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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研事业旅程

时间:2022-0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环境,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大家庭中,有组织、领导的培养,前辈的关心、帮助,使我健康成长。我去报到正巧遇上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土化系去要中专毕业生。人事处的同志问我们:“去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行不行?”于是办理了介绍信、组织关系,第二天便登程到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报到,就这样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身的肥料科研工作。派出以隋铭珊专家为首的科技干部队伍。

这篇回忆录定稿时,距我八十岁生日,正好还有半年时间,今年也是我来院第六十个年头。进入耄耋之年,回忆起人生经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人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环境,我中专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大家庭中,有组织、领导的培养,前辈的关心、帮助,使我健康成长。长期生活工作在农村,和农民一起为农业发展进步辛勤劳动。虽然没有辉煌的业绩,但也没有为碌碌无为而羞耻,也没有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只是感到充实、快乐和幸福。

一、步入土壤农艺化学系

1954年7月,我于锦州农校毕业时,因参加高考没分配工作,到发榜时没被录取,被通知到东北局人事处报到。我去报到正巧遇上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土化系去要中专毕业生。人事处的同志问我们(同我一起报到的还有周肃纯):“去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行不行?”我们回答“行!服从组织分配”。于是办理了介绍信、组织关系,第二天便登程到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报到,就这样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身的肥料科研工作。

我一个学园艺的中专生,对土化专业真的很陌生。我接触的第一件工作是整理黑龙江省三道岗友谊农场土壤样本。在土化系楼后边的三间小平房里,地上堆满了用小布口袋装着挂有标签的土壤样本。要把这些样本登记入册,摆好上架,到用的时候能找到。这是工作的表面,工作的实质是保存宝贵的研究材料。土壤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研究透了,才知道怎么用它。这堆样本把我引入了农艺化学领域。整理完这堆样本,开始学习土壤化验分析工作,土肥组组长杨国荣为我们制订了见习计划,委派刘炜当我们辅导老师,还聘请老同志为我们讲授定性、定量分析化学。我们如饥似渴、起早贪黑地学,操作后写报告,辅导老师批阅。这段培训开启了我进入土壤农化科研领域的大门。接下来,1955年和1956年,参加由农业部下达的苏联专家建议做的有机、无机李森科混合施肥效果试验。这两年使我掌握了农化研究法中的田间试验部分,这是很重要的基础方法。再接下来1957年参加氮肥品种肥效试验。通过盆栽试验鉴定硫酸铵、硝酸铵、尿素、氯化铵、石灰氮、氨水等的肥效,给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依据。我很幸运有这样的机遇,又掌握了农化研究中盆栽试验的知识技能。

董玉琴

二、抓紧时间、抓住机遇学外语

1953年至1954年,我院办了几期俄语速成学习班,我赶上最后一期。我很渴望参加这个班。向系领导申请,系领导认为我们当时要学的东西很多,俄语还排不上。我虽然认为有道理,但是不甘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去找俄语班主讲老师——赵毅,得到他的支持,经过和系领导做工作,我终于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开班集中学习,每天几十个单词,第二天考试,提倡循环记忆,有专门俄语速成教材、单词都是有关农业方面的,为记住单词,将单词写在比手指长宽大一点的小卡片上,用橡皮筋打成捆,放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读。学习班结束后,自己坚持长期巩固,练习阅读,晨起先到办公室学习,再到食堂吃早饭,回来上班。晚饭后稍稍休息一会,就到办公室学习。我的俄文水平不断提高,能阅读俄文杂志《土壤与肥料》上的文章。1982年至1984年曾在《国外农学——大豆》和《大豆文摘》杂志上发表译文七篇,为俄文译著肥料部分做过核对,还翻译过制造颗粒肥料的参考资料。

七十年代后期我院开始重视外语学习,我们肥料研究室主任尹煦昌对外语学习很重视,1978年组织我们室科技干部学习日语,请马润芝当老师。我小学三四年级时上过日语课。但那时不学文法,对日语没有整体概念。这段学习在语法方面有较大的收获,给文字翻译打下了基础,特别是1979年晋中级职称外语考试,得以顺利通过。1983年我从土肥所调到大豆所工作,恰逢农业部在我院开办日语高级班。我就一边工作,一边跟班学习,是个旁听生,成绩和同学们不能比,只能和自己比。学习有进步就督促自己得紧跟,如果不能参加班,完全自学就没有跟班的效果好,起码每课的作业都要作上。坚持了半年收获不小。感谢大豆所所长邵荣春、人事处处长日语学习班领导卢鹏瑞的支持,他们没限制我,没拒绝我。这段学习我也得到了实惠,1986年晋升高级职称,外语考试顺利通过。1992年曾在《国外农学—大豆》刊物上发表了日译汉文章。还有不能忘记的土肥组组长杨国荣送我一本《俄华农业辞典》,李森同事送我一本《日俄露和辞典》。还有曾在留苏预备班教俄语的姐夫谢树人送我一本《俄华辞典》。花钱买这些工具书是一笔开销,这是小事,更主要的是他们关注着我的学习和成长,滋润着我的心灵,使我更有信心地走在人生路上。

