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教授的心声

残酷即仁慈。或许许多国内的父母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常青藤盟校的一系列家教活动中，有位母亲，就和她的女儿就亲身体验了中外家教的不同，并感触颇多。

2001年，我移居美国，在罗德岛州的一个森林小镇以个体行医为业。2007年10月，在美国皇家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女儿因准备毕业音乐会，搬过来与我一起住。

平日里，我家里时常有病人来要求治疗。时间一长，病人慢慢和我女儿认识了。治疗结束，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内容多以我女儿为主。美国人认为我女儿住在家里不妥，应该出去找份工作。我从没觉得女儿搬回家住有什么不妥，母亲的家，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可美国人不这么看。

来我这里看病的多数是些老太太。74岁的伊妮是退休的小学教师，每次和我女儿见面总是问：“你还没找到工作吗？”“没有。”女儿回答。“别着急，我会为你留心的。”伊妮总会这样说。一天，伊妮向我们母女俩展示一个新皮包，那是她用为邻居打扫卫生挣的钱买的，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我明白，伊妮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我女儿。70岁的安是家庭妇女，家境优越，有一个漂亮的大花园。有一次，她对我我女儿说：“你再找不到活干，就到我家帮我熨衣服吧。”我知道安想帮助女儿，不过安的肩周炎很快就治好了，熨衣服的活不需要找人帮忙了。

朱迪是一位退休的杂志编辑，60多岁。她的先生比尔是一位研究美国奴隶史的教授。有时老两口一起来，朱迪治疗时，比尔就坐在客厅里和我女儿聊天。比尔总是慢慢悠悠地对我女儿讲述他们夫妇俩年轻时在英国、加拿大求学打工的故事：有时候朱迪打工，他读书；有时候他打工，朱迪读书。回忆起这些往事，老教授脸上现出孩子样的神情，异常生动。

我女儿在家住的那段日子里，所有我认识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都在向我们母女俩传递同一信息：女儿不能老闲在家里。在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下，女儿决定试着找份小工。有家面包房招工人，女儿赶紧打电话过去，却被告知空缺已满。镇上有几家中餐馆，女儿挨家挨户地去打招呼。老板们声称自己有孩子，端盘子刷碗的活留给孩子。在美国，孩子在自家店里帮父母干活，父母要根据政府规定的价格按小时付工钱。这已形成惯例。孩子个个都有自己的存款。假期里，他们会用这些钱出国旅游，也有的存着钱，留着大学时支付生活费。

我和女儿都数着日子，盼望快快毕业。我感觉那段日子特别漫长，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压力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文化：在周围，没有人公开指责我们的做法不对；可是，我们的做法显然与这个社会整个人群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

学声乐的女儿性格外向，活泼好动，可那段时间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整天待在屋子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一天，皮特打电话约我单独谈话，他特别提出不要我女儿在场。我去了，话题竟是关于我闲在家里的女儿。

皮特是布朗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我在美国的好朋友。我不想重复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因为那不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谈话。总之在皮特眼里，我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糊涂的母亲，而女儿是一个不自立的、好依赖的人。我没有和皮特争吵，但心里真的不舒服。

冷静下来后，我觉得皮特是对的。皮特认为，问题的焦点是：已经成年的女儿侵占了母亲的劳动所得，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母亲纵容了女儿不劳而获的行为，这个问题同样十分严重！在皮特看来，这不能容忍，甚至不能熟视无睹！

我如果还生活在中国，恐怕至今仍不会这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我不禁回想起女儿刚到美国那天的事。我和同事莫医生一起去华盛顿接她。刚见面，女儿就对我说:“妈妈，我要先买台笔记本电脑，再买部高像素的相机。”我和莫医生面面相觑。从小到大，女儿一向认为花妈妈的钱天经地义；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当，可那次，我感到有点不对劲。美国奉行公平原则，提倡个人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即使是夫妻，经济也是各自独立的，共同生活中，夫妻会分担生活费用……我就这样联想许多,思考了许久，最终没像以往那样答应女儿的要求。尽管笔记本电脑对她的学习确实有用，可学校有公共电脑，虽然用起来不那么方便。

一年以后，女儿用打工挣的钱买回了这两样东西。至今，我仍记得当时她对我说的话：“用自己挣的钱买东西，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一次，情况不一样。女儿需要时间准备她的功课——事关她的前途，这一段时间她需要母亲的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我不能不管她，别说她是我女儿，即使是我外甥女或朋友的女儿，我也会这么做。

我试图跟皮特解释得清楚些，可我说服不了他。因为当年，他就是自己挣钱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化学博士的。而今，他的儿子也是如此。同样，皮特也说服不了我。我和他的思维就像两个不同的频道，完全没有交叉点。我看得出，他有些生气。

“把她撵出去！”他似乎犹豫了一下，突然抛出这么一句。我像被电烙铁烫了一下。

“叫她出去租房子住，打工养活自己。”皮特终于说出了他的全部想法。我觉得皮特的想法太离谱。我叹了口气，不想与他再争论。

“你想不想知道美国父母教育孩子遵循的一句话？”皮特说。

“请讲吧。”

