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

我到政治部工作，主要负责简报、写动态和青年团工作。当时设计院有数百名青年人，要经常组织活动，组织业余政治理论学习、业余文体活动和发展团员工作。那时华北电力设计院的青年人朝气蓬勃，多数人大中专毕业不久，多才多艺，未婚者多，居住单身宿舍的人多，常举行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凝聚人心。这在中央机关、北京市都较有名气。通过组织青年人的各种活动，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

1965年，根据中央批准，由团中央负责组织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以缓和中日关系。我被抽调到团中央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筹备组，在民族饭店办公。由于从小受父辈的影响，在心灵深处痛恨日本人，虽然觉得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但并不十分重视，仍然穿着日常上班的衣服——蓝中山装、裤子带补丁就到民族饭店报到，可门卫不让进，理由是“穿着不雅”。我说我是来工作的，门卫更不让进门，让我回家换完衣服再报到，并说这儿的工作是代表国家，要注意形象，不是学雷锋，缝缝补补又三年。

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的具体工作由团中央组织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办理。当我听了领导同志的动员讲话时，心灵受到了震撼，深感领导所处地位不同，水平不同，看问题角度也不同，把简单的联欢活动意义讲得处处是“理”，使工作人员不得不自觉地把工作做好。

1965年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氛围，批“三家村”，批北京晚报，批吴晗、邓拓、廖沫沙。但对于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的安排，中央要求既要讲政治、讲文化、讲文艺、讲教育，还要讲国家区别。根据中央的要求和批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既安排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娘子军”，也安排了外国特色的“天鹅湖”。

中日青年大联欢，虽然仅十几天，但其政治、外交影响十分巨大。中国人的友好热情，使日本青年十分感动，临别之时，人人痛哭，不愿离开中国朋友。

通过参加这项活动，不但增强了我组织大型活动的能力，更让我学习到大局意识，强化了政治无小事、外交无小事的理念。也正是有了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每年在天安门举行国庆活动时，组织上都安排我担任国家机关方队副指挥或水电方队区域的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