三、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记得唐川院长曾提出要解决“灯下黑”的问题,即是我院所在地怀德县产量不能低,提高怀德县产量我们单位要出力。1958年我院在怀德县设立综合基点。派出以隋铭珊专家为首的科技干部队伍。到怀德县县长李国枝的点——三道岗乡楼上管理区蹲点,协助当地抓生产,同时,调查总结各种作物全面增产的综合技术措施。楼上位于公主岭北120多里路的地方,距怀德镇4.5里路,不通火车,也不通汽车,公路也是泥土路,如果乘火车可坐到范家屯,再转乘大车走70多里路到怀德镇,再徒步到楼上。土壤农化系派于天德和我参加这个综合点。那年刚过正月十五,我俩雇了一辆马车,带上行李、书包,从公主岭向老怀德进发。一路越走越冷,冻得实在不行,就把行李打开,用被把人围起来。相继几天各专业的人都陆续到了,由李森带头,先从腰楼开始搞地块基本情况调查,建立田间档案;正月野地里天冷,风大,下地前先做好防寒准备,除多穿点、戴好帽子、手套、系好围巾等措施外,李森还教大家一招,即用麻袋线,把腰、裤角、袖头扎紧,防止进风,这招很有用。腰楼搞好后大家分工,每人包一个屯。李森留住腰楼,于天德负责东楼,王世义负责西楼,潘传忠负责后孙家,我负责刘家炉。大家带着行李分别到位。我住在赵家,东屋是无儿无女的老夫妇,西屋是寡居的弟媳妇带着三个孩子,我就和她们住在一铺炕上。我也开始建立刘家炉主要地块的田间档案。进入播种期,每天到地里参加播种,检查播种质量,诸如:沟开的正不正?深浅合不合适?底格子踩的平不平?种子点的准不准?上格子踩的严不严?土培的深浅合不合适?磙子压的正不正?等等,总之,是要保证播种质量,争取一次拿全苗,为夺丰收打基础。吃派饭,每天一家,一顿饭给4两粮票2角钱。这年家家缺粮,三四月份就没粮了,有外派干部吃饭更为难,多数人家是曲蔴菜、小根菜、榆树叶、剁碎了,混点玉米面贴饼子,直到播种结束,才在管理区办了个伙食点,吃的问题解决了。我的住处又成了问题,从刘家炉到腰楼来回五六里路。路经一个大洼沟子,特别晚饭后黑天,更不敢走,别人也不放心。于是就安排我住在管理区。管理区是在屯子外,一片大空场,并列两趟房。一趟是管理区办公室,一趟是供销社。院里男同志和打更的住外屋,我住里屋。可没几天老同志都回院参加“交心”去了,外屋剩下打更的和值班主任。我每天晚上就把门用带靠背的椅子顶上,外边再顶把锄头,一是安全,一是壮胆。过了不久管理区书记于广文的女儿——于凤云,因在小学当老师回家也有困难,就把她派来和我一起住。我想这是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到6月1日我才回院换季,休整几天后回点。我一个人取道范家屯,从大车店找到拉脚的大车。走出一半多路时,来了一片乌云,大雨倾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一车人淋的个个像水鸭子。土肥专业的人除完成综合点的任务外,还承担本专业的施肥制度调查研究课题任务。农民多年形成的施肥习惯(制度),是结合耕作轮作制形成的三年一茬底粪。即扣种大豆公顷施土粪2万公斤、下茬耲种高粱、谷子、施人粪尿、鸡鸭粪、羊粪等优质农家肥做口肥。每垧地一两千斤。第三或第四茬顶浆打垄刨埯抓把粪种玉米,总体施肥状况是粪肥数量不足,质量低劣,施肥方法粗糙,化肥尚未应用。当年我们曾带去少量硫酸铵和硝酸铵,做简单的试验。每垧施二三百斤,除大豆外,高粱、谷子、玉米都明显增产。施肥这项措施增产潜力还很大,生育期间我们曾以东北农研增产调查组于天德、董玉琴的署名在《怀德报》上发表“几种主要作物的追肥方法”以体现以点代面的精神。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吉林日报转载在5月31日第二版。秋收时已开始大跃进,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我主要是干扒玉米皮和用“玉米钏子”脱粒的活。到十月末,院里派吉普车接我们回院,心里甜滋滋的,领导真关心我们,当时院里就这么一台车,很少有人坐上,我也是第一次坐吉普车。临回时房东的姑娘赵桂兰还送我一双亲手做的布鞋。

