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先圣到邓小平

邓小平在拖拉机修造厂，与工人只有几次屈指可数的交谈。大多数话题，都是工人们出于尊敬，好奇地询问他，虽然他沉默少语，只要工人提问，他却总是有问必答。

他是“不准乱说乱动”，还是本性沉默呢？工人们对他尊重敬畏，又多了一点神秘。他从不讲述自己。全国人民知道的，仅只是曾经的刘邓大军的邓政委，曾经的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五六十年代，坊间街头听不到关于邓小平的丝毫轶事，关于他的传闻是空白。“文革”的年代中国老百姓不可能更多了解邓小平，更不可能知道其夫人是卓琳。

一是当时中国特色，对领袖领导的生平生活均需保密，除非宣传需要；二是邓小平本人从不宣传自己。空白是正常的。造反派很想从他的历史中捞一点稻草，费尽心机只是枉然。

再次，又再次复出后，出于对他景仰，对历史、对改革开放的研究，有关他人生、事业、婚姻等内容的电视和书籍才大量播放与出版。一时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童年时代的他叫邓先圣，聪敏好学的他从小就不爱说话？

青年时的他叫邓希贤，青春飞扬时的他就这样沉默寡言？

其实，他的儿童、青年时代应该和许多当代青年一样，单纯热情、勇敢向上，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未来充满理想。他和当年的有志青年一样，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经历了很多坎坷，走了一些弯路，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困惑到清醒，从狂热到理智，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从经验缺乏到经验丰富，在血与火、火与剑中锤炼。

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积累，这个过程叫人生，这种经历叫历练。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或升华或沉淀，或放光或熄灭。邓小平已是65岁的老人了，他还在书写自己的人生，他还在接受历练，他还在继续升华，在发热，在放光。

1968年6月7日，正是炎热的夏天，邓小平用了十五天时间完成了《自述》材料，说写自传，不如说他用了十五天时间，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曲折，坎坷，奋进，向上。

五十多年了，他一生不知写过多少次自传，在法国、在苏联、在赣南苏区、在延安、在北京，每一次的书写都是对自己人生的总结，都是对往事的反思，对自己的促进。

出生时，长辈给他取名邓先圣。五岁启蒙时，先生建议改名：你怎么能叫先圣呢？怎么能在圣人之先呢？于是先生帮他改名为邓希贤，稀有的贤士，这名字也够圣贤了。这个名字伴随他走过了人生18年历程。

1918年秋天，刚过完14岁生日的邓希贤离开了老家四川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来到了父亲工作地重庆市。受新思潮的影响，也是父亲的期盼，他进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从农村到城市，从学中文到学法文，15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挑战。

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他和同学们远行了。

那是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点钟，一行83人乘法商吉利洋行的“吉庆”号江轮东下，驶向上海。不管是岸上饱含热泪和希望的送行者，还是船上怀着激动兴奋之情的求学者，都对未来充满憧憬，依依惜别之情很快被向往未来的激荡热情冲淡。人人都期盼未来，未来是什么？对于今天，明天永远是个未知数，无数有志青年，总想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努力，为这个“未知数”解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邓希贤也不例外。

几天后，他们抵达了上海。

休整一周后，83人又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鸯特莱蓬”号。中午，邮船摇锚起航，汽笛声长鸣，告别了故土。

那艘邮船一等舱票价是800元，二等舱是500元，三等舱是300元，为了照顾贫穷的留学生，临时设置了四等舱，其实就是货舱，票价是100元。83名学生是在闷热、空气污浊的船底里，度过了近四十天的海上生活，终于在马赛上岸，踏上了法兰西土地。

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是从中学学习开始的，相当于现在的语言学校，从基本交流能力学起。

至今，在法国国家档案中，保留了一份巴耶中学的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

1921年3月，邓希贤（Ten Si Hien）当月共用了244法郎65生丁食宿费，其中200法郎是生活费，1法郎是洗衣费，7法郎是卧具费，12法郎是校方收费，18法郎65生丁是杂支费。其他同学杂支费在15～50法郎之间，平均25法郎，邓希贤是18法郎，属于节省的那类学生。

家里带去的钱只能支付四五个月，要靠打工养活自己。邓小平曾回忆道：“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介绍，知道那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找工已不太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

