澳新军团难以在对手重机枪和火炮的支援下推进，而19师则苦于缺乏良好的后勤补给，始终无法巩固反攻胜果。随着地中海干燥炎热的夏季到来，僵持下的战壕开始成为了双方士兵的坟墓：传染病在狭窄拥挤的空间中传播，土军即使是本土作战，也由于东部对俄战事吃紧而缺医少药。在整个漫长的夏季，土军伤亡高达2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于非战斗性减员。

对面壕沟里的澳新军团同样好不到哪儿去，这种高消耗、高伤亡又漫无目的的海外作战，对大英帝国来说更是一场政治噩梦。首相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阁因此在议会下院失去了多数议席，被迫在当年开始领导一个联合政府来处理达达尼尔危机酿成的内外交困；丘吉尔也因此辞去了海军大臣职务，陷入了他个人仕途的低谷。然而在土耳其，凯末尔却在这场以血还血的残酷消耗中声名鹊起，他和他的19师成了民族主义和英雄气概的代表，他的照片和关于19师的战地摄影开始在君士坦丁堡流传，妇女们自发地向恰纳卡莱前线输送药物和手工织品。奥斯曼土耳其在近200年近代史中都鲜有像样的军事成果，一个坚强抵抗入侵者的新土耳其军队形象让人们兴奋不已。

最终选择放弃的还是英国人。1915年12月21日，土军再次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势，在各种重武器的火力掩护下，步兵轻松接近对方阵地。当指挥官下令火炮和重机枪停止射击后，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与他们对峙了九个月之久澳新军团阵地，此时竟空无一人。澳新军团撤离时甚至还将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摆放整齐，仿佛正准备接受土耳其人来检查内务，连留下的板球棒都崭新一般。而在远处，皇家海军战舰正冒着黑烟离去，90000名军人在土耳其人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撤离，堪称历史上最完美、专业的撤退行动。

君士坦丁堡最后还是落入了西方之手。时间是1918年。同盟国投降，战争结束。英法这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帝都”，没有再牺牲澳新将士的生命。

这是7个世纪以来，西方军队第一次占领这座“永恒之城”。上一次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西方封建势力在向东征讨穆斯林的途中突然调转方向，攻占了当时还是拜占庭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10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古希腊和罗马珍品被贪婪的天主教徒洗劫一空……而这一次，按照协约国列强的指示，君士坦丁堡暂时成为了国际托管地带，奥斯曼帝国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个伊斯兰文明的世俗载体即将坍塌。

占领军列队从加拉塔的西式城区经过时，受到了信奉基督教的希腊裔居民的夹道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穆斯林的集体沉默。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人口属于非穆斯林社区，而穆斯林土耳其人事实上仅占30%。奥斯曼苏丹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宽容让这座城市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民族“马赛克”。这些不占多数的“主体民族”此刻正品尝着战败的羞辱，他们在街上、从自家窗口凝视着这些土耳其人的新支配者。

在随后商谈瓜分战后利益的巴黎和会上，奥斯曼帝国代表还要假装自己是个普通利益攸关方，去和胜利者谈论早已在恰纳卡莱战役前就琢磨好的前途命运问题。虽然俄国由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退出了瓜分，但协约国中又有新的盟国顶替上来，希腊和意大利分别向奥斯曼索取小亚细亚西海岸和南部的的主权要求，这让协约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变得更复杂起来，也让奥斯曼愈加无力。

在奥斯曼代表团向会议递交备忘录的5天后，关于处理战后德国问题的《凡尔赛条约》出炉了，该条约尽显胜利者对战败国的严苛之所能。新成立的共和制德国被迫承担交战双方的所有损失，总额高达113亿英镑的赔款需要全体德国人一起承担：总共丢失了25000多平方英里的领土，对资源产区和煤钢企业的瓜分几乎摧毁了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

紧接着接受判决的是奥地利。1919年9月签订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要求奥匈帝国立即解散，并责令奥地利共和国单独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并剥夺传统上属于奥地利的农业区、将其割让给各邻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同样要和奥地利一道平摊原奥匈帝国的战争赔款。

同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堪称该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灾变”（第一次发生在1913年他们负于巴尔干战争）。条约要求保方将其西色雷斯的领土交给希腊，并让这个东欧小国承担上一亿英镑的赔款。

对奥斯曼土耳其的瓜分方案最后一个出炉，其内容让人心寒，这几乎是一纸更加严厉的对奥条约。首先，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语区几乎被英、法、意三大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剩余才回归帝国的腹地小亚细亚半岛。英国主导的基于全民自决的方案，让整个土耳其分裂成了若干个以语言和民族为载体的小国：东安纳托利亚归属亚美尼亚并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黑海沿岸同样交给亚美尼亚自决处理、西安纳托利亚的伊兹密尔以及希腊语色雷斯地区割让给希腊、其余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基本全部落入英法控制……而奥斯曼帝国实际控制区域则收缩至人烟稀少的中部内陆。