这一年我的收获很大,了解了农村、农业、农民。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低,垧产仅有三千斤左右,大豆、高粱、谷子、玉米四大作物倒茬,玉米是高产抗灾作物,但没有育成品种,就是农家的英粒子、大马牙、甚至火苞米,其它作物虽然产量不高、又不抗灾,但因生产生活需要也必须种。没有化肥的年代,只靠农家肥,畜牧业不发达肥源有限。生产工具还是沿用千百年祖先使用的弯把犁。人是主要劳动力,活很多、很累,但还是粗放栽培。农村的经济文化、科技水平都还很低,我们所在的点水平还算是高的。农业科技投入的增产潜力很大,这些培养了我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虽然生活上的困难很多,但正是这种困难培养了我的坚强、勇敢和毅力。一年下来领导没撤回我,同志们没嫌我累赘,我自己也没退却。秋收后,全省掀起深翻土地、熏土肥田等农业增产措施的群众运动。所领导很重视,我所应该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作用,派出综合调查组,由宋立、李公德带队到白城地区的通榆县、大安县、扶余县等地调查。土壤农化系派刘文通和我参加。当时,乘火车只能到县城,再往下走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拉大胶皮轱辘车。十二月份天气最冷,坐大车是坐不住的,只能坐一段,下车跟车后边跑一段。还记得当时关于住宿的两段故事:到安广的农业局找不到人,当时正是大赉和安广合并成立大安县的时候。天黑了只好找住宿的地方,又赶上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大大小小的招待所、旅店全部客满。实在找不到住处时,得到一个信息——省农业厅厅长刘泳川住在鱼场。于是我们前去汇报工作,刘厅长接待了我们,招待我们吃了鱼,并留我们在鱼场职工宿舍过了夜;又一次是在白城火车站转车。下车时天已黑,必须住在站前第二天才能赶上我们要乘的火车,但招待所满员,我们在那等候了很长时间,把男同志安排了。剩下我,实在没办法,半夜了,工作人员挺帮忙,把我安排在一位没结账临时离开的客人房间,可好,第二天早刚一亮天,就听见走廊里吵架,仔细一听是我房间的客人回来了,我溜溜地赶快起来让出房间,到走廊休息一大早上。土化系工作人员要对群众的熏土肥田措施,提出有科学依据的意见。于是,我们对群众不同熏烧方法的土壤做了取样,回院又做了些室内辅助试验。对这些样品的有机质、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进行测定。因为急于出结果,就通宿奋战,及时写出文章。1959年1月19日《吉林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刘文通、董玉琴的文章,“怎样熏土肥田?”,过了几天发现1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肯定对全国也是有意义的。

四、农家肥料调查研究

1959年,怀德县农业局在南崴子公社温家河口成立“红专农场”做示范点,带动全县,我院就将1958年在怀德县楼上的点转移到温家河口,在距温家河口三四里路的刘大壕设副点,李森、李鼎和我常住,这年我除参加综合增产技术调查外,还承担肥料专业的农家肥料调查课题任务。刘大壕作为代表中部平原的点,调查农家肥料资源及利用现状,并总结群众积肥经验。在没有化肥,只靠农家肥的年代,群众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资源也只有人畜粪尿、野生绿肥(草皮土)、泥土肥(炕洞土、房框土),为了查清人畜粪尿的数量,我们进行排泄量调查。那时,每个队都设有积肥员,每天早晨挨家挨户收尿,给我们做人粪尿排泄量调查提供了方便。人畜粪尿资源是有限的,积攒也只有40%~67%,积攒下来的由于管理不善,养分还有不少流失,为了保存养分,大量拉土垫圈,掺土比例在1:7~10,在刘大壕搜集35个土粪样本分析结果:全氮0.12%~1.6%,全磷0.11%~0.95%,全钾0.26%~3.69%,质量很低,而且,来回拉土,消耗了很多畜力。那个年代,人少地多,每年都有上不到粪的地块。积肥中存在问题也很多,有的人家没厕所,有厕所没棚,由于饲料短缺,养猪要放,每个队都有猪倌,把猪放到甸子上粪便没法收集,人畜粪尿腐熟发酵不好等 。同时,群众中也有不少积肥经验,如:勤起、勤垫、勤打扫,推广瓦缸厕所等。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我曾写出“冬季人粪尿的积攒与发酵”和“怎样做好冻粪的腐熟和发酵”的文章,被省科委采用,作为农业科学技术广播讲座资料印发全省。