这些不懂法语、不懂技术，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中国学生只有靠做散工（零工）养活自己。就像今天站在街头的“农民工”，自己去找活儿。

邓希贤和他的伙伴们成了“国际民工”，只是比现在的农民工会多讲几句简单的法语而已。

邓希贤当过轧钢工。

固定工资每天为12～14法郎。法国规定18岁以下不能打工，邓希贤只能算学徒，每天10法郎。这也算当年的法国“合理”使用“童工”的一种“政策”吧。

施奈德工厂保留了当年的档案：邓希贤，16岁，工人编号67396，进厂注册日期1921年4月2日，由哥隆勃中法工人委员会送派，来自巴耶中学。

邓希贤做过扎花工。

这家厂叫香布朗工厂。用薄纱和绸子做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做100朵挣2法郎，熟练的一天可以扎上700朵。这是临时工作，两周后，他和伙伴们又失业了。

邓希贤当过制鞋工。

在生产雨鞋的一家叫哈金森的工厂里，每日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54小时，每小时工资在学徒期为一法郎，熟练后计件。这种付酬方法与我国现在“农民工”支付方法差不多，基本工资加效益提成。邓希贤一天可挣得十五六个法郎。现在还可以查明，邓希贤的工号是5370。

以后他又去了雷诺汽车厂，做了钳工。

那是1923年，他已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正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职业革命者。那年，他19岁，参加创办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周恩来负责策划、撰稿、编辑、发行，李富春具体负责发行，邓希贤与李大章负责刻蜡版。因字迹清楚，工作认真，大家给邓希贤取了一个外号“油印博士”。

邓希贤在法国除了在“大型企业”打工外，还和周恩来合伙开办过作坊，起名：中华豆腐坊，“坊主”是邓希贤。目的是为旅欧共青团筹集活动经费。当时，在法留学生都在邓希贤手下打过工。周恩来为打工者助兴，还吟起古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马上和下句：煮月铛中滚雪花。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竟出现“排队”现象，只好贴出启事：定时供应，售完为止。

邓小平在“自传”里写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3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要论个人出身，邓小平当年地地道道是一名工人，一名无产者。

后来，他对子女说：“我们那时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主要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那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截至1920年12月，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已达1500多人，后来，约有150多人在这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们当中很多人，像邓小平一样真正把一切交给党了，成了未来共和国的栋梁与精英，有邓小平视为兄长的周恩来，有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大章、欧阳钦、李卓然、萧三等，还有在新中国建立前牺牲了的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刘伯坚等。

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五年零两个月，在苏联生活近一年，相当于现在的“海归”。

海外六年让他确实养成了一些西方生活习惯。当然也熟悉了西方的文化和思维。

爱吃土豆，爱喝法国葡萄酒，爱吃奶酪，爱吃面包，爱饮咖啡，最爱看足球。

在法国，他没有钱，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花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那是一天的饭钱。他一直记得，那次比赛的冠军是乌拉圭。年轻的他是一个球迷，老了，这种嗜好依然。

不仅依然，还强行灌输给孩子们。1977年，他刚解除禁锢，还未安排工作，适逢一支外国球队来京比赛，他带着孩子们坐在看台末排。不料，刚进场就被台上观众发现了，全场一万多观众起身向他热烈鼓掌。邓小平只好走向主席台前排，连连向观众鼓掌致意。留给孩子们心中的记忆不是足球，而是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只能用两个字表达：震撼。

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共转播52场，他连续看了50场。伪球迷们看了这个数字，不能不感叹一个不折不扣的正宗球迷的精神。

而桥牌则是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后在重庆学会的，不能算是从法国带回的爱好。

邓小平如同今天的“海归”派一样很“潮”，很“萌”。回国后投身革命，他很快适应新生活，能够立马习惯“土”与“乡”，习惯过“艰苦”、“危险”与动荡的生活。他能够很快习惯，在于他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干最底层的事，做最累的活儿，在于他是一名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的革命者，在于他真正把一切交给了党。

1925年底，邓希贤接到组织通知，他与傅钟等三人在法国的身份已暴露，必须迅速离开法国。1926年1月7日，邓希贤告别了法兰西，乘车北去苏联。

1925年苏联已创办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邓希贤被安排在该校第七班学习，是党小组组长。