这一方案最终以《色佛尔条约》为名获得土方通过，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甚至撤换了坚决持反对意见的与会代表来确保这一和约迅速通过。在巴黎和会上与之同时出台的还有几乎全盘满足日本在华利益的《二十一条》，之后与北平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君士坦丁堡爆发了严重的军民冲突。1919年5月，当年恰纳卡莱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奉命前往北部去监督当地奥斯曼驻军按照条约内容解除武装，已被苏丹册封为“帕夏”（奥斯曼帝国头衔，近似于“勋爵”）的凯末尔决定违抗命令，动身前往安卡拉，在那里组建起反对列强瓜分的“土耳其国民运动”。这一运动号召民众抵抗列强的苛刻要求，甚至提出了更激进的主张：鼓励土耳其人民做好再打一场“恰纳卡莱”的准备，以血肉保护祖国。

奥斯曼帝国政府在《色佛尔条约》上签字后，随即宣布凯末尔的抵抗运动为叛国行为，甚至缺席判处凯末尔死刑。事实上一直到签字之前，“国民运动”都在主张建立一个维护主权完整的奥斯曼苏丹国；帝制政府自己制造了自身同“国民运动”之间的对立。土耳其民众也开始清楚地看到，苏丹和凯末尔代表了两种土耳其人国家的未来，前者接受大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失败的事实，收缩成一个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小国；而后者，向不平等条约宣战，在传统奥斯曼控制的核心地区重新创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随着帝国政府对凯末尔展示出敌意，越来越多人开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不平等条约即反对帝制。

与此同时“恰纳卡莱的英雄”再次大显神威，率领忠于“国民运动”的奥斯曼军人同时在3个方向挫败了亚美尼亚、法国和希腊的干涉军。尤其是针对希腊的反击，使现代希腊从此退出爱琴海东岸，并自此打消了夺取君士坦丁堡让拜占庭复国的雄心。“国民运动”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把西方列强逼回了谈判桌。这一次，他们直接和凯末尔谈。1923年在瑞士洛桑，凯末尔直接了当地告诉时任英国外相寇松，土耳其的利益只有一个，就是所有外国干涉势力离开安纳托利亚。由此诞生《洛桑条约》，它废止了此前的《色佛尔条约》，并确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边境。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就此被发明出来，1923年也是“伊斯坦布尔”成为正式官方地名的元年，君士坦丁堡就此成为历史名词。

土耳其的电视上播放着埃尔多安总统和多国政要出席纪念活动的画面，报道节目中反复出现阿塔图尔克当年向澳洲和新西兰阵亡者母亲的致辞：“他们在这里失去了宝贵生命，也就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

4月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到处都是澳洲和新西兰的游客，凡是有电视的地方都能看到他们身穿黄绿色袋鼠T恤静静地注视着电视直播。历史诡异地让3个相互之间看似相隔遥远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据民调智库YouGov统计，48%的英国及英联邦国家公民中至少有一个亲戚曾经同一战有关，他们直接参加了战斗或效力于辅助单位。可见那场世界大战深刻塑造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

1915年6月，准下士安德鲁·麦克米兰（AndrewMacMillan）死于土耳其的恰纳卡莱（anakkale）海岸，英国人称这里为加里波利（Gallipoli）。当时他还不满20岁。整整100年后的2015年，他的侄曾孙子保罗从英国远赴土耳其，和他的澳洲和新西兰同伴一起，参加纪念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的纪念仪式。我和保罗偶遇在伊斯坦布尔老城的马尔马拉咖啡馆，当时我们毗邻就坐，还点了一模一样的土耳其烤肉和啤酒，不由相视一笑。我们花了一刻钟时间谈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之后他开始向我叙说他和他的家族与这场战役的联系，以及他那位不幸客死他乡的澳洲祖先。阿塔图尔克和他的革命党人在生死攸关的考验中寻觅一条摆脱传统和外国旧秩序势力的现代化之路，用枪炮为今天的土耳其人打造一片家园；而加里波利对澳洲和新西兰人来说是发现自我的起点，从原本追求自己作为英国人的尊严，到如今摆脱作为英国边缘人的尊严。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个社会集体记忆的养成。不得不说这3个国家间仍有这样一桩仍然鲜活的历史事件来联结彼此友谊，是一种荣幸：我的开端和回忆根植在你的土壤深处，即使没有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