养猪积肥已成了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这年冬天我曾两次深入农村进行养猪积肥经验调查。省农业厅组织人力调查总结养猪积肥经验,我与农业厅于本瑚分为一组,到蛟河县拉法公社,拉法山脚下的一个山沟里,不通火车,也没公路,离县城不算太远,来回徒步。那个屯住的基本上是山东人,我们去了吃派饭,家家是萝卜条汤、大煎饼。这里养猪最大的优势是防疫条件好,猪圈管理的好,粪肥不流失。另一次是系领导看到吉林日报,报道了扶余县伯都公社养猪积肥先进典型。于是,派我去学习,半夜从四平乘开往白城子的火车,从白城子换火车到前郭,从前郭乘大车过松花江,到了扶余县农业局,局里只一个人看家,没人陪我去,借给我一辆自行车,30多里的沙土路,骑的我一身汗,到公社已黑天,给我安排住在公社广播员的宿舍里,不知从哪儿借来的被子,我一看虱子缕缕地在上爬,这一夜我就和衣睡下,白天累了,睡的格外香,第二天看猪圈,做了采访,他们的经验是将猪圈的四周或一角,挖一个粪坑,将每天扫出的垫圈材料连同粪一起堆到坑内发酵。调查完之后,骑车回到县城,这天夜里住到白城站前小旅店,火墙烧得暖暖的,这时觉得耳朵边发痒,一摸粘糊糊的,出水了,耳朵冻破了,这是春节前几天的事。

五、大豆丰产栽培技术调查

大豆丰产栽培技术调查研究课题由郭世昌主持。在榆树县与农业局科技干部共同在兴隆店蹲点,并联合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吉林地区所,吉林农大等单位在榆树蹲点的科技干部,协作、交流,县科委也参与组织领导工作。同时,在土肥专业方面我属于大豆需肥规律的研究和大豆丰产施肥经验总结课题,主持人是陈禹章。这两年工作期间,看了很多大豆地、真是开了眼界,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弓棚子公社长发大队的大豆地,面积大,土地平,大豆长的粗壮。一天接到县科委电话,要开会,可那几天赶上雨,车不让上公路(那时的公路都是泥土路),碰上乡邮员,他急着上榆树送信,我俩就搭伴徒步60里路回榆树,走到剩十来里路时,迎面过来的人说:“前边不远有大车,”我们就加快步伐撵车,快到榆树町了,真撵上了,一问路费太多,剩不远了,就坚持走了下来,后来腿上的肌肉疼了好几天。会议是因为沈阳林土所专家曾昭顺到榆树看他们单位蹲点工作人员,县科委借机组织了这次情况交流会,因为郭世昌不在,就由我介绍了我院工作情况,得到了好评,对我起到了鼓励作用,增强了信心。秋收测产调查,每天从垄沟里走来走去,裤腿都擦破了。

1961年大豆丰产栽培经验总结工作,已是第二年,工作熟悉,工作量也不太大,我这搞肥料的还是记挂着肥料方面的问题,这个年代我国化肥工业尚不很发达,化肥生产量有限。当时,化肥还主要施在水田和经济作物上,很少分配给旱田,但工业生产发展也很快,旱田作物施用化肥,就是眼前的事了。但施用技术,还没可靠依据,于是我就分出一部分精力,进行了大豆、玉米、高粱、谷子的氮肥施用时期方法和大豆、玉米磷肥的效果试验。在兴隆店,县试验站及其分站平安屯,安排了三块试验地,试验结果:氮肥增产效果玉米最大、谷子其次、高粱再次,大豆最小;玉米抽穗初期追肥增产最高,高粱苗期、抽穗期分期追肥产量高,谷子苗期追施最好,磷肥对大豆增产效果显著。自己亲临了化肥进入农业生产的初期阶段,对自己业务水平、实际工作能力的充实提高,有很大的收获,试验结果写进了我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研课题汇编(1949—1988)》。

六、参加样板田工作

1965年,我院在榆树县刘家公社刘家大队和怀德县凤响公社平顶山大队建立样板田,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点。榆树点由张一夫副院长挂帅,院最好的技术骨干李维岳负责,耕作栽培,作物,植保,土肥各专业配齐,还有唐××负责政工工作,曾治平负责后勤工作。赵述文、王辉先、尚惠贤我们四个人,任务就是协助队里抓好生产,我不知道我起了多少作用?就是间苗时,抓合理密植,高粱开苗时,谷子间苗时,我常跟社员一起下地,手持钢卷尺,检查每平方米留苗株数,60厘米长的垄,1.66米为一平方米,就直接推算出垧保苗株数,是留密了,还是稀了?直接告诉参加劳动的社员。秋收时,对重点地块测产,生育期间也到其他地方看庄稼,一次与赵述文同去弓棚子公社长发大队,回来时,从弓棚子走到太平,从太平走回刘家,边走边看,一天走了三十多里路。

