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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修改了两处

时间:2022-0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十六大召开前,最高层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阶层入党的思想写进党章。这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划分引起的争论,突然间烟消云散。2002年11月8日到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十六大对党章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中有两处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那段时期,是我极为苦闷的日子。

最可怕的不是理论战线的“左”,而是擅长官场政治的人。有人专门跑到总社作为重大事项报告,幸亏遇到的是南振中值班,南振中又将此事转给何平处理,何平与我交谈时认为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应该提倡探索研究的风气。

我到总社找到领导,提出现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整了人的人,不负什么责任。对这本书,任何一个人如果做出评语,必须署上他的名字,他们必须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南振中问我:“你自己认为有什么错的?”

我说:“有几个错字。但我讲的道理没有错,对国家有用。我的部分观点会吸收进党的十六大党章的。”

我又特意补充一句:“我与北京的政界与理论界的人,一个人也没有联系过,只是我手写我心,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南振中听了不回答,也不表态,只是说:“你从西藏回来,一定要注意身体。”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对我相知甚深,他知道后说:“伙计,你吃了大苦了,这个风险冒大了,不过历史会为你画上一笔的。”

十六大召开前,最高层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阶层入党的思想写进党章。这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划分引起的争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一些极端的思潮,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猛烈批判的迹象。不可否认,对我观点提出批判的很多同志出发点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我的出发点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分歧被不适当地扩大了。但我主要理论成果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及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划分,并以生产力为主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猜想,则是由于历史条件局限、自身能力的不足,难以承担这个过于重大的任务而致自己步入充满荆棘的领域,受了大难,我相信会有人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2002年11月8日到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十六大对党章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中有两处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后来采访我的记者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斗争时,认为我身上有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服从上级,然而富有个性;处事谨慎甚至胆小,然而思想大胆甚至激烈;干活全身心投入,然后自己总是所得与努力不符。

我想了想,我在书上是这样写的:

学者应当有“党性”,服从组织的领导,但在人格上一定是要独立的。思考的自由和独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一个学者尤其重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始终不忘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不渝的初衷,也是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媚上”、“趋俗”、“从众”是影响学者成才的坏风气,从自己内心世界说,还是想得太多,顾虑得太多。李大钊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者的骨头应该是最硬的。

当时新华社有领导曾当面批评我不该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回答,领导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我响应了,这是我的学习笔记。若干年后,在好苑建国酒店一场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求是》杂志一名主编第一次见到我,连问两声:“你是李锦?你就是李锦?”他当着京城一批学者名流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传声筒,在座只有李锦老师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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