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无结论的难题

永无结论的难题

巨石圆阵的谜题

在英格兰南部那片荒莽的索尔斯贝利平原上，耸立着史前独树一格的，巨石遗迹。4000多年来，那一根根笔直的巨形方石柱，在沉默中无语地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氛！100年来，多少科学家、江湖术士、巫师和富有幻想力的人，都曾潜心尽力地想要解开巨石的神秘之谜！虽然，时间和大自然的力量在那些岩石薄弱的地方，蚀成千奇百怪的洞隙和孔穴，但是坚毅的石柱仍在原地兀立不倒。

这个呈圆形的大石遗迹，位在直径100公尺的土堆中心上，圆周上并以30个以上的长方形巨石等间排列着。而且两两成对，其上还覆盖着像天花、板的石头，每一个石头的重量平均有二十六吨，高四公尺，搭成一个完整的结构式样。经专家细心研究，使人讶异于它结构设计的多么精巧。例如被看做成“天花板”置放在石柱顶上的楣石，并不仅仅是一个四边削得笔直的石板那样单纯而已，而是每一块楣石都曾细心地测量过，小心地刻出一定的弧度，才拼凑起来，仅能合成一个圆形。

在这个巨石主体的内侧，约有四十到五十个稍小的青石，再内侧还有两块大石头耸立着，其上也盖着石块。这些巨石群并列成五个马蹄形，当中并放置着一块称做“祭坛石”的石头。到底是谁？从何时间开始，花费这样大的心思和人力，排列了这巨石群呢？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一座神殿的遗迹？是一座皇宫的废墟？还是和日月星辰运行的有着密切关系的天文观测站？

根据最近放射线的调查，这巨石圆阵可能是纪元前1900年到1700年左右的遗迹。而有一些学派的人，认为巨石圆阵是一个结构颇为复杂的天文台。有的指出，巨石圆阵的轴线，正指向夏至那天日出的位置。或者说巨石遗迹是太阳系的一个大模型，巨形的方石柱是表示土星的运行轨道。然而到了20世纪，天文学家更进一步用科学方法，探索这巨石圆阵在天文学上的意义。如美国的天文学家荷金斯等人认为：一年中两个关键的节令，夏至和冬至，在巨形方石柱上都可约略的测量出来日移的所在位置，这对于当时想要订定一个收获期和节日的日历，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依据。

另一些学派的人认为；或许当时已有人观察到日月的运行，而试着预测日月蚀的日期。因为后来的天文学家运用计算机模拟试验，发现巨石圆阵排列的情形，证明直立的巨石柱标着夏至日出的汇线。而且主圆阵的30个石柱和内侧的19缺小青石，与太阳周及月亮周相符合。

尽管如此，对于巨石圆阵的谜题，仍存有太多疑难，无法找出合理的解答。或许，有一天，那默然的巨石倒塌了，它的秘密是随之掩埋沙土，或将表白于世，我们就不得而知。

法国“比金字塔更神秘”的石柱群

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滨临大西洋的城镇卡纳克，是一块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除了有巨石砌成的古墓，最吸引人的便是郊外那一片片整齐排列的石阵。

长期以来，卡纳克石阵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引起人们关注。这片石阵，据说曾有1万根石柱，而如今仅存2471根。它被农田分为36片，以12根一排向东延伸。最高石柱露出地面部分达4.2米的莱芒尼石阵，它比前者要小，与其相邻的凯尔斯堪石阵就更小些了，长约400米，远远一望，好像正在接受检阅的一队士兵。

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少学者相信，石柱是凯撒大帝时代的产物。19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卡纳克发现许多对蛇崇拜的遗迹，这使人产生联想：那一条条逶迤延伸的石阵或许是蛇的模拟图形？还有人推测，这个石阵是晒鱼场、市场、旅馆、妓院的遗址。现今甚至有人称它是外星人访问地球的飞船基地。

1959年，专家们确认卡纳克为世界上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发源地之一。

现代人尽管聪明，并喜欢绞尽脑汁去钻研问题，可是还是难以了解远古人的思维奥秘，也许现代人的思维与古代人的思维就像人与猴一样难以沟通？也许是思维角度不同？现代人的思维总是喜欢从复杂的方面考虑问题。

正如对石阵进行了长期考察的英国考古学家欧文？霍丁霍姆所说，这个石阵就像金字塔一样，为人类留下了永恒的不解之谜。

令人纳闷的是，这么大规模的石柱群为何在18世纪以前的历史记录中，只字未提？这也是石柱群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主要原因。人们无法从文献中探知它的形成及作用，于是便开始了种种推测。

有的说，卡纳克镇守护神可内利在公元前56年，为抗拒凯撒大地的罗马大兵入侵而亲登镇北山丘，在奇迹般的神力下，将一个个追赶来的罗马人封死在原地，变成石柱。有的说，罗马人竖立石柱，是为了作为庇护帐篷的挡风墙。

这些论调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石柱群之谜还有待于将来的解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经过放射碳14测试，这些石柱群早于公元前4650年便已经存在了。也就是说，它们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最伟大的源泉。

两个世纪前，考古学家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上挖掘出呈不规则排列的巨大石柱群，是世界考古史上最神奇的伟大发现之一。

这个被英国考古学家海丁翰教授称为“比金字塔更为神秘”的石柱群，无论从它们的重量、数量、高度和历史的久远程度来看，都足以取代英国梭斯百利平原的石群，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巨石之最。

没有消失的痕迹

我们现在假定，我们的宇航员选用来降落的行星是与地球相同的。而这个假说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再大胆设想，在到达的行星上，文明所处的状况差不多与地球在8000年以前发展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些当然是在降落之前早已用宇宙飞船上的测量仪器确定的。我们的宇宙航行员理所当然地也把降落场确定在埋藏着可裂变物质的矿区附近：仪器迅速而准确地显示，在哪个山脉可以找到铀。

着陆是按计划完成的。

我们的宇航员见到的原始类人生物正在打磨石头工具；他们看见，那些原始类人生物怎样用标枪捕猎野兽；绵羊和山羊成群成群地在草原上吃草；简陋的陶器作坊供应简单的家用器具。对于我们的宇航员来说，的确是奇怪的景象！

面对刚才着陆的巨大怪物，面对从里面出来的动物宇航员，这个行星上的原始类人生物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可别忘记，8000年以前我们人类还是半开化的。如果那些亲临这事件的半开化生物想躲藏起来，不敢正视的话，那真是太可理解了。直到那一天他们崇拜的是太阳和月亮，而现在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诸神从天而降！

这颗行星的土著居民从安全的隐藏处注视着我们的宇航员：他们的头上戴着有棒状物的奇特帽子（设有天线的头盔）；他们感到惊讶，怎么黑夜亮得好比白天（探照灯）；陌生的生物轻松地升人天空时（腰带式火箭），他们吃一惊；当一些不认识的庞大“动物”隆隆作响，呼哧呼哧地腾空跃起时（直升式悬浮运输装置），他们又害怕得躲起来了。当山里响起可怕的轰隆声时，他们干脆逃进他们的洞穴里躲藏起来。真的，我们的宇航员在原始类人生物看来就像是全能的神！

宇航员继续干着他们一天的累活，估计过了片刻会有一个祭司向一位宇航员走来，要与他们认为的诸神建立联系，他们凭着原始的直觉估计这位宇航员就是首领。他们带来礼品，要以此向客人表示敬意。谢天谢地，我们的宇航员利用计算机已经很快学会了土著居民的语言，因此可以对殷勤的作法表示谢意。我们的宇航员可又没法用人类的语言说明着陆的并不是神，向他们解释来访的并不是值得崇拜的异类高级生物。他们，我们的原始朋友，不信这些。认为我们的宇航员来自其他星球，显然有极大的智慧和力量去创造奇迹，必定是神！要向他们解释什么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事也无济于事。一切超过了这些担惊受怕者的想像能力。

从着陆之日起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简直是无法想像的，我们不妨在事先拟定好的汁划里可以列上这样的要点：争取培训一部分居民，让他们在爆破后的矿洞里？合作寻找返回星球所需的裂变性材料。

土著居民中最聪敏者当选“国王”。他得到一架无线电台，一目了然地象征他的权力。他可以随时用它接通诸神通话。我们的宇航员设法将最简单的文明生活方式和一些道德概念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发展一种社会制度。

我们的宇航员遭到另一个当地土著部落的进攻。因为他们还没有采掘到足够的裂变性材料返回星球。宇航员先是警告，多次无效，随后用现代武器将进攻者击退。

少数经过选择的土著妇女由字航员授精，这样可以产生一个部分地跨越自然进化的新种族。

基于人类自身发育成长的经验，我们明白，这个新种族要适应宇宙环境的过程会持续多久。因此，宇航员飞回地球之前留下清晰可见的迹象，他们当然能够在以后，在许多许多年以后，让一个技术发达又有数学基础的社会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要在宇航员们走后设法提醒我们的学生防止面临的危险。甚至为他们放映关于展示地球战争和原子弹爆炸的最令人恐惧的影片，也还是阻止不了这个行星的原始类人生物干同样的蠢事，这情况与阻止不了什么都知道的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玩弄战争烈火一样。

