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肺，四级政府的难解之题

□首席记者　丛志国　记者　李甜香

2011年4月20日，44岁的吴振樊（音）来到张国福的家中，自从4月11日，朝阳县卫生监督所到王营子乡等地进行调研后，吴振樊每天都会去与他同样患有矽肺的人家转转，希望能够听到更好的消息。“政府都开始关注我们了，未来会好一些吧？”

吴振樊现有的精力也只能做到在患者之间彼此询问并互相给予未来的希望，但更实际的问题是，吴振樊盼着在外打工的儿子能够按时寄回生活费，儿子在17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

村主任：矽肺将影响几代人

因为自己只有小学文化，有了孩子的吴振樊最大的梦想就是让孩子成为大学生。在1996年得知去葫芦岛钢屯的个体小钼矿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能达到1000多元时，吴振樊义无反顾地去当了一个钼矿工人。“挣钱，供孩子去读最好的大学，别像我这样，当个睁眼瞎，读了大学就能出息了。”吴振樊提起孩子的大学梦，仍然会激动得气喘吁吁。

与所有去钼矿打工的人一样，现实没有给吴振樊更多的梦想时间，“1999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当时也不懂，就以为是工作量太大，累着了，回家休息几个月就能缓过来。”让吴振樊没想到的是，非但身体没有缓过来，就连梦想都变得遥不可及。

“有了这个病，啥活也不能干了，本来种地就不挣钱，再加上不能干农活，家里所有的开销都成了难题，几年熬下来，我已经不去想怎么治病，而是一家几口怎么吃饭。没办法，只好让初中就毕业的孩子出去打工，当时，孩子只有17岁。”吴振樊低下头，“是我毁了孩子的未来，但是，确实没办法啊！这孩子也没啥文化，出去打工也只能做最低等的工作，到现在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500元，大部分都得寄回家里。”

对于吴振樊来说，孩子的大学梦已经支离破碎，而孩子的婚姻同样遥不可及。

王营子乡黑虎营子村村主任代振东告诉记者：“矽肺病影响下的绝不是患者家庭的困难，这种困难延展到下一代的生活婚姻，甚至说一个乡村的未来都因为矽肺而毁于一旦。”

代振东本人就是一个矽肺病患者，在他的村里约有60人，代振东表示：“这就像是一个圈，没完没了的圈。一家有了矽肺患者，就谈不到什么发家致富，没有经济做保障，只能让孩子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这种层次的工人要想获得成功，简直比中彩票还要渺茫，而上下两代的共同贫穷，肯定导致婚姻无法实现，谁家的孩子愿意娶（嫁）一个没完没了的无底洞人家？”

代振东说：“很多年前，如果有人家能到钼矿打工挣钱，那是有本事的象征，现在，谁家要是说曾经有人去钼矿打过工，那就是灾难的同义词。”一直在做着朝阳尘肺病人群调研的朝阳志愿者张巍也向记者证实：“我们最初调研时，阻力最大的就是这些患者家庭，一点不配合，都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去钼矿打工，尤其是那些家里有适婚年龄孩子的家庭，就怕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个矽肺病人。”

乡长：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

十几年来，朝阳尘肺病患者用自己的隐忍和臆测去承受困顿的命运，除了“不要给政府添麻烦”的朴素善良之外，患者们还有着这样的理由：“我们当初是在葫芦岛打工，如今得病了也不关朝阳什么事，而我们现在的户籍都在朝阳，也不能让葫芦岛来补偿。”

作为村主任，代振东也从未向上级机关反映过矽肺的大规模存在，“作为村干部，总向上级领导反映困难……”语焉不详的背后呈现出某种行政惰性的习惯，而这种思维也在乡一级政府有所呈现。

王营子乡乡长李景雨就表示：“这些年来，从未有村民因为尘肺病正式找过我，也没有出现过因此而上访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乡里有些人因为在钼矿打工患上矽肺的事情，因为有些特别困难的村民，曾经找过我申请困难补助。”