1966年,因为老闫要到东辽参加大学毕业生的劳动锻炼,家里没人照顾女儿,把我从榆树刘家调到怀德平顶山,平顶山5队距离范家屯火车站近,就照顾我,让我负责五队,每周六都让我回家,周一早上再回点。有时不能回家,王丽文、赵玉珍都帮我经管过女儿。平顶山点投入力量也很大,由李公德所长负责,后勤由王金宝负责,各专业技术骨干也配齐,医务所大夫也到点上巡诊。

在这里农业技术真的发挥作用,搞植保的冯真,不包队,负责全大队的防虫、防病技术指导。有一天早上播种时,社员从地北头捡回来一大堆蝼蛄,我真开了眼界,毒谷起作用了,否则不知要伤多少苗,造成缺苗断条。这年我国化肥工业发展到直接使用氨水的水平,在耲耙架上放一个氨水桶,连一个手指粗细的胶管到耲耙芯子下边,边开沟,边下氨水,边培土。种高粱,谷子都用,我为落实这个增产措施,帮助忙乎一个春天,这是我国化肥工业发展的历史阶段。

与农民同劳动。我看到榆树那边刨茬子用锹,怀德这边用小镐。一天早饭前,社员去刨茬子。我想也试试,跟着刨一早上,质量基本不合格,都打茬管了,累得胯骨疼得几天走不好路,心想农民的劳动强度太大了。

七、科学种田需要我

1969年秋冬和1970年早春,我被吉林省生产指挥部借用,原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程鹏为领导,总结科学种田经验。工作结束从省里回院后,我就从三连一排(土肥所,文化大革命中院内各所都像部队一样编成连排。)调到三连五排(耕作栽培所)。这个时期省里出现科学种田群众运动,主要内容是高矮棵作物搭配,间混套复种。当时副院长李义忠很重视我院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如何发挥作用。1970年初派邵荣春所长带几名科技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到我省产粮大县——榆树县,开展科学种田群众运动。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带头人陈永贵,吉林省学榆树县光明公社小乡生产队,带头人齐殿云。同时,还树立榆树县环城公社小东岭生产队为科学种田先进典型。我院要配合省里的部署发挥好作用。所以,我们到榆树第二天就直奔小乡,到那儿发现在小乡蹲点的外单位干部很多,小乡是个小屯,没有大片土地,自然代表性也不大,于是就决定常住小东岭,小乡常去看看。王茂元为点长,任务就是学习当地科学种田经验。为了对当地生产起点作用,派水稻专家吴鸿元去指导他们坎下新开的几垧稻田种植,也和我们一起蹲点。此间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得:去榆树时,火车到陶赖昭站时,上火车的人特别多(这个站是哈尔滨去榆树的中转站),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比例大,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战备疏散人口。当时院里各单位都按军队连排编制,整理档案说是要往伊通县板石乡转移,我想真的要打仗了?我在榆树蹲点,老闫在院内工作又经管两个孩子,怎行呢?不知不觉地上点火,那天夜里住在小乡知青集体户,睡到半夜耳朵里咕咕地响两声,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出脓了。从榆树选点回院后把两个孩子送回辽宁老家,我们才安心工作。这年秋冬我又被长春市生产指挥部借用,总结长春地区科学种田经验,开始先跑农村,调查典型材料,冬天在长春整理材料,每周六都可以回家,周一早车回长春,每次都是我上火车站后,老闫送孩子去托儿所,只有一次我刚走出楼门没多远,四岁的儿子日青就从后边追上来,喊:“我也去!”火车到点了,只好带上,大家看材料他坐一边看小人书《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他看到哪一页就知道是哪个唱段。休息时,大家就让他唱一段。这一周,给大家添不少乐趣,但更多的是给我这个女同志的照顾。春天在小东岭蹲点期间,我们曾针对当年出现的播种期问题,到面上做些调查,写出了“适时早种”的文章,也被编入长春地区科学种田经验小册子。1971年继续在小东岭蹲点学习科学种田经验,春天时我已怀第三个孩子,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是晚、稀、少,我们的第三胎是符合政策要求的,我觉得身体状况很好,没什么问题,就坚持蹲到秋收,当回公主岭时,身着一件肥大的棉袄罩,手提一个蓝色棉线头巾包袱,就像一位农村妇女,走出收票口时,我向收票员索要车票,收票员很疑惑:“你要这干啥?”对我表示疑惑、不理解。1971年末生了小儿子,1972年没去点上,开始在院里搞科学种田。院里拨出新房后15垧地做科学种田试验区。由于在小东岭蹲了两年点,又参加两年省、市科学种田经验总结,积累了一些经验,形成些科研思路,就设计了试验示范性质的“大豆、玉米间混作试验”,对间作与混作的增产效果、间作情况下提高大豆产量的措施、间作时玉米的适宜密度,间作适宜行比等进行试验;还作了“小麦套种玉米试验”和“大豆、小麦间作套玉米试验”。试验不仅得到了准确的数据,还吸引了东北三省、内蒙、河北等地各级领导、群众来院参观,可谓络绎不绝。试验结果都及时以科普文章,发表在《农村科学实验》杂志,有“进一步搞好间混种”、“小麦套玉米一季顶两季”。科技干部李颖、工人队长肖俊芳,保管员毕雨才都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肖队长针对农村群众秋季对玉米打叶、防霜冻、促早熟的措施,进行了不同时期、不同部位的打叶试验,秋收时我协助收获测产、拷种,结果证实是个减产措施,我即写出文章,以肖俊芳署名投《红色社员报》及时指导生产。为了做到施肥心里有数,对新房后的十五垧地分十三个茬口和肥力区,取0-18厘米和19-30厘米的土壤样本,分析了腐殖质、全氮、磷、水解氮、硝态氨,有效磷含量。分析结果表明:试验地的肥力水平均属于较高水平,这样的地块玉米要不要追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进行了玉米追肥时期试验,结果:无肥区产量为507公斤/亩的试验地,苗期追增产5.1%,抽雄期追增产1.6%,鼓粒期追增产8.4%。在耕作栽培室工作的四年,是我35岁至38岁的年龄段,家有两三个孩子,可谓是家里家外一起忙,安家与立业都是人生大事。这里回忆一段关于安家住房的故事,1962年生老大,郭守桂家分出一室给我住,我是想住单身集体宿舍,因为那里有暖气、食堂、离火车站近,家里活少,适应我下乡时间多的需要。但当时不允许有小孩的人家入住,我也只好住在平房里。幸运的是1963年9月份就放进去两户,其中有我,到1970年干部插队落户,倒出很多好房,我再三考虑,要?还是不要?最后还是没要!在集体宿舍楼一直住到1975年9月,三个孩子分别13岁、8岁、4岁才搬出集体宿舍,这样安家给我下乡蹲点提供了保证,但由于吃食堂,院里分土豆、白菜、萝卜、玉米秸等福利都享受不到,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八、返回肥料研究室