宇航员驾驶飞船重新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此时，我们的朋友们正在议论奇迹“诸神就在这里呆过！”他们会将奇迹翻译成他们的简单语言，变成传说，传给子女。他们会将礼品和工具以及宇航员留下的所有东西当作圣物收藏起来。

当我们的朋友有一天掌握了文字，他们便可记录发生的事情：可怕，稀奇，充满了奇迹。他们的后人会读到，身着金色服装的诸神那时乘坐的是一艘平底式飞船，它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降落下来，这些是用图画来表示的。人们会描述神越海过草原乘坐的车辆，会描述那种可怕的闪电式武器；人们会谈到诸神答应还要做客的事。

他们还将那次见到的景象刻写在岩石上：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头上戴盔插棒，胸前挂着匣子的球体上坐着不可言状的生物，它载着他们驰聘空间，棍棒犹如太阳发射出光线；有一种形似巨型昆虫的东西一种机动车辆……要想像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的诸神将哪些踪迹刻在过去时代的碑石上了。

要勾画出我们宇宙飞船访问过的行星有什么发展是相当容易的：土著居民见识了许多，而且学会了许多；宇宙飞船停过的地方被宣布为圣地，成为诸神的壮举受到歌颂的朝圣之地，那儿建造起金字塔和庙宇，理所当然地按照天文学规则建造。人民在成长，战争在爆发，诸神宇航员呆过的地方因此被埋没；后代又发现那些圣地，将它们发掘，想方设法地去解释种种迹象。

玛雅人的迁移之谜

美洲大陆平地崛起的玛雅文明，的确令那些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大感困惑。这种从天而降的文明，缺少渐进的迹象，却充满各种推测和假说，像一幕匆匆开场的灿烂的历史剧。

公元830年，科班城浩大的工程突然宣告停工。公元835年，帕伦克的金字塔神庙也停止了施工。公元889年，提卡尔正在建立的寺庙群工程中断了。公元909年，玛雅人最后一个城堡，也停下了已修建过半的石柱。这情形令我们联想到复活节岛采石场上突然停工的情景。

这时候，散居在四面八方的玛雅人，好像不约而同地接到某种指令，他们抛弃了世代为之奋斗追求、辛勤建筑起来的营垒和神庙，离开了肥沃的耕地，向荒芜的深山迁移。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玛雅人的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文化遗址，就是在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玛雅人自己抛弃的故居。如今的游客徜徉在这精美的石雕和雄伟的构架面前，无不赞叹、惋惜，而专家学者们却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玛雅人抛弃自己双手建造起来的繁荣城市，却要转向荒凉的深山老林，这种背弃文明，回归蒙昧的做法，是出于自愿，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有人一度将这一事件，这一起民族大迁移，比作是古埃及发生的事：人们世世代代依照一部历书的数据资料造起庙宇、金字塔、城市、水库和街道；人们使用简陋的工具，费尽辛劳将石头凿成精美的雕像，用它们装点豪华的建筑。当这些工程历时千余年竣工了，人们便离别各自的住处，迁往贫脊的北方。这样的事情对照我们所理解的当今时代而加以琢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事情荒诞无稽。

事情愈是令人费解，人们欲解的劲头就愈大，含糊不清的解释就愈多。首当其冲的说法是，玛雅人有可能被外部入侵者赶出了家门。可是，有谁比处于其文明和文化兴盛时期的玛雅人强呢？哪儿也没有什么踪迹可以让人推断出发生过战事。真正值得寻思的倒是一次气候遽然变化，它有可能引发了民族的迁徙。这种解释也还是找不到证据。它怎么也成不了理由。因为，玛雅人为迁徙而离开旧王国领土到达新王国边境的空间距离只不过是350公甲左右，为求生存躲避一场灾害性气候骤变，这样一段距离不足以让人免去灾难。认为有一场十分可怕的大瘟疫迫使玛雅人采取行动，对于这个解释，人们也得认真地加以验证。这是以往人们提出的许多解释中的一种，仅此而言，今天它没有一点点证明自身成立的依据。存在代沟造成的争斗？年轻的一代起来反对老一代？发生内战？一场革命？如果有人同意其中的一个可能，那么，显然只有一部分居民，即失败者，离开国家，而胜利者则留下来仍在旧地生活。在考古现场的调查研究没有提供什么迹象让人看出有玛雅人留了下来，哪怕是一名玛雅人！整个民族突然间迁出，它不设防护措施，将自己的圣地完好地留在热带丛林里。

我们想在众说纷纭之中加进一个新的声音，一个论题，与其他的解释迄今为止没有事实来支持一样，它得到证实的程度是同样的微不足道。尽管有那么多的可能、也许，就像其他种种解释有的那样，我们也大胆、自信地对我们提出的论题寄予希望：玛雅人的祖先在很早很早的什么时候接待了诸神（我们估计他们是外星字航员）。有一系列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说，所以生活在美洲的文化高度发达的民族，其祖先也许是从古代东方迁移过来的。在玛雅人的世界里真是有严加保护的神圣史料，有天文的、数学和历书的！因为诸神说过有一天要回来，所以祭司们守护着传下的知识：他们创建一种出类拔萃的新宗教——库库尔干教，意为“飞蛇”。

根据祭司的史料记载，诸神要重新由天而降，那时候，巨大的建筑工程依照历书周期的规则建造完毕。这就是说，他们鼓励人民依照这神圣的节奏完成庙宇和金字塔的建造工程，因为，完工之年便会是欢庆之年。那时候，库库尔干神会从外星到来，接受建筑成果，从此又生活在人间。

工程完成了，诸神返回的那一天来临了，可是根本没有动静！人民唱起赞歌、祈祷和期待，持续了整整一年。人民供奉奴隶和珠宝、玉米和油，可是并无结果，上天依然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天车没有出现，人们既听不到噪声，也听不到远处的雷鸣，什么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动静。

我们让这个假定成立的话，那祭司和人民的失望想必是到了极点：数百年的劳动付诸东流。怀疑油然而生。古书的计算有误？诸神会在其他地方降下？可怕的错误使人们的前功付诸东流了吗？

印第安人先祖是怎样发现地球的？

所有部落都知道这个传说，或者一个与此相似的传说……

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印第安人法庭，它决定变换一下住的地方。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在地上挖一个洞，洞挖得越来越深，一直到把地挖穿，他们来到了星球的另一边。头领第一个跳进洞里，在经过一个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之后来到地球上，但是因为空气阻力太大，致使这位头领又被抛掷回他原来的故乡。头领来到部落法庭报告了他的经历：他看到了一个有许多绿水和绿色森林的美丽世界，并且建议所有印第安人应该去这个世界居住。法庭决定接受这个头领的建议，并向印第安人发出命令：把棉絮捻成长绳。他们攀着这根长绳极其缓慢地滑进这个洞里，以便不使自己又被地球抛掷回来。由于他们是极其缓慢的进入地球的大气层，所以这次伟大的迁徙成功了，并且自那以后他们就一直生活在地球上。卡亚托人说，开始的时候通过这条绳子他们与故乡还有过一次接触，但是有一天，一种凶恶的魔法剪断了这条绳子，从此，他们就等着来自故乡的姐妹到地球上来寻找他们并重新找到……

新石器时代美洲野牛身上的弹孔

1961年7月，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古代史教授池湓劳，在“石谷”的发掘中碰到了一个地下洞穴体系的其中几段。地处湖南山脉支脉脚下的岳阳城西，洞庭湖南岸，这位考古学家在地下32米深处发现了几条通往一个迷宫的通道。通道已被确定了位置，毫无疑问它们从湖底下通了出去。洞穴墙壁光滑并被涂上了釉。一个多条通道相交于此的大厅的墙壁上布满了图画。它们描绘被口衔“吹筒”的人驱赶而向着一个方向躲避的各种动物。这个发现的令人惊异之处，除了地下隧道体系这件事，就是壁画的核心内容部分：在这些躲避着的动物上方，飞着一块牌子，上面站着手持类似枪支的人，他们正用枪瞄准着动物。池湓劳教授的报告说，这些站在“飞着的牌子”上的人，身穿现代夹克和长裤。

这一有关“飞着的木牌”和人们傲慢地用枪瞄准动物的报告，使人想起莫斯科古生物学博物馆里的有一只美洲野牛的骨架，它的额头骨是被一颗光滑的子弹射穿的。

美洲野牛的起源地是俄国的亚洲地区。美洲野牛的生活年代，根据化石被确定为是公元前8000年一公元前27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当人们还像时间标志所表明的那样，通过琢磨石头来制造武器时，那个时代最现代化的武器是人们所制造的石斧。石斧的一次打击充其量会打碎额骨，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一个射穿的洞。在新石器时代会有发射武器？事实上，这种思想似乎是极其荒谬的。

