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初与敬之一起工作的回忆

李摇 准

那是一个寒冷的凌晨。 在朦胧中, 电话铃响了, 谁这么早来电话呢? 也许有急事。 很不情愿地爬起来, 抓起听筒。 听筒里传来一句: “敬之走了。” 这是他的秘书打来的。 原来曾和敬之约定一同去哈尔滨看冰灯, 这是黑龙江日报社邀请的。 是否他有别的什么事到别处去了, 叫秘书通知我, 或者是他先期去哈尔滨了呢? 所以我马上问: “他到哪里去了?” 电话里回答: “敬之去世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参加北国书画社和韩国美术团体举行的一次画展后, 那时他侃侃而谈, 讲出他独到的见解。 从他思维的敏捷, 看问题的深度, 都感到他正处于脑力活动的盛期, 希望他多做一些事情, 我们还一起照了一张相, 送去冲洗了, 没有洗出来。 我想, 一起照相的机会多着呢,也就没有经意去查胶片是否没照好。 又看到他参加政协会议的报道, 后来也没听说有病, 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待我们赶到他家, 见到老郭, 从老郭悲痛的叙述里, 得知是流行感冒引起肺心病, 而突然去世的。 先后赶到他家的几位在老东北局宣传部一起工作的同志, 无不悲痛失去一位老领导和多年好友, 但在感情上仍觉得他并没有走。 自从在医大告别厅告别, 到火葬场最后一面, 一有空闲, 敬之的面容就闪现在眼前。40年前, 与他一起工作时的往事就一幕一幕地呈现。 40年代, 我在 《黑龙江日报》工作时就常常翻阅 《辽东大众》 报, 特别是在我们酝酿改版报纸时, 经常参阅 《辽东大众》 报的 “翻身乐” 专栏。 那时, 对《辽东大众》 报就有了感情, 但还不认识敬之。1950年, 正当抗美援朝之火烧得炽旺时, 一纸调令分配我到东北局工作, 我还以为是到朝鲜前线呢, 匆匆赶到沈阳才知是到宣传部工作。 1951年, 报刊处副处长章欣潮同志与刘敬之同志对调, 担任辽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辽东大众报社社长的刘敬之同志, 调来报刊处担任副处长。 到1954年东北局撤销, 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想那段相处, 领导、 同志、 朋友之情, 永难忘怀。

处长姜丕之同志, 大家一直称他老姜, 他和敬之一起在山东《大众日报》 《辽东日报》 工作过。1949年, 他曾去黑龙江作调查, 那时我们就认识了。 他对工作、 思想、 学习要求都很严格。我们每月每人都有工作计划、 自学计划, 每月检查交流心得体会, 两位处长都像 “书蛀虫” 一样大量读书, 这一点, 对于我这个从小酷爱读书的青年, 非常乐意在他们手下工作。 敬之来后不久, 他那种不声不响的思考研究, 默默地读书钻研的精神使我深受感染。 尤其使我敬佩不已的, 是他博闻强记的精神。 我们每月的读书计划, 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小说, 基本上工作时间除检查报刊就是读书。 下班后, 除适当的娱乐活动, 一般要读两三个小时的理论书籍, 上床睡觉前和周日读小说, 作为休息。 敬之同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 马列主义理论的很多精辟的章句都像印在他脑子里似的。 每当讨论时, 谈到什么问题, 马列是怎样讲的毛主席是怎样讲的, 他可以逐句一字不错地举出。 在交流阅读革命小说心得时, 他读的小说不但多且快, 大段大段有意义的章节, 有深刻思想的语句, 像流水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 这真叫我佩服极了。 用 “过目不忘” 这个词形容他, 不算过分。 我是一个有点自负的人, 可是, 我对敬之的才华是由衷地佩服。 我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我看过的书就很少记住呢? 是自己脑子不行, 还是读书不够专心呢?” 那时东北局机关的学习空气很浓厚, 机关有业余文化学校, 文化低的同志可在业余时间去听课, 由教师到办公室单科授课, 敬之被机关党委约请在大礼堂给全机关青年干部作报告。 他读过的革命文学作品, 如 《收获》 《古丽娅的道路》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等书中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思想情节,闪烁着革命思想的语言, 作为思想政治报告的材料, 流畅精辟地讲出来, 生动深刻, 整个礼堂的听众静静地听着, 时而被革命激情所感动, 时而被那种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操而感染, 赢得不少掌声。 我也为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一起工作而骄傲。

我们报刊处的日常工作, 除写调查报告、 简报、 通报外, 还在 《东北日报》 开辟 《报纸述评》 专栏, 定期发表对各省市报纸的评述, 介绍好的经验, 批评带有倾向性的错误。 所有这些文字, 都要经两位处长反复地修改定稿, 而第一遍修改的, 就是敬之同志。 经我起草由他修改过的稿件, 我都拿回来重新看一遍。我那时已做编辑部的负责工作数年, 尽是修改别人的稿件了, 在写作上有些自负, 但看过敬之改过的稿件, 有的甚至面目全非,与原稿两相对照, 觉得改得好, 改得精, 甚至对他流利的文句、秀美的字体都产生一种羡慕。 那时我起草的多篇 “报纸述评”,到发表在 《东北日报》 上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主要作者是敬之。 在敬之到职前, 我们起草的材料都要经姜丕之反复修改。 经过敬之改过的稿件就很少反复, 甚至丕之也很少修改了。 我每起草一份材料, 从讨论内容到写出后修改, 都感到从敬之那里受益很多, 可以说是一次切切实实的学习。