1974年3月,所里把我从耕作栽培室调回肥料室再任副主任。离开耕作栽培室时,同志们送我纪念册,赠言:“赠董玉琴同志:希望你,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回来主持肥料网点工作,就是几个课题农村有试验点,点上的工作由我负责,主持人不是我。另外,1974年到1975年我也主持了“玉米经济合理施用化肥试验”课题,也是通过网点完成的。肥料试验网春天开会布置方案,夏天巡回检查,冬天总结,何平协助我完成这项工作,这个助手很得力。1974年的总结会是在通辽地区所钱家店开的。事后从所领导孙喜本那儿反馈来通辽所领导的评价是:“像这样干的女同志不多!”。再插一段小故事:1975年要在辉南开网点会,正式报到那天,预报那里有地震。于是,所里由秘书罗金城负责向各点发电报,通知会议停开。我去辉南接待报到人员,真还去了几个,但招待所全部清理客人,一个也不能住。没法,我们就赶到梅河口,在站前广场走了半宿,因为候车室也不让进人。后半夜上了通化至长春的火车,回到了公主岭。1975年《农村科学实验》杂志编辑李向荣曾依据1974年全省化肥网点工作总结报告,写出“玉米追硝铵的用量和时期”的文章,发表在该刊1975年第5期。1977年我又以“化肥追肥问答”为题在《农村科学实验》第5期发表文章,使试验结果及时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接下来1976年至1977年我主持了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提供试验材料的稀土微肥肥效试验。这项工作国内其它单位也有做的,难得的是我们有应化所提供的由稀土中提纯的镨、钐、镧材料,用这些材料做了种子处理盆栽试验,“稀土肥效试验报告”,曾在1983年3月中国土壤学会在武昌召开的微量元素学术交流会上交流。