不见不散的情人灯

农历正月十五夜，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庆典元宵节，俗称又叫“灯节”。旧习元宵之夜；城里乡间，到处张灯结彩，观花灯，猜灯谜，盛况空前。届时，不论皇室贵戚，平民百姓，深闺淑女，均可破常规，顾习俗，制灯玩赏，出游嬉闹。唐诗人崔液作诗道：“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平时足不涉户的闺阁女子，往往乘此机会与意中人谈情相会。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云：“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郝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元宵灯会狂欢之夜，情人急于幽会，望眼欲穿，“踏破铁鞋无觅处”，见时就在眼前的有趣场景。

唐宋明清，元宵灯节成了年节中重要的民众娱乐活动。墨客骚人，常常吟诗作画，为节俗增添雅兴。今天，元宵放灯、观灯，仍是中国广大地区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娱乐活动。特别是近几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人们喜欢元宵灯节，可它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呢？

一种意见认为元宵灯节形成于唐代。《七修类稿》云：“元宵放灯，起唐开元之间……从十四至十六夜，后增至五夜。”林达祖的看法与《七修类稿》稍有不同。他在《唐宋时代元宵看灯的盛况》一文中根据《旧唐书》有关睿宗的记载：“景龙四年，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看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至丁卯夜又微行看灯。”认为“元宵灯节在明皇的父亲睿宗时代已盛行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元宵灯节是汉代传下来的。唐代徐坚《初学记》云：“《史记？乐书》日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初学记》是受命于唐玄宗，为太子们学习文化而编纂的书籍。书中“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显然是指玄宗时代。《灯节小史》作者观今从《御览》引《史记？乐书》的说法，又据《曲洧旧闻》所载“唐沿汉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认为元宵灯节“看来是成于汉初的一种特殊事体，并不认为是一种娱乐”。罗启荣、欧仁煊在1983年9月出版的《中国年节》中认为：“汉文帝是周勃勘平‘诸吕之乱’以后上台的。勘平之日是正月十五。每逢这天夜晚，汉文帝都要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夜’在古语中又叫‘宵’，于是，汉文帝就把正月十五这一天定为元宵节。不过，当时还没有放灯的习俗。到了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愔从印度求得了佛法，汉明帝为了提倡佛教，敕令在元宵节点灯，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这是元宵节放灯的起源。”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元宵节源于释道的宗教活动。《涅粲经》日：“如来阇维讫，收舍利罂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乐，绕城步步燃灯十二里。”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而《岁时杂记》记载说，这是沿道教的陈规。道教把正月十五灯节称为“上元节”。最近又出现一种新说法，据1985年第1期《民间文学论坛》所载的《灯节的起源与发展》一文认为，元宵灯节“最早起源于对火的崇拜”，“原始人发明了火之后”，“认为神秘的火能驱赶走一切妖魔鬼怪”。相沿成习，最先形成仪式活动的，便是“傩”，“傩”是一种持火驱鬼的习俗活动，其“原始形态，可追溯至久远的上古时代”。

关于灯节的起源，民间传说更是纷纭不一。有的传说，隋炀帝色迷心窍，欲娶自己的妹妹。妹妹硬扭不过，借托除非正月十五出现繁星满地的奇迹，才可成婚。隋炀帝下令京城四周百姓到十五日晚每户燃灯火，违令者斩。至十五日晚，妹妹登楼见满地都是灯火，误以为真是繁星落地，纵身投河自戕。为了纪念这位不甘凌辱的女子，民间百姓每逢正月十五都燃起了灯火。有的传说，灯节源于汉武帝。当时宫女元宵正月过后思念家中父母，宫深禁严，怎么外出相见呢？足智多谋的东方朔得知后很同情，便设计成全她们。他先散布谣言，说火神君将派员火烧定安城，城里宫内一片恐慌。后又向武帝献计，十五晚上宫廷内人员一律外出避灾，满城大街小巷，庭院屋门，都挂上红灯，好像满城大火，以骗过天上观望监视的火神。武帝允诺，宫女们元宵遂趁机与家人相会。从此，每逢正月十五都要放灯。

忠魂应可含笑九泉

端午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辞海》注为：“阴历五月初五日，民间节日。”本名端五……。到了唐代，因唐玄宗八月五日生，宰相宋镡为讨好皇帝，避“五”字之讳，而“午”与“五”同音，所以将“端五”正式改为“端午”。到了宋朝，朝廷追封屈原为忠烈公，并定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传谕全国纪念屈原，还让人们佩带香袋，以示屈原的品德节操如馨香溢世，流芳千古。端午又名端阳、重午、中天等。端午节是迷人的，而关于它的得名和始源，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历来有所争议。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屈原说。这种说法较为古老和通行。其所依据的最早资料有二：（一）萧梁时吴均《续齐谐记》所记棕子起源的故事“世人作粽，并带五彩丝及楝叶，皆泪罗之遗风也”；（二）北周时宗懔《荆楚岁时记》所提竞渡起源之一说“屈原投泪罗日”为竞渡三个来源之一。因此，每到端午这天，民间有吃粽子、划龙船的习俗，传说这与纪念屈原有关。相传战国时，楚顷襄王宠信奸佞，将屈原革职放逐。秦国趁机出兵，使楚国失地千里，郢都也被秦将白起所破。屈原不忍再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难，而自己又救国无门，但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便于公元前278年抱巨石投泪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颂歌。当地百姓知道后，马上设法捞救，一直追到了洞庭湖，都没找到屈原的尸体。这时恰逢天下雨，湖上的渔舟遇雨，一齐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他们听说是打捞贤臣屈原时，又再度冒雨，争相划进了茫茫的洞庭湖中。以后，人们就荡舟江河之上，以寄哀思，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又传屈原殉难后，楚国百姓为纪念他，每到五月初五日，便往江里扔粽子，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不再吃屈大夫的尸身，此说相沿至今。相传屈原投汨罗江殉难的日子是五月初五日，因而人们大多把端午节看作是纪念屈原的节日。唐代文秀有《端午》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它反映了端午的由来与悼念屈原有关。

二、龙节说。闻一多先生不同意上述说法，而认为端午是龙的节日。自他作出论证后，学术界大多沿用此说。在《端午考》一文中，他列出了有关典籍一百零一条记载；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一文中，他从节日的竞渡和吃粽子都与龙有关，进而推论端午是龙的节日。他推论的根据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端午节的两个最主要的节日活动——竟渡和吃粽子都跟龙有关，竞渡用的是龙舟，而粽子投到水里又常被蛟龙所窃。（二）关于竞渡的来源，有关风土的书籍至少介绍了四种，就其中两种看，竞渡的风俗跟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特别深；而据《说苑？奉使》和《战国？赵策》，吴越百姓又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还有用“五彩丝系臂”的习俗，这正是那以“像龙子”的“文身”习俗的遗迹。

三、恶日说。张心勤在《端午节非因屈原考》（载《齐鲁学刊》1982年第1期）中指出：把端午节的主要内容说成是纪念屈原，是后世好心人附会而成，端午应起源于恶日。（一）《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等古书都有“不举五月子”，即不将五月所生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内容。五月初五日，古俗忌为“恶日”。战国时齐国显贵孟尝君田文五月初五日生，其父不让家人养之，说明那时五月初五日已为俗忌。孟尝君死时屈原还活着。东晋大将王镇恶、宋徽宗等人亦有同样经历。（二）民间流传，吃棕子是祭屈原之尸，竞龙舟是拯屈原之体，挂艾蒲是招屈原之魂，其实皆不然。艾草、菖蒲都是草药，都与夏季各类疾病瘟疫孳生为灾有关，都因五月初五日这个“恶月”、“恶日”而来。粽子只是民间普通食品，龙舟竞渡是一种节日活动，最初并不固定在端午。（三）六朝以前五月初五日纪念的内容并不限屈原一人：山西一带纪念介之推，吴楚两地纪念伍子胥和屈原，浙江绍兴、会稽一带纪念曹娥。只是后来由于屈原的冤死深为后人怀念，屈原的爱国主义为人敬仰，屈原的诗作对后世的影响，端午节的纪念内容才为屈原所独有。

四、夏至说。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5期）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则主张“有文字可考的端午始源应该是夏至”。理由：（一）从端午的两个主要风俗看，在权威的岁时专著《荆楚岁时记》中，五月初五日的节日风俗并没有吃粽子。而吃粽子却明明白白写在夏至节中“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关于竞渡，隋朝杜台卿曾在岁时专著《玉烛宝典》中提出竞渡是夏至节的娱乐活动，不一定是打捞投江的屈原。再者，杜还毫不犹豫地把竞渡放到了夏至这天去分析。（二）端午风俗的另一些内容，如“踏百革”、“斗百草”、“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等，均和屈原无关。若再查阅别的史籍，不仅在夏至的风俗中可找到后来五月初五日风俗的端倪，而且还能找到记录夏至是五月初五风俗起源的内容。司马彪在《后汉书？礼仪志》中的见解更明确：汉代五月初五日的风俗是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节。（三）著名的岁时风物的著作《岁华纪丽》对端午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意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太阳正合于正阳的位置。因此，从端午节又名天中节来看，端午的最早起源的确就是夏至。