当时, 经常下去作调查, 写出书面调查报告; 翻阅报刊, 写出材料。 一切评价性的内容都在处内讨论, 思想极其活跃, 不同意见, 展开争论。 敬之常常沉默不语, 但当他发表看法时, 就觉得他见解独到, 令人信服。

1952年, 敬之带我们几个人到吉林、 长春作调查。 那时, 吉林市、 长春市同是直属单位。 在吉林市, 我们住在招待所, 同睡一铺炕。 我当时得了口腔溃疡, 嘴里疼得厉害, 不能吃饭。 敬之知道后, 很关心, 他看了溃疡的地方说: “没什么要紧, 去药店买点白矾, 放小勺里用火一煎, 去了水分, 所剩白粉擦在溃疡面上, 只像蚊子叮般疼一下就好了。” 一试, 果然很灵。 以后不但自己得口疮如法炮制, 还当秘方传给了别人。 到长春后, 我们分头到各单位调查, 回来把材料碰在一起, 然后敬之亲自动手写,我们反倒成了甩手掌柜。

我们的处长一向主张 “严师出高徒”, 事事要求很严。 敬之主张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各人”, 启发自觉, 对人宽厚。 他们二人一严一宽, 配合默契, 使我们这些年轻人受益很大。 那时,我们一同参加对电影的审查。 看过电影 《武训传》, 我认为很好。曾向敬之说: “我就一点也没看出问题来。” 他说: “没看出问题的, 也不只你一个。” 他这种实事求是, 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又不苛责他人的品格, 很令我感动。 他很少对别人做错事提出声严厉色的批评指责, 而是心平气和地指出错在哪里。1952年, 我去大连作调查, 遇到 《东北日报》 记者刘爱芝。 闲聊起来, 他说: “敬之那人太好了, 我们都愿和他相处。” 同年末到1953年,机关开展整风, 也称思想建设, 党员干部都要清理思想,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直到领导与同志认为检讨深刻才能过关。 当时,我的主要问题是思想上的个人英雄主义。 平时锋芒外露, 整风时意见就多。 大家批评得很尖锐, 自己想不通, 几乎顶牛。 和敬之交谈时, 他心平气和地说: “你要正确对待。” 他中肯的分析令我乐于接受。 后来轮到敬之, 组织上对他提出的问题, 他有不同看法, 任人如何批评, 他就一声不吭, 默默地坐在那里。 这时我深感, 在重要问题上, 在他认为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时, 他像钢一样坚硬。

当时, 我们同住在震远胡同, 他在东头路南, 我在西头路北, 每天上班一个办公室, 下班一条胡同, 可算朝夕见面。 东北局的业余生活是丰富的, 经常有舞会, 我们都不喜欢跳舞, 午饭后可在俱乐部打台球、 乒乓球, 下象棋, 以至于滚地球 (康乐球)。 敬之家中孩子多, 又有父母, 他不在食堂吃饭, 也不参加什么娱乐活动, 一有时间就读书。 每到周六的晚上, 丕之总要约一些同志到他家玩牌。 丕之在工作上很严格, 在业余生活上却较随便, 时常拉拉二胡, 玩玩牌。 而敬之在工作上对同志们很宽厚, 对自己的业余时间却抓得很紧, 决不浪费, 除了读书, 就是带着孩子在门前转转, 或者在平台上看东面 “国际体育场” 上的足球赛。 深感他好学深思, 是个做学问的人。

1954年, 东北局撤销, 他和一些同志先期分配到吉林省工作。 临走前, 他来我家, 坐了较长时间, 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一起工作。 他离开时, 我们没走的都到车站送行, 依依惜别。 我走得较晚, 留在辽宁的同志也都到车站送行, 不忍离别。 怀念那一段和敬之的相处, 也怀念在东北局工作那段同志们友爱相处的时日。 后来, 又有机缘与敬之在一起工作一段。 他出狱后到一个小县落户, 就常与我通信, 在信中仍然坚持马列主义真理, 痛斥“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 并不担心信件被检查。 出来工作后, 担任辽宁省文化局长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时, 继续受到极 “左” 路线的迫害, 但他坚持真理, 从不屈服。 他来信说: “我和文菲同志 (文化局长), 名涸辙之鲋, 相濡以沫。” 以后他从新华总社副社长岗位上调来吉林省任主管宣传文教的省委书记。 他来吉林一段时间了, 我未去看他, 他就问一位曾在报社后调省委工作的同志为什么。 我转达说: “你不在这工作, 我们是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来吉林了, 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以后只按工作关系往来。” 他听了一笑说: “个人间的关系是回避不了的, 只要公私分明罢了。” 他的这种坦荡胸怀也很令我诚服。 敬之同志走了,他的思想、 精神, 仍是我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