九、防治玉米花白苗

1976年,吉林省发现玉米苗期出现花白苗,1977年至1979年对症状特点及发生条件进行调查,同时,进行施锌效果试验,这些都必须到现场,怀德县桑树台、三道圈、平顶山、农安县刘家、扶余县三井子、三义、洮南县洮儿河、通辽县孔家、伊通县黄岭子等地都有过我的足迹。看症状、取土壤、植株样本、看发生条件等。记得有一次,观察时发现有一埯双株玉米,相距几厘米,即一株是正常苗,一株是花白苗,仔细观察根际土壤状况,发现花白苗的一株根扎在马粪蛋上了,是个碱性环境。当时去农村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通过站点的时间很不准,多数是蹲在柏油路上等车,夏天时,柏油路面晒的漆黑、锃亮、发粘,人晒的如何可想而知。还有一次和刘雅琴一起骑自行车去伊通黄岭子,走到大下坡时,刘雅琴在前边喊:“董老师!小心点!”我想我骑车技术不高,咋小心哪!干脆下来吧!可是车已到下坡,惯性下滑,我已没能力把车揽住啦!于是连人带车摔个实惠的,裤子破啦,皮肉也破了,至今还有疤痕。三年期间分别写出年报,为早日解决生产问题,及时推广科研成果,边调查、边喷锌、边试验示范。1978年、1979年、1980年在《农村科学实验》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4篇,其中,1978年第5期和第6期发表“玉米缺锌应予注意”和“玉米后期的缺锌症状和挽救办法”的文章。同时,封底刊登彩色图片,为绘制彩色图片,分别在苗期和生育中期,到农安田间采带根的植株标本,放在水桶中送到由《农村科学实验》杂志编辑部在长春请的美术工作者家中。带着标本走一路,在公共汽车上,我成了一道风景线。都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了准确的发挥作用,我们课题订购了500套这两本杂志,直接寄到有关点。同时,也赠送给来院咨询的农民。为扩大阅读面1979年6月7日又在《红色社员报》上发表“玉米缺锌症的防治”。为了落实这项措施,我们从化工部请求调来两吨硫酸锌。自己又从锦西葫芦岛锌厂买两吨硫酸锌。刹时间,我院成了玉米花白苗防治中心了。

“用硫酸锌防治玉米花白苗技术”,1979年获吉林省农牧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该项目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推广项目。此后,1981年1月为吉林省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编写化肥、农药训练班讲义第五讲“作物的微量元素肥料”并授课。1981年4月为吉林省农业厅编写培训班,《肥料与施肥技术讲义》第十二讲“微量元素”并授课。单独请讲课的有四平地区科委主办的农业技术培训班,榆树、怀德、德惠县等。“用硫酸锌防治玉米花白苗”,1981年3月被编入《吉林省农业科技成果选编》,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1982年《农业科技通讯》、《农业科技普及资料》、1986年《农业科技信息》都刊登了我写的有关科普文章。同时,在省内学术交流活动中都有论文交流。1981年3月在吉林省农学会发表论文“关于玉米花白苗发生条件及防治技术——介绍我省中、西部玉米缺锌问题”;1982年2月吉林省玉米学术讨论会,发表“我省中、西部地区玉米施锌的理论与实践”,1983年7月吉林省土壤肥料工作会议,发表了“关于玉米缺锌症——花白苗发生条件及防治技术”。据省农业厅资料,止于1988年全省累积推广施锌面积200多万公顷,增产粮食7亿公斤。为了提高科研水平,我为院测试中心购买的美国P—E703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前期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如选型、定货,请人协助验收、安装,联系张树仁到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学习使用技术,这台仪器对我开展微量元素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我是受益者。

全国领先:1980年至1984年有五次全国微量元素研究交流会, 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农化学会我们交流了论文“玉米花白苗与锌肥关系的试验研究报告”。 1981年11月,国家经委、化工部、冶金部、农业部共同主持在福建漳州召开全国微量元素肥料会议,大会共收到88篇论文,大会宣读31篇,我们的“应用硫酸锌防治玉米花白苗试验示范工作总结”是其中的一篇。去参加会议时,因公主岭火车站施工,材料没能随人乘的车发出,到我大会发言时,与会人员手中没有材料,只能听我在台上讲,意想不到的是,千人以上的大会场,鸦雀无声,都倾耳静听,会后得到大家的好评,一时我成了大会关注的人物。会后,化学工业部化肥司和《无机盐工业》编辑部合编了《微量元素肥料专集》,共收编论文42篇,其中,锌肥部份11篇,我们列在第二篇。1982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土壤肥料学术讨论会及中国农学会土壤肥料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我们交流了论文“玉米花白苗发生条件及防治技术”。1983年7月中国土壤学会在武昌召开全国微量元素学术交流会,会议收到论文100篇,大会宣读8篇,我们的“玉米缺锌症——花白苗发生条件与防治技术研究”是其中之一,这次我还带去了自拍的缺锌症、防治效果的照片和幻灯片。1983年7月中国土壤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在南京召开,我们的论文“玉米缺锌症状的发生条件与施锌效果”,被全文篇入论文集——《中国土壤的合理利用和培肥》,文集中微量元素和中量元素肥料部份,共收编22篇论文,其中,只有4篇是全文,其它,均为摘要。1984年华中农学院土化系为农牧渔业部农业局微肥培训班编写教材《微量元素营养与微肥施用》,其中“玉米施锌肥”一节共6页篇幅,引用了我们的测定试验调查结果9处以上。因此,这项工作也为全国做出了贡献。