“残酷即仁慈。”扔下这句话，他扭头走了。

看得出，皮特对我很失望。我不是不明事理，我知道只是好朋友才把话说到这份上，尤其是美国人。

可是，我做错了什么？母亲的家就是孩子的家，难道不对吗？有哪一个中国母亲在这种境况下会把孩子从家里撵出去？绝对没有。

可是，美国母亲会这么做！

后来，从前女房东瓦莉亚身上，我才真正领略了美国母亲的残酷。

瓦莉亚是一所学院的职员，拥有一幢很大很漂亮的独立别墅，出租五间客房。我曾租住瓦莉亚的一间房一年多。入住一段时间后，瓦莉亚曾对我讲起她的一段经历。两年前她离婚时，17岁的小女儿离开了她，从此没再和她联系，瓦莉亚很伤心。我安慰她说，等过几年她懂事了一定会回来看妈妈。瓦莉亚点点头。后来，我搬到另一处公寓，隔一段时间仍会去她家聊聊天。

有一次，我告诉瓦莉亚，现在女儿读书的费用由我一个人负担，我觉得责任很重。瓦莉亚默默听着，未加任何评论。听完，她说：“爱莉，你首先要照顾好你自己。”我知道这是瓦莉亚的由衷之言。

一天，瓦莉亚和一个瘦弱的年轻姑娘走进我的诊室。瓦莉亚有些激动，告诉我：“这是我的小女儿，她回来看我了。”眼泪从瓦莉亚眼里涌出来。我赶紧上前拥抱瓦莉亚，安慰她说：“这太好了，你应当高兴才对。”瓦莉亚擦擦脸上的泪水说：“我非常高兴。知道吗。四年了，我没见到她。”那年，她的女儿已21岁。

我由衷地为她们母女重聚而高兴。打那以后，每次见到瓦莉亚，我都会打听她女儿的消息。可是，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从瓦莉亚的嘴里得知：她的女儿现在住在离森林小镇最近的一座城市，与男友同居；可是，她男友游手好闲，还染上了吸毒的毛病。瓦莉亚担心女儿也会沾上毒品。

我记起来了，她的女儿很瘦，面色苍白，莫非已染上了毒品？“让她回家住吧。”我焦急地说。

“NO!”瓦莉亚摇摇头，语气十分坚定。我一下子愣了，不好再说什么。美国人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的私事，我十分清楚。

“她向我要求回来住，我不同意。”瓦莉亚补充说。

当时瓦莉亚的房间只租出去三间，还有两间空房。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同意女儿回家住。女儿回家住，才有可能离开吸毒的男友。这对她女儿太重要了，我觉得瓦莉亚太不尽母亲的责任了。

“为什么？”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我有我的生活。”瓦莉亚回答很干脆。

不久，我又去她家。瓦莉亚告诉我说，女儿怀孕了，怀的就是那个吸毒男友的孩子。我说：“你希望她要这个孩子吗？”“我不希望她要这个孩子，可是她想要，那就随她好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圣诞节再见到瓦莉亚时，她高兴地给我看一张照片。“你看，宝宝长得很漂亮，眼睛多大。”瓦莉亚喜滋滋地对我说。“祝贺你当姥姥了。你去看女儿了吗？”我问。“没有，我给她寄了一张支票，200英镑。”

从我们这里去她女儿居住的城市，只有40分钟车程。生孩子这么大的事，瓦莉亚竟然不去看女儿，我觉得太说不过去了。不过，她女儿似乎没有怪罪母亲，倒给母亲寄来孩子的照片，让她分享快乐。

前不久见到瓦莉亚时，我问起她的女儿。她说，女儿已经和她的男友分手了，现在自己带孩子。瓦莉亚22岁的女儿成了单亲妈妈，和幼小的孩子一起租住在政府的房子里，就在离母亲不远的一个城市里，而瓦莉亚有三间房空着。

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美国母亲——一位朋友的故事。我想，任何一个中国母亲，亲眼目睹这件事都会感到震惊。在美国生活，文化上的差异常常令我猝不及防。如果不是亲历其境，我永远无法体会这种碰撞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2008年5月，女儿毕业音乐会顺利举行。6月，我去华盛顿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一周后，在我的一位病人帮助下，她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前不久，女儿收到了一所著名的国际声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学校给她一份全额奖学金。

女儿感慨颇多，她说：“幸亏我有个中国妈妈，要是换成美国妈妈，早把我从家里赶出去了。”现在女儿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尽管要端盘子、打扫卫生，甚至要干地里采摘的活，她也很开心。

女儿告诉我，等她挣了足够多的钱，要把我为她读研花的钱还给我。她还钱给我时，我会接受吗？

I don't know(我不知道）.

残酷即仁慈。对孩子适量的“残酷”才是对他最大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