驱鬼避邪有妙方

新春佳节，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对联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必有之物。当然，对联并不一定只在春节使用。在乡下，甚至婚丧嫁娶也要在门旁贴副对联，以渲染气氛。然而，假如要问：对联产生于何时？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或许许多人会瞠目结舌，不甚了了。

这也难怪，虽然对联是中国的特产，且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许多对联作品至今脍炙人口，但是，有关研究对联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何况关于对联的发生、形成并非众口一辞！

对联即“楹联”，又称“楹帖”，俗称“对子”，字数多少无定规，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加上优美的书法，真可谓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春联仅是对联中的一种，春节期间贴在门上，表现人们喜迎新岁、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清人陈云澹《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列朝诗集》、周晖的《金陵琐事》以及乾隆年问长沙钱德苍的《解人颐》等笔记小说都有类似记载。如是说，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到现在不过五六百年之久。

然而，人们都记得王安石那首著名的《元日》诗，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表明早在北宋时期我国人民就普遍地将春联作为更新除旧、美化环境、渲染气氛、点缀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

既然如此，那么春联产生于何时呢？北宋人张唐英《蜀祷然）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宋史？耳行志》和《宋史？蜀世家》也是这样记载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所题写的这副楹联是中国第一副春联。

这个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据说，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年春节前夕，先后写过几副对联贴在门上，都因字体妍美雅丽、内容新颖而被人悄悄揭走。除夕将至，门上仍空无一字。王羲之又精心构思一副而拦腰斩断，先分别贴出上半截，联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副不吉利的对联自然没有人去揭。初一黎明，王羲之又将截下的下半截分别接上。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的妙联。由此看来，春联早在五代前就出现了。

春联仅是对联的一种，而对联早在唐代已风靡全国。《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有人送给惯于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而又无德无才的宰相李林甫一副对联，上联为“口蜜”；下联为“腹剑”。表明此时的对联已变成反映人们政治倾向的一种文学形式了。

其实，要说清楚对联起源于何时，必须辨明对联之所由生。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即挂“桃符”。据说桃木有压邪驱鬼的本领，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日荼，日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槽人，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对偶的诗句，这就是造纸术产生之前的对联了。同时，也说明至少在东汉时已盛行春节挂桃符的风俗。还有人主张对联的起源应在距今二千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理由是保存此时资料的《山海经》也有此类记载。

看来，对联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

吃月饼不忘寻仙忆贤

“十分明月五分秋”，这是古人“中秋夜吟”的佳句。确实，中秋之夜，青天碧海，皓月当空，银光万里，人们赏明月，吃月饼，家家团聚度佳节。这一风俗，我国由来已久。那么，中秋节缘何而起？它的来历演变如何？诸家说法不同，主要有下列几种：

“唐明皇游月宫”说。唐代《开元遗事》上记载：中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临太液池望月。官民效仿，形成了中秋赏月的习俗。同时，《唐逸史》、《仙传拾遗》均写道：“开元中秋夜，明皇于宫中玩月，罗公远奏日：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杖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上同登，行至大城阙，日：此月宫也。”《集异记》以及后来的《太平广记》同样载有此事，但陪唐明皇游月宫的却变成了处州道士叶法善。明代凌潆初据此演化成通俗小说“唐明皇好道集奇人”，编人《初刻拍案惊奇》，说唐明皇在月宫看见了“广寒清虚之府”的金字匾额，又从宫中仙女处学得了《霓裳羽衣曲》，云云。由于它是通俗小说，不胫而走，脍炙人口，所以一般都因此认为中秋赏月自唐明皇始。

明代学问家郎瑛却反对此说。他在《七修类稿》一书中辩驳道：“唐明皇游月宫，《异闻录》以为同申天师，《唐逸史》以为同罗公远，《集异记》以为同叶法善。其中游事又小不同，罗公远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载所游过潞州，《幽怪录》又为过广陵。似此诸说不同，要非亲切之言，真实之事，好奇者之所为也，或一时宫人传讹之事耳。”他认为唐明皇游月宫或是好奇者杜撰，或是宫人以讹传讹，不足为信，所以中秋赏月与此无关。不过，清代程允升编纂的《幼学琼林》中，仍坚持说：“中秋月朗，明皇亲游于月殿。”此书为幼童启蒙读物，几乎每个孩童入学都得诵读背熟，所以影响极大，都将唐明皇游月宫看作中秋节的起源。

“嫦娥奔月”说。早在战国末年成书的《归藏》记载：“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汉朝刘安《淮南子？览冥篇》中发展为“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垣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后来张衡在《灵宪》一书中进一步把嫦娥说成了后羿之妻，偷吃了丈夫的不死药后，轻身飞月，变成蟾蜍（癞蛤蟆）。笔下似有贬义。到了六朝后，人们对嫦娥奔月寄以同情，说她登上了天帝的后庭，十分寂寞。唐代李白《把酒问月》诗道：“白兔捣药秋复舂，娼娥孤栖与谁邻？”李商隐也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已有思凡归乡之意。赞誉嫦娥为美丽、聪明的贤淑女子，增添人们对明月的无限情思。所以在唐代已开始将八月十五日夜的赏月改称祭月，盼思嫦娥回归人间。到了宋代，中秋被定为节日，祭月更为盛行。据《新编醉翁谈录》中说，京师祭月，倾城人家子女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皓月。”可是，这类嫦娥奔月的传说，早在古代就有人考证指出：“月中嫦娥，其说始于《淮南》及张衡《灵宪》。其实因常仪占月而误……后讹为嫦娥，以仪、娥同音耳。”（《丹铅总录》）但因为嫦娥奔月早为我国民众妇孺皆知，所以一般仍把她看作中秋赏月的起源。1982年出版的《中外民间节日》一书中也说：“中秋节之所以成为佳节，还在于月亮有种种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嫦娥奔月’。”

“时令节气”说。近人考证，“中秋”一词，始见于春秋末年《周礼》：“中春昼，鼓击士鼓吹幽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云。”同时，《礼记》也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这“夕月”即是拜月，可见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已有拜月、祭月之俗。到了魏晋，开始普及民间为赏月。如《晋书》记载：“谕尚书镇牛渚，中秋夕与左右微服源江。”做官的同普通百姓一起在江上赏月。唐朝时，登楼赏月已成普通习俗。韩愈在八月十五日夜写的赏月诗中赞道：“一年明月今宵多。”韦庄也有诗日：“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另一位诗人抒怀道：“独上高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可见，一年一度中秋节，明月最圆，秋色宜人，所以赏月、玩月成了大家的，共同心愿。到了两宋，更为全国上下热闹繁华的节日。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问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面阗，至于通晓。”通宵达旦地赏月，原因何在？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明确记载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烛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这一风俗，延及明、清时代。民国时期，政府又正式将中秋宣布为“秋节”，所以久盛不衰，深入人心。至于“嫦娥奔月”，“唐明皇游月宫”等，都是人们在赏月时通思冥想，而编造出来的神话。

中秋月饼的起源，历史上也有不同说法。早在北宋苏东坡的笔下，就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约”。他又在登无锡惠山的一诗中说：“独携天上小圆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也有关于“月饼”记载，但是仍不普遍。到了明代，月饼才成了中秋赏月的佳品，嘉靖年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写道：“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品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日团圆节也。”到了清代，月饼更为盛行。《燕京岁时记？月饼》记道：“中秋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这些记载都说明月饼因祭月需要而产生，又取月圆之意为团圆饼。但是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一说法。元朝末年，官府腐败黑暗，民不聊生，妻离子散，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一年中秋节前，泰州人张士诚，暗中串联，把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等纸条，藏在小圆饼内互相传送。到了中秋晚上，家家吃圆饼，举行民族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统治者。从此人们每年中秋节吃月饼，以纪念张士诚功勋，又表达家家团圆的良好愿望。

宁死不愿出山为官

唐诗有言“一年好景在清明”。当此时节，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嫩柳飘丝，惠风和畅。人们祭扫陵墓，缅怀先辈；折柳插门，祈求吉祥；同时浸种育秧，春耕开始……然而这一传统节日究竟缘何而起？它的来历如何？’研究者们却持各种不同说法。

“清明”起始于节气。早在汉代刘安著的《淮南子》中写道：“春分后……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平分为十二次，太阳运行到某次就为某节气。春分后十五日，太阳到达黄径15。即“指乙”清明风至。《国语》上说，一年中共有“八风”，其中清明风属“巽”（阳气），万物至此“齐而巽”，“洁齐而清明矣”，因此在八风中，唯独清明风至日定为“三月节”。后来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也说：“三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岁时百问》上解释道：“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渭之清明。”都是认为清明节起源于节气，由于日照、气温、降雨、物候等各方面反映了“清明”现象，所以它成了我国二十四节气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气。