十、再进大豆施肥研究领域

六十年代参加过 “大豆需肥规律及丰产施肥经验总结”课题;八十年代与沈阳农学院姚归耕教授共同完成由张子金主持、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豆育种与栽培》一书的第十三章“大豆的施肥”;1982年为农业部春播大豆栽培技术培训班编写讲义第五讲“大豆需肥特点及合理施肥”并讲课。由于有这些阅历使我完成玉米花白苗工作之后,产生了再搞大豆施肥的想法。于是,1983年春申请调入大豆所栽培室,1983年至1986年参加由李森主持的“吉林省大豆增产技术推广”课题,我为吉林省大豆增产技术推广培训班写教材《合理施肥,提高大豆产量》并授课,该课题1986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期,参加由王彦丰主持的“大豆高产栽培技术及形态生理指标研究”课题,还参加由邵荣春主持的高产稳产、低成本综合配套技术研究,我承担肥料部分“不同地区的大豆高产氮、磷施肥量试验”,试验设计尝试了多元回归设计的方法,在我省中部黑土、西部氮黑钙土,东部白浆土,油沙土上进行田间试验,将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施肥效应函数,通过这个函数方程式,计算出最高产量及其经济效益。该试验研究报告,1988年6月在南宁,全国大豆栽培科研协作座谈会上交流;1984年至1988年,我争取省农业厅经费支持,开展了大豆微量营养元素的调查研究,研究了吉林省不同土壤类型种植大豆生育期间、钼、锌、硼、锰营养状况与产量、籽实品质的关系和有效施用条件,施用方法。先后发表论文有“大豆硼素营养的调查研究”,1986年被吉林省土壤学会评为优秀论文,1987年6月在中国土壤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交流,并编入论文集,1988年公开发表在《大豆科学》杂志7卷2期。“大豆锌素营养调查研究”1989年12月在吉林省增粮兴牧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同期,在全国第四届大豆学术讨论会上交流了“大豆籽粒含锌量调查报告”1991年在《大豆科学》杂志10卷3期公开发表,“大豆锌含量的地区及品种间差异和土壤种子对籽实锌含量的影响”论文,1992年10月,在国际微量元素与食物链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并编入汇编。“大豆钼素营养调查研究”,1989年12月在吉林省第五届土壤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上交流,被评为优秀论文,1990年《大豆科学》杂志9卷4期公开发表,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入《农业科学和技术国际信息系统农业索引》第17卷7号。主要进展内容为,过去都是笼统提大豆用钼酸铵拌种为增产措施,这项结果发现,在中性和酸性土壤上有效钼0.3ppm以下,种子含钼量2.3ppm以下钼酸铵拌种有效,含量高时无效,甚至减产,高含钼量2.0ppm以上的比低含钼量0.53~0.90ppm的增产。1990年“大豆施用锌、硼、钼技术”被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入《吉林省农业实用新技术手册》出版发行,1986年还在《农村科学实验》第6期发表“大豆怎样施微肥”,1989年第4期《农村未来》杂志发表“大豆微肥增产施用技术”等科普文章。

十一、科研事业旅程的终点

在我40年6个月的科研事业旅程中,有16年是在微量营养元素领域中,所以,对这段事业应该有个总结,1987年11月参加吉林省增强农业后劲振兴农村经济学术讨论会上,我发表论文“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微量元素营养”;1989年为吉林省农业史志资料编写了“吉林省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简况”;1990年12月在吉林省中低产田培肥学术讨论会上,董玉琴、于本瑚(省农业厅)、张树仁(土肥所)联名发表,“缺乏微量元素的土壤及微肥施用”;1991年10月在中国土壤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董玉琴、于本瑚、张树仁联名发表了“吉林省微肥科研应用进展与前景”。1990年院在西部开新课题:“吉林省西部中低产田作物高产稳产综合栽培技术研究与开发”和“易旱区节水型农业示范区攻关项目”。我觉得这个题目,有微量元素肥料能用上劲的地方,于是,向科研处赵明处长申请参与了工作,1990年至1992年在镇赉县胜利乡架其村,进行了玉米施锌、硼,大豆施锌、硼、钼的示范试验。1990年为落实试验,八次深入基点,当年被评为大豆研究所先进工作者,院三八红旗手,四平市三八红旗手。1991年3月4日《白城日报》和3月20日《吉林日报》报道我的先进事迹。1993年2月5日中共镇赉县委、镇赉县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董玉琴同志1990年以来,在指导我县农业生产、推广农业科技方面作出成绩,取得显著效益,特发此荣誉证书。”

我衷心感谢几十年来社会、组织、领导、同事、亲人、朋友对我的支持、培养、帮助。1988年9月10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曾发给我荣誉证书:“董玉琴同志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建设发展,尽心竭力工作三十年以上,做出贡献,特颁发此证。”对这句评语我心已足矣。

2013年10月于长春

2015年10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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