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是非之分。 是非说明问题的性质。 对待任何问题都应当分清是非,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不能含糊。 判明是非的标准是客观真理。 一切事物的是和非都是客观存在, 而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某些人以花言巧语之词, 强词夺理之术, 可以把是说成非, 把非说成是, 颠倒黑白, 但是无论如何却无法改变客观事实。 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 赵高可以指鹿为马, 但是鹿却并不因此而就成为马。 两千多年来, 鹿还是鹿, 马还是马。 在是非面前必须有明确的态度。 如果采取无可无不可,或者各打四十大板的态度, 只能证明自己是个糊涂虫而已。
凡事也都有利害之别。 利害表明了一种结果。 处理问题应当考虑利害。 这里, 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 究竟是以个人为出发点, 还是以整个集体、 全体人民为出发点。 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 作为一个革命干部, 必须以整个国家、 全体人民、 整个党的事业为出发点, 来考虑利害问题。 如果以个人为出发点, 那就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有的人犯错误, 栽跟头, 常常就是因为在利害问题面前, 把国家和个人, 党和个人, 摆错了位置。
利害和是非, 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是之所在, 也就是利之所在。 离开了是非之别, 就不可能分清利害。 分清了是非, 也就取舍了利害。 但是, 有时候在局部范围内, 两者又有矛盾, 不可兼得。 怎么办呢? 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坚持真理, 分清是非, 不顾利害得失。 如果说, 有什么害和失, 也只是就局部或者个人而言,就整体, 就整个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来说, 是有利无害的。 如果是只顾利害, 不问是非, 就成了利己主义者, 最后必然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 一切有利于我的都是正确的。 这样, 哪里还会有什么真理呢!
雷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是非十分分明, 不顾个人利害的人。在他的日记里, 贯穿着一个思想, “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 有利于国家的人”。 他认为, “如果说这是 ‘傻子爷, 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 ‘傻子爷, 革命需要这样的 ‘傻子爷, 建设也需要这样的 ‘傻子爷”。 一片赤子之心, 溢于言表。 有的人口头上可以讲一切服从于革命利益,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又是另一回事, 有时甚至为了个人的利害, 放弃了是非。 雷锋同志则不是这样。 他看到有的同志做了一件损人利己的事, 他的心里过不去, 立即批评和制止了他。 而且在日记上写道: “爱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是我的责任, 不能不管, 今后还应该大胆地管。” 他在这里考虑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不是个人的得失。 遇事首先想到个人利害, 以个人利害作为行动指南的人, 难道不应当从雷锋同志的崇高品质中得到启发和教育吗?
(原载 《吉林日报》 1963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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