节气俗演为节日。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上记载说：“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寒食在清明前二日，古人的寒食活动又往往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也将清明这一节气时日改称为清明节。今人罗启荣、阳仁煊在《中国年节》一书中提出，清明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节气，二是指节日。在二十四节气中，俗演为节日的只有清明。而清明之所以演变为节日，是由于介子推的故事缘起的。春秋时代，力助晋文公重耳复国的大臣介子推，功成身退，隐居绵山。为了逼迫介子推出山做官，文公于清明前夕焚山烧林，不料介子推宁愿抱树焚身，留下血诗一首：“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亿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愿君清明复清明。”文公读罢遗诗，伤心之至，决定把绵山封给他，称为“介山”，还规定每年到了介子推被烧死的那天（清明前夕）都要严禁烟火，吃寒食，这就是清明寒食的由来。从此有了“寒食节”，或称“清明节”。

节日与节气同时起始。马宏智《年节趣话》中提出：清明和寒食是两个不同的节日，由于日子相近，古代就有人误认为清明即是寒食。他认为，清明一开始就既是节日又是节气，“在遥远的周代已经流行了”。谢景福在《清明节》一文中也说，早在周朝就有清明节焚火的制度，到了唐朝，又有皇帝取杨柳之火，赐近臣以顺阳气的作法。民国以来，又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所以我国历来就有清明节扫墓、植树、耕作、换装的习惯。

又有观点认为，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才形成了清明节。现有研究者考证，清明，起初它表示天清地明的意思。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下太平。商朝末年，纣王乱国，周武王起兵伐纣，牧野一战，大败商师，平治天下。《诗经》上歌颂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毛书？传释》：“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为此，周朝在制订历律，确定二十四节气时，将三月节命名为“清明”，标志天地清朗明净，既明物候，又明政绩，届时焚火庆祝，春耕开始。到了东周末年，即春秋时代，晋文公因介子推出亡而焚山，适值清明前二日，于是规定每年此时禁火寒食，“以志吾（文公）过，以旌（表扬）善人。”由此产生了寒食节。《荆楚岁时记》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还说“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翔《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于之推”。当时，清明与寒食还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秦代，秦始皇出寝起居于墓侧，后来汉承秦制，洛阳诸陵都以晦（初一）、望（十五）、二十四节气、伏、社、腊之日上饭。就是说，每逢初一、十五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日子，都得去陵墓上祭奠。礼仪繁重，劳民伤财。唐明皇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公布了一道命令：“寒食上坟，礼经无文，近世相传，已成习俗，应该允许，使之永为常式”。由于寒食与清明相近，清明又是历来“上饭”之日，所以寒食、清明统统称为清明节。正如当时大诗人自居易《寒食野望吟》一诗所描绘的：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同时，扫墓上饭，一般得踏步郊外，而清明时节，风和日暖，春草相绿，花香蝶飞，所以唐代起又开始了清明节“踏青”的风俗，又称之为“探春”、“寻春”。据《旧唐书》记载：“大历二年二月壬午，（皇帝）幸昆明池踏青。”《武林旧事》记载：“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妆饰，金翠琛璃，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唐代诗圣杜甫也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等名句。正是经过了历代承袭传扬，“清明”才在历史上正式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惊世骇俗的人蛇之恋

叙述宋代药店店员许仙和蛇仙白素贞爱情悲剧的白蛇传说，以它曲折优美的情节，鲜明生动的形象和充满人情味的情致，不胫而走，成了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四大传统故事之一。白蛇传说影响深广，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是如何起源的？它的“原先”是什么？一直是白蛇传说研究中一个热门的话题。

以往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白蛇传说最早的成型本，是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选编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清以来，关于白蛇传说的戏文如清乾隆三年松江黄图铋的《雷峰塔传奇》，安徽方成培的《雷峰塔》以及《义妖传》、《宝卷》等，内容情节基本以冯梦龙本为蓝本。然而，冯本依据又是什么呢？这则传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较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蛇妖故事及崇拜龙蛇的民俗风尚，蕴藏着白蛇传说的基础或“原先”。由于各人所依据的材料不同，说法略有差别。戴不凡在《试论〈白蛇传〉故事》一文中查考了《净慈寺志》（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刊本）记载：宋时该寺附近山阴曾出现巨蟒，并出现过会变女人的害人妖精。推论道：“雷峰塔正在净慈寺附近，《白蛇传》可能与这传说有些关系。”罗永麟则认为，白蛇传说的“原先”可能是南宋时流传下来的。据《清平山堂话本》所收辑的《西湖三塔记》云：南宋孝宗年间，临安府（今杭州）奚宣赞清明节游西湖，一女孩白卯奴迷途被奚救回家。女孩的母亲自衣妇酬谢他，于宴席间取人心下酒，义委身于他同宿半月。不久，白衣妇讨厌宣赞，欲杀之食其心肝，两次均被女孩救出。奚侥幸回家，其叔父奚真人得知此事，用道法破之。白衣妇为白蛇，女孩为鸡妖，黑衣祖母为獭妖。奚真人化缘，造三石塔，镇三怪于西湖中。罗永麟在《论白蛇传》一文中，认为白蛇传说就是据此“为迎合市民阶层心理需要而改编成的”。

胡士莹在《白蛇故事的发展——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谈起》中主张白蛇传说“原先”的蛇妖故事不在宋而应上溯到唐。唐代传奇小说《白蛇记》、《李黄》均描写了白蛇精，它们为后代白蛇传说奠定了基础。其中一则说：唐宪宗元和二年，陕西李黄在长安市东遇见一个穿白色孝服的美丽少妇，为其勾引，在她家里“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天回家，觉得“身重头旋”，卧床不起，身子逐渐销蚀，最后只剩下一股血水。后来，家人去寻那白衣美女的家，唯见一座空园和一棵皂荚树。听邻居说，树中常有大白蛇盘踞，才知少妇为“蛇妖”所变。王骧根据镇江金山寺僧龙斗法传说的历史记载，在《〈白蛇传〉神话的镇江一源》一文中断论，白蛇传说的“原先”不仅在唐代已产生，而且镇江一源“比较杭州一源的产生时期可能更早一些。故事的情节也更为具体”。

也有的研究者从民族传统文化民俗风尚中寻找白蛇传说的渊源。陈勤建《白蛇形象中心结构的民俗渊源及美学意义》认办，白蛇形象可以从远古民族“人首蛇身”的图腾崇拜中窥见影子。《山海经》、《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古籍记录了大量人蛇合体的形象，如“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燧人之世……生伏羲……亦人首蛇身”。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都是一大群龙蛇。远古中华民族形成的民俗风尚组成的“活的历史连扣”，蕴育、编织了后来的白蛇形象及其传说。

一些学者根据国内外的蛇怪故事，认为白蛇传说有中国基础，但其源头是外来的。秦女、凌云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中法大学》月刊2卷3、4期著文《〈白蛇传〉考证》中说道：“白蛇故事，在中国民间，虽然是经常的流行普遍，但决没有悠久的历史”，它的根基源于印度传到西洋和中国的Lamia的故事。中国的白蛇传“只不过是借印度流传的故事而把中国旧有的各种片段传说或掌故组织起来，联系起来，使她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有生命的活跃的故事罢了”，“只不过是中国的旧闻和印度来的神话，结合起来而产生的一种意艳的宁馨儿罢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白蛇传说是由真人真事衍化而成的。1984年5月杭州举行的白蛇传说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认为过去收集到的凡人白蛇传故事，一概视其为受戏曲影响后起的，因而不予重视、是不妥的，从白蛇传说的内容看，与现实生活更为密切。据说上海还有许姓人氏，声称是白素贞的后裔，其家谱上曾有记载，可惜家谱已毁于战火，无资料佐证。

历史上最大的一顶“官帽”

“万岁”这两个字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称呼。两千多年来，“万岁”之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可谓是声震寰宇，不绝于耳。曾几何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大地上的“万岁”之声，更是直冲霄汉，成为普天下男女老少的口头禅。这个在中国社会心理结构中被神化了的“万岁”，在封建社会里，主要是皇帝的代名词，是一种与最高统治者划等号的威仪，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形式上的一种表现。这个至尊的“万岁”称谓是何时产生的，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日：“万岁，考古逮周，未有此礼”。张溟的《云谷杂纪》则说：“万岁之称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复可考。”（卷二）确实，在我国西周以前的古代文献中，“万岁”一词未曾出现过，而其他与该词相关的词语的意义，也不是我们后来所理解的那样。如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可见有“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万寿”这类词语。有人认为，这些词语不是专对天子的赞颂，而是一种行文款式，凡是铸造青铜鼎的人都可用，它只是传之子孙后代，永远私有的意思。如这些金文有“眉寿周邦，是保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永享”，“乙公作万寿尊鼎，子孙孙永宝永之”，“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享。”等等。有人还认为，《诗经》中的“万寿无疆”等词也不是后人对帝王的称呼。是描写年终时人们在举行欢庆仪式后，举怀痛饮时发出的欢呼。而《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台，北山有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里的“万寿无期”与“万寿无疆”则是见兴比赋，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