现仍可以查到1926年6月16日邓希贤填的一张《党员批评计划案》，相当于今天的“自查表”。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Doozolov）

学生证号：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海外6年，这是邓希贤就读的唯一的一所“正规”大学。

邓小平曾开玩笑说：“我只有中学文化水平。”在法国，因为没有钱，他未能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正如自传中所写，做工四年，党团机关工作一年。正是青春读书好时光，他想在苏联多待一段时间。可是，一年后，组织要他回国，开始接受新的任务。他的知识都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日积月累自学而成的。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是有渊源的，无论是于家，于国，他对教育情有独钟，所以他第三次复出后抓 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高考。

在莫斯科时，邓希贤写过一份自传，结尾的文字是：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他接到回国工作的指示，没有二话，于1926年底，与几百名共产党员受组织派遣，前往国民党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工作，尽管他十分想留下来学习。

从莫斯科出发走了整整三十天，才到达宁夏银川。坐过停停开开的火车、坐过颠颠簸簸的汽车，骑过马，进入茫茫沙漠后，又骑骆驼，经历了八天八夜的日晒夜露，才走出了荒无人烟的沙漠。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记述：“父亲说过，他们从莫斯科经蒙古草原、西北沙漠而来的20个同志到了西安后，已是衣不掩体，骨瘦如柴。有一次冯玉祥召见他们，这些中共派来的人员，所见到的几乎个个都是这样憔悴。”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在闪烁，那目光让人感受到了坚强与无畏。

到了西安，邓希贤很快投入到西北军的中山军事学院创办工作中，并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与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震惊了中国大地。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无比悲壮和惨痛的一年。

该年6月10日，冯玉祥参加了汪精卫在郑州召开的反共会议。

邓小平所在的中山军事学院里的党员纷纷疏散。

1927年6月底邓希贤要离开西安，要在六七月间赶到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他将出任中央秘书长工作。那时，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正筹划“南昌八一起义”，邓希贤则随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与“南昌起义”失之交臂。而他人生中却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在莫斯科读书时，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一个19岁的端庄秀丽的姑娘，年轻的共产党员。当时他们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战友，感情还未来得及发展，邓希贤就踏上了回国之路。

唯物者不信因缘，而命运常有巧合。也许，这就叫历史的偶然性，或偶然性存在于必然性之中。

张锡瑗是河北房山县良乡人，父亲张镜海在铁路部门供职，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张锡瑗是1925年下半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两年毕业后，回国第一站是往河北保定，在那里领导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结束后，她接到组织通知调往武汉，任职中央秘书处。

这年邓希贤改名邓小平。

从此，“邓小平”这个名字与我们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历史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张锡瑗在武汉见到的已不是当年在莫斯科读书的学生邓希贤，而是更成熟、更坚韧、更历练、更老成的青年革命者。邓张两人武汉相见，且惊且喜，又一起去了上海。

24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在秘书处，是他的下属。曾经的同窗，现在的同事，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情趣，他们越走越近。

那是1928年的春天，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1岁，他们宣布结婚了。

中央机关的同志特地为他们举行庆典，在上海广西中路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店办了酒宴。参加者有30多人，周恩来夫妇、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参加了喜宴。新娘美丽秀气，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短发，白净的脸，身穿旗袍，脚着高跟鞋。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后，她那高雅的气质、温柔的神态还留在参加喜宴客人的记忆里。

后来人只能臆测选择四川馆子店，一定是照顾邓小平是四川人，而选择广西路纯属巧合。

婚后，也就是1929年夏，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派往广西，在那儿充分显示了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华。他和同伴们领导了百色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出任两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时，张锡瑗怀孕了，年轻的夫妇为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而兴奋、激动、喜悦。没料到，张锡瑗生产后患了产褥热，当时住在贫民救济医院，条件差。邓小平从广西赶回上海两天后，张锡瑗在邓小平的怀中死去，几天后孩子也没保住。那是1930年1月，婚后整整两年。

周恩来夫妇目睹了这一对幸福夫妻的相恋相爱全过程，惋惜地说：“没想到张锡瑗在生小孩时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去世。”