与代振东一样，李景雨也从未向上级机关反映过矽肺患者的事情，很难去猜测这种“知情不报”的心理动机，但李景雨却认为：“即便是没有微博（朝阳尘肺病人群是因为当地志愿者微博而引发关注），作为一级政府，早晚也要面对这个问题，毕竟涉及相当数量的家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对于民生问题，没有哪个政府不去重视。”

在所谓的“重视”中，矽肺患者们等待了十几年，事实上，李景雨也有自己的难题：“对于矽肺患者的解决，乡里无能为力。比如说，现在患者说买不起药，因为对矽肺有关的药品不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的用药报销目录中，而扩大这些目录显然不是乡里能够解决的，真正要去救助这些患者，资金是必不可少的，而除了部分的民政系统的救助资金，需要救助的不仅仅是尘肺病患者，也有其他生活困难的群众。乡财政方面，每个月用于行政支出的只有2万元，包括汽车油钱以及近80个工作人员的行政开支，即便将行政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能够节省出来的钱，也是杯水车薪。”

县里的解决方案

因为微博的传播，朝阳县政府在收到朝阳市政府的消息后，4月10日就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当地大批存在的尘肺病患者的问题，截至目前，尚未有县里的主要领导出面，代表政府向关注此事的各个媒体进行回应，因为县里的主要领导要忙于“开会”、“学习”、“出差”、“招商”等王德先认为的“重要的正经事”。

不过，朝阳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武国航代表政府表态：“我们将竭尽全力来解决这个难题。在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下，我们也积极地想了一些措施准备实施。”朝阳县首先是对尘肺病的情况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不是村民理解的普查，所以，有些村民没有看到医疗卫生人员也是正常的，我们派人下去主要是核实微博反映的情况，从汇总上来的情况看，出入不大。”

而对关注此事的公众来说，无论采取怎样的解决之道，全县范围内普查是首要的，但由于时间久远，仅记者接触到的多名有钼矿打工经历的人就表示：“没有在钼矿打工的证据。”有的务工者甚至扔掉了当初的诊断：“不知道那玩意儿有啥用。”除了时间的间隔，朝阳县所辖的27个乡298个自然村，如此庞杂的范围，显然不是几天十几个人就能做好普查工作的。

武国航表示：“县里能做到的就是从财政方面想出具体的帮扶政策，以及争取民政救助物资的帮助，但关于新农合的药品以及矽肺的普查诊断，县里没有这个能力和资质。”

除了一定物质上的构想，武国航告诉记者：“我们准备组织县里的两个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公益诉讼，因为职业病的救治是要有责任主体的，希望对这些矽肺患者进行司法维权。”

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主任告诉记者：“是有这个消息，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操作，从司法维权的法理上来讲，尽管时间久远，很多个体小钼矿被关停或者被国有矿兼并，但并没有多大的技术难题，难度较大的是如何确定需要司法维权的人，并开始进行司法代理，很显然，全县范围内普查，是我们无力完成的工作。”

一直关注朝阳尘肺病人群的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社会学博士陶双宾能够理解来自行政体系的缓慢：“我尤其是能够想象得到基层政府遇到的困难。行政部门作为大型组织，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要多部门协调、经过上级部门决策，再经过规范的其他行政程序，等等，所以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反应周期。这也是我能够理解的。在社会学的观点看，也是这样，大型组织的反应比之小的社团或公司，在决策环节和时间周期上，既不快速也不灵活。”

朝阳市：责令县里全力解决

朝阳县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解决尘肺病人群的诸多涉及财政、司法以及行政权力，都超过了县一级政府的权限。”而朝阳市则表示：“责令县里全力解决。”记者致电过朝阳市常务副市长韩军，在电话中，韩军告诉记者，正在省里开一个关于高等教育的会议，对朝阳尘肺病人群的事情，市里非常重视。