自战国开始，“万岁”一词屡屡出现于文献和人们的口中。这时的“万岁”是一种怎样的称呼呢？宋代张淏的《云谷杂纪》和清代赵翼的《陔余丛考》均有专条论述，并罗列了不少材料。据《云谷杂纪》所叙：“《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悉应。《战国策》冯谖烧债券，民称万岁。蔺相如奉璧人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万岁。《韩非子》日：巫祝之祝人日：使若千秋万岁，万岁之声聒耳……”张溟指出，这里的“万岁”是“庆贺之际，上下通称之，初无禁制，不知自何时始专为君上之祝也”。人们一般认为，自战国到汉初，“万岁”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即如上述的表示庆贺、欢呼之情时所用，其二则是代表死的讳称。如《史记？高祖纪》十二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汉书？翟方进传》云：“万岁之期，近慎朝暮。”颜师古注日：“万岁之期，谓死也。”

那么，“万岁”一词何时才被赋予神圣的尊严，成为帝王的代称呢？有人认为，秦汉以后，臣民们才开始直呼至尊无上的皇帝为“万岁”。它始于汉高祖刘邦。如刘邦I临朝时，“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史记？高祖本纪》）为了显示出“万岁”这种称呼的至尊地位，与之相辅的一套礼仪在刘邦时形成了。它是由汉初名臣叔孙通草创的，以后经历代帝王的御用礼官不断沿袭、补充、修订，形成了后来朝拜“万岁”的大套繁文缛节。正如唐代魏徵所说：“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叔孙通制订朝仪后，“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无敢欢欢失礼者，”使刘邦因此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创敬叔孙通列传》）所以，“万岁”成为皇帝的专称，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

另有人则认为，“万岁”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始于汉武帝刘彻，是汉武帝精心炮制的政治谎言产物。这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儒家则将“万岁”定于了皇帝一人。据《汉书》记载，汉元封元年春正月（公元前110年）武帝行幸缑氏，诏日：“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荀悦注说：“万岁，山神称之也。”就是说神灵也向武帝高呼“万岁”，后来人们向皇帝“三呼（山呼）万岁”即源干此。在太始三年二月，（公元前94年）武帝“幸琅邪，礼日成山。山呼万岁”。从此，万岁归于了皇帝一人。若他人使用，则成了偷越。据《后汉书？韩棱传》记载，大将军实宪挫破匈奴，威震天下，奉诏回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日：‘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说明此时称万岁之制已经确立了。

对于“万岁”的起源问题，宋代学者吴曾认为，《诗经？大雅》中的“虎拜稽首，天子万寿”，当是人们奉上为“万岁”的起源。《事物纪原》说：“燕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此中可隐约见其有“万岁”滥觞于战国燕时之意。《陔余丛考》卷二十一据《汉书？宣帝纪》“单于来朝，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上登渭桥，咸称万岁”一事推断道，此时“万岁”“似已属君上之称。”《辞源》“万岁”条则谓“万岁”“因常于殿陛之间用之，后遂为皇帝的尊称。”始于何时？没有道明。

“万岁”一词由上下通称而演化为皇帝专称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这一过程使“万岁”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我国语言文字中独特的政治性专有名词。自汉以后，“万岁”一词的使用对象与场合日趋严格，别人一般不能称呼。但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汉代之后，“万岁”一词只限用于皇帝，其他概不能用。其实，“万岁”一词至少到唐代，由于“民间口语相沿未改”，仍有人呼“万岁”“以为庆贺”，以后才“莫敢用也”。

神奇的《河图》、《洛书》之谜

河出图、洛出书，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一种祥瑞。如麒麟出、风鸟现一样，被视为天下太平、国富民安的治世征兆，意味着圣人的出现、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幸福。但在历史上，河图洛书似乎不只出现过一次。如：

《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

《论语？子罕》：“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墨子？非攻下》：“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管子？小匡》：“昔人之受命，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也。”

《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是属于中国学术思想神话部分的东西。它们还是麻将、象棋、围棋的祖师爷。麻将与象棋、围棋虽属小道，却都与这两个图有关系。

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有两个传说：

一则传说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在工程方面发生很多困难，结果在黄河上游，从河中出来一匹龙马。这龙马背上背了一个图案，图案上就是一些圈圈点点，即《河图》，大禹因为得了这个《河图》，就能驱使鬼神，把中国的水患治平了。

稍后，从洛水里出来一个乌龟，这乌龟的背上，有另一个由圈圈点点形成的图案，这个图案就叫《洛书》。

另一则伶说是这样的：伏羲为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花纹，伏羲根据其背上的花纹画出八卦，这就是河图；大禹治水的时候，有神龟从洛水中负文而出，其背上有数至于九，大禹据此而成《洪范》九类常道，即“天与禹洛出书”。

至于《洛书》的图案，正好是一个乌龟壳的形状，图中的点点，古代有一首歌来叙述它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头上是九，下面是一，左边是三，右边是七，这些都是阳数，白点子，占了四方。另外四个角，上面右角是两点，左角是四点，如同在肩膀上，下面右角是六点，左角是八点，像两只足，为阴数，是黑点，五则居中。

《周易折中？启蒙附论》里说，“如以阳静阴动而论，则数起于下。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于是阳数静而不迁，阴数动而交易，则又成河图、洛书之位矣。”认为“同本相从，以成合一之功；动静相资，以播生成之化。造化人事之妙，穷于此矣。先后天图象之精蕴，莫不于此乎出也。”

研究这两个图有什么意义？

这似乎涉及宇宙观的问题了。今天的地质学家，完全站在科学物理的立场，认为地球的形成，最初在太空中如一团泥浆旋转，经过几百亿万年的不断旋转以后，渐渐凝结起来了，成为地球。

但中国古代人们不这么认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认为地球的形成，宇宙的开始，第一个元素是水。在中国的哲学中、科学中，《易经》里就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水是第一个原素，等到形成了地球以后，所谓地六成之，这是中国思想。

在《易经》的象数方面，《河图》下面的一个白点，叫作“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对方（上面）“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左边为“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右边为“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中央为“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还有人认为这是过去非常简化的天文图，古今中外如埃及、印度、中国，尤其在大西洋一带，乃至现在新发现南美一带所谓落后地区都存在过星座文化，相信观天可以知人。

把《洛书》数字的图案，套在文王后天八卦的图案上，即是“一数坎兮二数坤，三震四巽数中分，五寄中宫六乾是，七兑八艮九离门”。

汉代刘歆以河图、洛书来解释《周易》和《洪范》。

到了宋代，刘牧受道士陈希夷嬗传，撰《钩隐图》，以四十五为河图，又以五十五为洛书，以合《周易？系辞》“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之说。朱熹根据《复传》和《观物外篇》，认为五十五当为河图，四十五当为洛书，清代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经过考证指出，刘牧、朱熹所画图书，实源于《汉书？五行志》、郑玄《周易注》、《周易乾凿度》九宫之说等等，并非《周易？系辞》所说的河图洛书或天数之书。这就否定了刘牧、朱熹之说，也使人们对河图、洛书产生怀疑。

河图洛书究竟有没有实物为证呢？

不久前，在安徽凌家滩出土了紧紧叠压在一起的一块玉片和一只玉龟，经测定，其制作年代为距今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玉片在上，玉龟在下，玉龟分背甲和腹甲，由孔和暗槽相连，玉片与玉龟紧紧扣压在一起，是一个整体概念。玉片呈长方形，正面刻有两个同心圆，小圆内刻有方心八角星纹；大圆对着长方形的四角各刻有一圭形纹饰；两圆之间被平分为八等份，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纹饰，与文献记载中洛书龟背图极为相似。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占卜器具。安徽考古所一位研究员解释说，玉片上面的长方形和圆形暗含天圆地方之意。圆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太阳，圭形纹饰象征东南西北的四方和八方，可能与季节有关，这些都与《周易》里的八卦、阴阳和方圆的概念一致。

这个玉龟的出土，似乎表明河图洛书并非传说，距今5300年前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存在，并能够用于占卜。就《河图》、《洛书》而言，确实是历史悠久，人们相信，这两种图案合起来，就产生了中国数理的哲学和工程上应用的学说。有了这两个图案，从而产生了中国古老数学的方法，数学的观念。《河图》、《洛书》与中国古老天文学也有关联。

谁是天下武林正宗？

明代是武术大发展时期，武术门派竞相林立，若将其归类则主要为外家、内家两大派。此始见于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所作（王征南墓志铭）。外家主要讲究搏人（攻击），又称为少林派：内家则重在御敌（防守），亦称武当派。武当派武功的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与少林派武功正好相反，是我国武苑中的一支重要流派，它和少林武功齐名，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两派并称为中华武术的两大主脉。