张锡瑗无疑是邓小平初恋的最爱，他为失去了张锡瑗痛苦悲伤。他是一位革命家，他不会因儿女情长而丧失斗志，他只会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

他又是一个十分注重情感的男子，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忘却，不会因风雨的洗刷而平淡，时光逝去，他的思念更清晰，更浓烈。

大上海解放的那天，邓小平刚踏上上海大地，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后，马上携夫人卓琳一起去寻找张锡瑗墓地。

1990年。

86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老人家又一次询问起张锡瑗的骨灰。邓小平问：“张锡瑗的骨灰还在不在？”“如果在，处理了没有？如果没有处理，就带回北京放在八宝山。”

有关人员把张锡瑗在龙华的墓地拍了录像和照片，晚上放给邓小平看。

邓楠故意问：“人真这么漂亮？”

邓小平说：“比这个照片还要漂亮。”

几天后邓小平提出要到张锡瑗墓地看一看，毛毛为张锡瑗妈妈送上了鲜花。

毛毛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

在人们心目中，她永远年轻，永不衰老。

两年婚姻，一世真情。不能不让后人敬仰感叹。

1931年，邓小平率领红七军攻下江西崇义，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江西红土地。这年他27岁。

进中央苏区后，任江西瑞金县县委书记，28岁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正待一显身手时，他遭来人生第一次点名批判。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并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这是1933年2月，他不满29岁。

邓小平遭受批判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离开了他。

1931年7月，邓小平受党派遣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金维映和邓小平同行，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在邓小平关进“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让妻子受株连，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邓小平完全体谅金维映的处境，理解她的难处，没有一句怨言。

1941年，金维映在莫斯科治病，死于战乱。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感情上的幸福与痛苦，邓小平都经历了，感受了，饱尝了。青春时光是能够经受磨砺的年龄，他没有错过吃苦，他没有错过努力，他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逃离，他付出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努力与忍耐，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不管是多么严厉的批判，多么苛刻的指责，多么重的处分，多么冷酷的对待，他坚信自己是光明磊落的，是坦诚的，是不搞派性的。他那颗年轻的心，是纯粹无暇的，他的信念是坚定的，痴心不改的，他的精神是乐观的，无法摧毁的。

面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本可以投降，可以放弃。可以转身，可以随波逐流，可以躲避离去，但他没有。

1942年春，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无独有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作诗：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一次被打倒过去了37年，邓小平又以“戴罪”之身来到江西。他不会投降，也不会放弃，更不会逃避。一下飞机，一踏上这块红土地，那心情就像35年前来到江西一样亲切。当小车行驶在八一大桥上、八一大道上时，他心里回荡着一个个战友的名字：贺龙、周恩来、刘伯承、朱德、陈毅，当年的血与火历历在目。他坚信，当年烈士鲜血流淌过的土地一定会为未来献上丰硕的果实。

安排在江西，安排在江西南昌，安排监禁在这幢将军楼，也许真是历史馈赠给他人生的礼物。

将军楼不会冷清，不会寂寞。

他的心依然像37年前那样纯粹，信念那样坚定，精神那样乐观。

在这里，邓小平会尽到一个普通党员的职责。他牢记在莫斯科《自传》上写的那句话：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不管在将军楼住多久，不管事态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他都会从容以对，冷静以待。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人生多么孤寂，封闭多么严密，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百姓生活状况，关注世界风云变幻。

在这里，邓小平尽着一个公民的义务。他每天早上准时上班，认真劳动，一丝不苟，和工人密切相处，体味了人间真情，感受了国情民意。

在这里，他尽着一个丈夫、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每天劈柴生炉子，亲自下厨，煮饭炒菜。和继母，和妻子一起挖地种菜、搭棚养鸡、酿酒糟、做豆瓣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让生活有声有色。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国要强，民要富，国要和谐，家要和睦的责任与担当。

邓小平的女儿这样向后辈讲述自己的父亲：“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那份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对家人和子女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时刻还会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父亲。”

说明：

本节邓希贤与周恩来合伙办作坊事资料源自2012年7月12日《人民政协报》第五版宁阳：《那些激荡在法兰西的青春》，并结合电影《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