有工作人员表示：“正是韩军看到了网上关于朝阳尘肺病人的微博，才让县一级政府主动联系发布微博的网友朝阳重现，并让县里拿出解决方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朝阳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论怎样解决，费用是关键，但如此之多的矽肺病人的医疗救治、生活补助，其费用将是非常惊人的，至于县里迟迟未能进行全民普查，他们的担心也正常，如果普查后，未能有效地进入实际操作阶段，那么会给重新燃起希望的村民怎样的困扰？这种困扰也将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陶双宾表示：“朝阳这次尘肺事件，说到头来也是一个‘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不断循环的怪圈。家庭经济不景气，只好就近寻找工作机会；找到了这个缺乏保护的工作机会，又没的选择，只好接受；解决了暂时的经济危机，却带来了伴随一生的病痛与伤害，如今又要举债治疗，家庭破产。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更是不能令人乐观。相信大多数的尘肺病患，都陷在这个怪圈里不能全身而退。一个危险的工作机会，带来终其一生的顽疾，将一个完整的家庭拖下水。这种不断推向底层的社会流动，其后果是令人担忧的，而相应的治理成本也会倍增。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直接关系，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应该说是近年来没有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之一。”

现实表明：诸多矽肺病患工作过的地区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此记者找到了葫芦岛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市长对记者表示：“在救助朝阳尘肺病人群的问题上，不会出现所谓的地域差别，无论是否分属于两个城市的户籍，但解决民生问题是政府必须做好的。”

葫芦岛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宝利在听过记者介绍后也表示：“时间太过久远，给具体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们愿意与朝阳市政府相关部门，做这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但不要以私人的身份，逐个单人过来，以免增加不必要的行政压力。”

事实上，两个城市释出的善意已经足以表明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但若想解决，也不仅仅是两个城市“交流沟通”就能够完成的。陶双宾给出自己的建议：“客观地说，这一大笔开支仅靠当地政府拨款是不行的，毕竟朝阳地区在财政收入上比较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也不高，而把财政压力全部转嫁给葫芦岛市也不现实，而从目前看，我觉得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渠道来解决：

“一是争取得到上级财政部门的专项支持，不过这需要在上级财政政策上‘开口子’，行政部门会考虑‘开口子’的连锁反应，因此这个周期可能会长。但一旦有制度上的建树，其效应也会更长久，会有利于更多的类似病患问题的解决。二是积极争取民间资金尤其是大额捐助的支持。”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1年4月27日）

记者手记

在时间的尽头抚慰尘肺病人群的悲伤灵魂

经过志愿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朝阳市朝阳县辖区内，有超过500个人患有矽肺，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一些，这些人因为距离葫芦岛钢屯很近，挣钱养家糊口的愿望让这些农民走出家门，去钢屯的诸多个体钼矿打工，每人月薪1000元到2000不等，干了两三年，就因为身体不能再负担相同的劳动量而回家休养，但是，这种休养对这些农民来说，其实是一种煎熬般的等死，因为他们都患上了尘肺病中最危险最严重的一种病症——矽肺。

如果没有外来人关注，这些想着“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政府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忙哩”的纯朴农民，会慢慢在贫穷和病痛的双重绞杀中死去。事实也证明，在最近5年内，经过十几年的潜伏期，已经有矽肺患者死于非命，死亡人数为32人。

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器，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这些濒死的人群视而不见。从医学角度上，矽肺至今无药可救，我们做不到起死回生，但我们可以做到呼吁全社会的良知，让这些人死得能有少许的尊严，因为生死向来是人类的两极，人，出生后固然要充满希望，但死的时候，也应该保有尊严，这就是我操作这一组报道的基本动机。

自从张海超以开胸验肺这一惨烈的方式自我维权后，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对他们来说，在病痛中等待死亡已经成为习惯，在他们的生活里，希望已经被死亡扼死，每户人家都在借钱治病——家庭贫困——等待死亡的轮回中煎熬，更可怕的不是矽肺患者本人的死去，更令他们悲伤的不是自己的命运，而是家庭的未来，因为生病的拖累，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而为了维持生计，只能让刚刚初中毕业的下一代外出打工，很显然，没有技能没有学识的下一代，他们的未来已经注定继续贫困下去。

稍有慰藉的是，这篇报道为这些人争取来了几百万元的专项治疗基金。（丛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