少林派的历史与源流经过几代武术史家的考证、研究，目前已露端倪，唯武当派的源流却仍然扑朔迷离，许多说法至今仍令人迷惑不解。

据考证，武当派共有四大派，即正乙派，全真派、玄武派、三丰派。

武当正乙派，是武当山本宫龙门内部传接的一派，一般不外传。金子科先生向世披露了这一派的武功“武当太乙揉扑二十三式”，他曾发誓不以此传人，方从李合林道长那儿学得此拳。李台林道长称此拳来历，系明弘治年间（1488年至1504年），由本宫龙门及道门流派中的吐纳、导引、技击等融炼而成。此派要求“心息相依，腰随膀转，运行匀缓，动静自如”，“行与蛇之行，劲似蚕作茧”。“辨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擒扑封闭”。从技击角度看，动作缓慢，幅度较小。此派武功虽然不断更新，但其古典式特征仍很明显。武当全真派与玄武派包含许多拳术，剑术。拳术中有众所周知的八卦掌、太极拳、形意拳，以及民间珍贵拳种如鱼门拳、猿猱伏地拳、六步散手等；剑术有武当剑、白虹剑等。这一派人员复杂，各种考证与争论十分激烈，现存疑问颇多，如太极拳发源于陈家沟吗？八卦掌的创始人是不是董海川？武当三丰派历来被推为武当派的鼻祖。《武当拳术秘诀》云：“本武当三丰之要诀，为武当之正宗。”1928年秋，万籁声先生所著《武术汇宗》谓：“武当宗洞玄真人张三丰祖师。”裴锡荣、李春生主编的《武当武功》一书中，也说武当武术创立于明代道人张三丰，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武当武术由最简单的“八门五手”的十三势拳而发展到今天众多的门类，包括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武当太极拳、武当八极掌、武当剑、玄武棍、三合刀、龙门十三枪等。按《明史？张三丰传》及（三丰会集）载，张三丰生于辽东，后人陕西终南山学道于火龙真人，道成后便携徒人武当山，结庵修道传艺、治病救人，倍受时人崇敬。又据（武当山志）载，张三丰隐居于此，为技击家内功之祖。《太岳太和山志》谓其“研磨太极阴阳之奥蕴，静观龟鹤之动态，探究其长寿之源，顿有所得。”裴、桃李认为，从历史上这些记载中可见，是张三丰把道家理学内功和民间武术熔为一炉而创始了武当武功。

《武当拳术秘诀》非但称张三丰为“武当之正宗”，又云：“武当脱胎于少林”，意即武当派之源还在少林派之中。因为少林派以五拳为精髓，以十八式为脉落，张三丰开始学拳于少林派，既得其要诀，又进行了创新，变十八式为十八字，变五拳形式为十段锦之长拳，统纳五拳十八式，及十八字的精义于十段锦之中。

事实究竟如何？这还得从张三丰其人其事说起。

关于张三丰，各种文献的说法各异。（神仙鉴）载南朝刘宋时有一名为张山峰的道士。黄宗著作《王征南墓志铭》称武当内家拳始自张三丰，“三丰为武当丹士，（宋）徽宗召之，道梗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显而易见，这里的张三丰应是北宋人。《道统源流志》载。“张三丰真人，名君宝……辽东建州人（今辽宁省黑山境内）。”这个张三丰却是元末明初人。罗佐云先生在《武林》1985年第9期撰文认为张山峰与张三丰并非同一人，黄宗羲却以讹传讹，将《神仙鉴》中南朝刘宋时的张山峰，误作为赵宋皇朝的张三丰。而这个张三丰原来不懂武术，竟能在一夜之间，旦在梦中练就一身硬功，这是神话般的传说。而（道统源流志）中所载元末明初的张三丰也不可能是武当派的开山鼻祖，因为，倘若如此，而武当山又是明成祖朱棣出动30万人马去建成的中国道教主要圣地，那么，《明史？张三丰传》及（方伎传》不可能并无只字提及其武技。故此，他认为说武当武术出自张三丰，无异于说少林武术出自佛教样宗达摩祖师那样荒唐，令人忍俊不禁。

与《武当拳术秘诀》一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王征南的掌门弟子）在康熙年间编著的《内家拳法》一书中，亦称“……张三丰既精干少林，复从而翻之。是名内家”。罗佐云先生据此指出黄百家已经对武当源出少林之事直言不讳了，因而称武当源于少林似理所当然。可是，因有关资料太少：故罗先生没有作出详细的论证。

由于长期以来“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人们尚未真正耐心地去研究有关武术的历史与传说。民国时期，出版了上千种武术书籍，然大多有失实之处。其原因多半是写书之人都想把自己的师承和门派写得好些，为此他们不惜把不利于他们的史实抹去，再自吹自擂，或者假托英雄、伟人为其门派的开山鼻祖，而捏造传说，这类事屡见不鲜。由此而产生的结论使得至今仍有些人固执己见。故而，要解开武当派武术渊源之谜，就必须去伪存真，认真地加以探讨。

难倒韩愈的石鼓文

在今天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和孔庙，人们可能会看到一些鼓形花岗石。别小看它们，它们就是举世瞩目的“石鼓”，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一个大谜。千百年来，无数人一直在对它们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一门涉及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专门科学——石鼓学。唐代的著名学者韩愈，现代的集文、史知识之大成的郭沫若，都曾对石鼓的研究投入很深。

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石鼓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的最初作用是什么？它们到底产生于什么时代？石鼓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之谜。

这些石鼓是唐朝初期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的风翔地区发现的。因为它们造型独特，而且上面还都刻有古老的刻石文字，所以从它们被发现之日起就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墨客。才高位显的韩愈还专门为此做了传世佳作《石鼓歌》一诗。

这些石鼓共有10面，每一面上都有刻石文字。虽然这些文字很难辨认得清楚，但是很明显，每面鼓上的文字内容各不相同。清代以前，只有文人、学者看重它们，所以，它们虽然几经战乱，多次迁移，但是每次都仍放在所在地孔庙内。五代时，曾经有一面石鼓丢失了，直到宋宗皇枯四年（公元1052年），才从民间找回来。只是很可惜，它已经被人为地毁坏了，上部被削掉，做了米碓的臼。上面的文字也被毁掉了一些。不过，这些鼓状花岗石到底还是经受住了磨难，保留到了今天。这其中确实是仰仗了清代乾隆皇帝的关照。正是进入清代后，皇家才破天荒地出面保护这些石鼓。乾隆皇帝还专门命人另选坚硬的石头，又仿制了10面石鼓。还在上面摹刻鼓文，以便于人们拓印，客观上保护了原来的10面石鼓。乾隆皇帝还御笔亲书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的文章，而此文被刻制成碑和同时刻制的清代书法家张照草书的韩愈《石鼓歌》的石碑一并立在石鼓旁。这些石鼓就是现存于北京孔庙内的那些石鼓。而唐代发现的那些原鼓一直都由清皇家收藏，今天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内。

石鼓最初被发现时，文字就已经有缺损了。宋代的欧阳修只见到了485个字，在他稍后的赵尧卿则只能看到417个字。而元代的记录中，只有356个字，到了乾隆年间，就只能看到310个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剥落得十分厉害。所以，早期的拓本对石鼓文字研究的意义重大，十分珍贵。因为石鼓上面的文字本身就包含着有关石鼓来龙去脉的重要信息，这些文字的历史年代就对应着石鼓产生的年代。而这些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可能会揭开石鼓的全部秘密。可惜石鼓上的字是中国非常古老的文字，既难识别，更难看懂。从唐代以来，历朝历代热衷于石鼓研究的人们，如金石学家、古文字专家都为破译它们绞尽脑汁。当然也不是没有成果。今天，人们对这些文字的属性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这些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一种大篆，考古学上称之为“史籀文”。它们是我国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刻石文字之一，其书法水平和篆刻艺术都称得上是一绝。对这些石鼓文的内容，现在比较占主流的观点都倾向于认为它们是诗。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每面石鼓上的文字实际上是一首四言诗。而这10面石鼓上的10首诗是一组诗，它们彼此相关。可这些诗到底描写的是什么呢？这和诗的写作时间密切相关。而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又和石鼓制作的时间相关。如果了解了石鼓诗的内容，确定石鼓产生的年代也就不是难事了。只可惜，这些悬念互相牵制形成了一个连环套。所以，破解起来就困难了。研究石鼓文的专家们倒也不是无所建树。但是，大家各自考证的结论，往往因为没有史料记载和其他实在可信的证据为依托，所以，显得十分薄弱，难以使人信服。

现在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石鼓是前秦时制作的。但是，它们究竟属于哪代君王执政时的作品，又确定不下来了。

