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那么苦

7　为什么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那么苦

马老板慢慢地、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甘肃临夏，有很多少数民族，如回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藏族等，包括汉族在内，人们祖祖辈辈都很穷，真正有钱、有家产的人家很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解放前又闹土匪和地方武装，老百姓苦不堪言。当然不只临夏，差不多西北地区都是这样，是政府无能还是人们的命运不好呢？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将来能有出路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不是处于被压迫、被忽视的境地，据沙特报刊报道，解放前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有5 000万人，怎么解放后只剩下1 400万人，沙特人说的有根据吗？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前途？这是在我头脑里多年没有答案的疑问。”马老板说到这里停了片刻，他把服务生叫到身旁，用阿语吩咐了几句，接着说：“李总，今天为难你了，能给我一个说法吗？”

“这两个问题都很大，我思索一下吧！”我一边说着一边端起茶杯。马老板起身制止我说道：“不要喝茶了，让厨师烧了两碗鱼翅汤，你尝尝味道如何？”

两人不慌不忙地喝着汤，慢言细语地聊了起来。

“说来话长，你提出的这两个题目，我也听说过，在几年前也作了一些研究。”于是我拉开话匣子，从地理、历史、现实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第一，首先弄明白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大陆地处地球上的欧亚大陆板块东段，原来印度和欧亚大陆隔海相望，可能在白垩纪晚期，印度板块向北漂移，两个板块逐渐闭合；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后，其前缘以很小的角度斜插到欧亚板块之下，一方面形成青藏高原巨厚的地壳和高峻的地势，一方面就在雅鲁藏布江附近形成了宏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也是世界最高的山脉，成为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山脉东西全长约2 500公里，南北宽约150～400公里不等，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海拔超过7 000米的高峰有50多座，中、尼边界上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 848米，为全球第一高峰。根据古地磁学的研究，印度板块至今仍以每年大于5厘米的速度继续向北移动，喜马拉雅山脉仍在不断上升之中。

第二，在造山运动的影响下，青藏高原隆起，平均海拔4 000～5 000米，有许多耸立于雪线之上的山峰。高原的外缘，崇山环抱，壁立千仞，衬托出高原挺拔的雄伟之势。整个高原面积是喜马拉雅山脉的3倍，达到250万平方公里，东西长3 000公里，南北宽1 500公里，跨越15个纬度。

第三，喜马拉雅山脉像一个高大屏障，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向北部的输送，即便有些少量潮湿气流越过喜马拉雅山，但是又遇到青藏高原的阻挡，使暖湿气流无法向北方输送，这是中国西北地区干旱乃至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第四，中国的大气环流主要受西风带的影响，每年四季都有强大的西风向东刮来，而巨大的青藏高原就像河流中央没有露出水面的大石头对河流的影响一样，高原把3 000～4 000米以下的西风带分成南北两支气流。北支气流大部分经塔里木盆地，吹入河西走廊，由于高原的约束使冬季风的势力较强，即便是夏季，也很难形成有效的降雨。南支气流在高原的切割下，西北气流绕过高原南侧转为西南气流，在高原南侧暖湿气流的影响下，使长江中下游冬春季节多梅雨天气，夏秋季节遇太平洋暖湿气流夹击，出现充分的降雨。在冬春季人们有一种感觉，北方刮寒流，南方下雨雪。

综上所述，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是西北干旱的基本原因，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雨量充沛的施舍者。换言之，如果在中国西南部没有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那么中国西北地区就会是雨量充沛的绿色大地、鱼米之乡；而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就会出现干旱甚至沙漠化，这种地理环境的变迁，是地球内部运动的结果，也是大自然的一种正常表现。人类无法阻止印度板块向北漂移。

严格地说，中国大陆所处的地域，冬春季有西北风袭扰，夏秋季有海上飓风的破坏，每年都有不同的灾害发生，整个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诚然，这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存在恶劣的环境，才造就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同样的理由，锤炼了东方大国的凝聚力，促使中国五千年文化无间断地传承。

同时，再观察一下我们西南邻居印度，那里有常年印度洋暖湿气流吹拂，北面背靠喜马拉雅山脉，从地理环境上比我们优越，可耕地比我们多。但是在公元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时，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英国人相继建立东印度公司，1757年印度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对印度殖民地的历史，直至1947年独立，前后延续了190年。中国人始终对印度这段历史很不理解。从1840年外国列强就虎视眈眈地妄想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对外国列强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外国侵略者最多的只是搞了一些租界，到1949年中国解放，中国人民一直在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从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命运进行比较分析，两国观念的差异，伦理的区别，使我们联想起地域和环境给两个民族注入截然不同的性格。

西北的贫穷主要是地理环境造成的，与个人命运无关，这种状况在新社会的中国有可能改变，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