而能破译石鼓文的人也不是没有。有人甚至已经破译了全文，但也毕竟是一家之说。

破解石鼓之谜，看来还需要一些新的参照物。

命运多舛的华夏第一国宝

“问鼎中原”、“势成问鼎”诸如此类的成语中都有“问鼎”二字。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都不会觉得难懂。“问鼎”是指可能达到或者想要达到权力或者是荣誉以及其他的一切项目的最高峰。可是，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字的引申意义，它的原义是什么呢？正如几乎所有的成语都对应着历史典故或寓言一样，“问鼎”二字成为成语中的一个也是有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国历史上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中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经过了一番励精图治之后，使楚国变得国富兵强。于是他卉始图取霸业，兴兵攻击陆浑之戎，直通雒邑的郊外。当时名为众诸侯国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来为他举行慰劳欢迎的礼仪。楚庄王向来臣“问鼎大小轻重”，表明他欲灭周而代之的野心。从此，“问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义的专用名词。

为什么楚庄王的一句问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来这个“鼎”可不是指寻常之物，而是专指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九鼎”就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启统治时期制造的。这个启就是传说中治水英雄的大禹的儿子。他建立夏朝以后，把华夏大地，划为九个州，每个州设立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统辖。据有关史料记载：夏令九个州的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了九只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铸鼎之前，已经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风景俊奇的地方，以及出产或具有的各种奇特的东西都画成图、编成册。然后由那些被精选出来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这些图画仿刻在“九鼎”的身上。每一只鼎对应着一个州，制成后的“九鼎”就象征着九个州，又象征着天下。这样既体现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中，也显示着夏王已经成为天下之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九鼎”从问世以后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们一直被作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

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贵的“九鼎”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失去了踪迹。它们的下落，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传世之作《史记》中就已经无法确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记》的不同篇中，对“九鼎”下落所作的记载也不同。在有关周、秦的两个“本纪”中这样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国从雒邑抢走了“九鼎”，它们被掠到了秦国。而在《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同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时，鼎就不见了。这和秦抢鼎的记载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又考证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九鼎”的失踪。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为了避免传国之宝落于他人手中，于是把“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旁边的泗水之中。他们还考证出：秦始皇南巡时，还曾派出几千人在泗水中进行打捞，可惜最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了“九鼎”铸铜钱。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诸侯国借此兴兵问鼎。

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

太极宗师之争

太极拳是我国一种独持而又行之有效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流传颇广，习此者不计其数，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也不乏太极拳爱好者。然而，关于太极拳的起源，有着种种说法，有些甚至带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清人陈鑫所辑《陈氏太极拳图说》“自序”日：明朝洪武七年（1374年），“始祖讳卜，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散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理根太极，故名日太极拳。”有人据此认为太极拳是陈卜创始的。陈卜是由山西洪洞县迁居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第一代人，其后代陈王庭造太极拳之说传闻颇广。

陈王庭是明末清初人，据《温县志》载，他曾率领温县军民英勇抗清。人清后，他隐居乡里，晚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见《陈王庭遗词》）。近人唐豪先生曾于1932年专赴陈家沟调查，见到过陈氏家谱中陈王庭名下注有“陈氏太极拳手创始人”以及《长拳谱》、《太极拳谱》等旧抄本，他发现，陈家沟的太极拳动作，有很大一部分取自明朝著名的武将戚继光所撰的（纪效新书？拳经）中的动作。据说在清朝初年，陈王庭参照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研究了道家黄庭关于呼吸的方法，融会贯通，创长拳十三势，编出了一套太极拳，拳势螺旋缠绕，快慢相间，意、气、形密切配合，把养生、健身和技击合而为一。今人方古、武术史研究家顾留馨皆持此说。

据《清史稿？王来成传》载：清朝中叶，河北出现了太极拳，其拳法出于山西人王宗岳，“其法式论解，与百家之言相出人”。直至清末，传习者愈来愈多。王宗岳，是清朝乾隆年问山西人，当过塾师，精通拳法、剑法、枪法，研究数十年，颇具心得。所著《太极拳谱》中之《太极拳论》，被视为太极拳经典理论。因此，王宗岳又被人认为是太极拳的创始人。

清末《宋氏宋传太极功源流及支派考》一书写道：唐朝安庆人李道子，“所传太极功，名田先天拳，亦日长拳”。其拳法至宋朝时传授给了江南宁国府俞氏，“先天拳亦如三十七式，而为太极拳之别名，至明时宋远桥、俞莲舟、余岱岩、张松溪等得其传。”该书将太极的创始人追溯到南梁人韩拱月和唐朝人许宣平等，后又由宋远桥等人加以继承和发展。

近人陈微明的《太极拳问答》认为张三丰为太极拳的创始人。张三丰的生活年代及其生平事迹本身尚是个谜。（宋氏家传太极功源流及支派考）谓：张三丰“自洪武初至太和（武当）LLI修道。宋远桥、余莲舟等七人往访，共拜之，耳提面命，月余始归，自此不绝往来。其所传张松溪、张翠山之拳名十三式，盖即今人所习之太极拳也。”据近人唐豪先生所撰之《少林武当考》一文考证，张三丰创太极拳之说纯系讹传。

今人旷文楠则认为，太极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太极拳的一些招式、动作、要领、方法，早已分别在古代的拳术和导引中引用了。到了明代，武术家们出于增进健康的目的，才将这些拳法和导引术加以揉合而编制成太极拳，以陈王庭、王宗岳贡献最大，所以太极拳并非一时、一地、一人所独创，而是经过武术家们长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创新而成的。明清状元们考的什么题？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其中起股到束股四部分是议论的主体，每部分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叫“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等。八股文的考题主要摘自（四书），所论内容也要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允许自由发挥，束缚人们思想，严重摧残人才。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怒谴责：“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1901年，清政府宣布“自明年为始……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八股文才被废除。作为一种考试文体，采用时间这样长影响如此大，恐怕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仅见的。那么八股文开始于什么时候呢？

“太祖与刘基所定”或“明太祖朱元璋制定”说。《明史？选举志二》记载：“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认为八股文是明太祖与刘基所制定。陈东原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在1936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中说：刘基卒于洪武八年（1375年），那时正是科举停顿时候，直至洪武十七年才正式开科取士。因此，“他是赶不上参与文体之创制的”。又说，自洪武三年虽然一连开了三年的科考，“但那时诸事草创，恐也未颐及考试的文体”。可能是受陈东原的影响，张晋藩、邱远猷在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科举制度史话》中，提出八股文是明太祖制定的。他们写道：“明太祖朱元璋，在沿袭宋朝科举考试文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种用八股文取士的方法。”1979年出版的毛礼锐、翟菊农、邵鹤亭编的《中国古代教育》，似认为八股文始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他们说：明太祖为吴王时已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中间曾一度停止，到十五年复设科举，到十七年规定科举定式，“从此八股文的格式一直支配着科举考试，是一种高度注重形式的文字。”

“始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说。最早持这一说的恐怕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他在《日知录》卷十二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并具体指出：“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以及“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责难于君渭之恭’文”，均是八股文。顾炎武学富五车，知识渊博，又是明末清初人。因而，他的见解颇为学者们所接受。鲁九皋（制义准绳）论八股起源，首即引顾氏之言。陈青之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中则直说：“据顾炎武所考，八股文的形式始于成化以后，在此以前，场屋文字不过类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形。自成化以后以至满清末年，数百年间皆为八股所支配。1981年出版的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和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也都采纳了顾炎武的看法。然而，有些学者却不赞同此说。陈东原于1936年，在分析了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第一名谢迁的一篇文章后指出：此文，在顾炎武所谓成化二十三年之前十二年，弘治九年之前二十一年，而已具八股的形式”。因此，他说：“若谓成化二十三年方有八股，亦非定论。”

商衍鎏在1958年也说：据顾炎武说，八股始于成化之时，但成化以前，于谦“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文，王宗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等题文，皆八股格。由此，他认为八股恰起于成化，恐亦未必（《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源于宋经义，定于明初，完备于成化”说。陈东原先生认为，文体之变，大都由渐而来，断不能恰指何时，也不能恰指何人。他指出，若追溯八股前身，当源于宋代经义。王安石在变法中，罢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这是一种新文体，与论相似，不过限于以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以经书中的意思去解释推演。王安石在创“经义”时，尚无整齐严谨的八比，但无论是直说、喻说、正说、反说，总是一个对一个，“而开后来八比之风”。后人踵事拘束，到明代遂成为格律拘谨字句皆有规定的八股。因此，他的看法是：“明代制艺，确较宋代格式严紧。成化以后，束缚得格外厉害罢了。”（《中国教育史》）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也说：“论八股文者，沿流溯源，不可不谓其托始于经义也：”八股之法，“定于明之洪武，而盛于成化以后者。”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则作这样的概括，八股文“其体源于宋之经义，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定科举取士式，定制《四书》用朱熹注，然文章未有定式。成化（1465—1487年）以后始形成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