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农民工当“外人”

一亿多农民工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漂漂亮亮,把我们的城市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我们的城市居民服务得舒舒服服。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缺乏对农民工基本的关爱与起码的尊重。在城乡二元化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城市利益如城市人口就业、发展、稳定、环境等方面的考虑,把城市作为城市市民的城市,作出了许多带有歧视与限制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比如农民工走出农村要收人头费、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费、待业证费,等等;进入城市要收城市流动人口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治安费,等等。即便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上学,也必须交上价格不菲的“借读费”。这对于本来就并不富裕的农民工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究其原因呢,也再简单不过:仅仅因为他们是出生在农村的外地人!不交上这笔学费,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里就没有立足点。

同生而为人,这真的很不公平。尽管户籍不在城市,但农民工同样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同样是当地财政的纳税人,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享受本地纳税人可以享受的权利呢?

究其原因,这是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政策形成的畸形体制,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形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决策主体在决策时都过多地偏重于各自的利益,使农民走出土地进城就业受到了双重限制。

这种做法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合法,因为宪法和劳动法确认了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做法侵犯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作为最大劳动者主体——农民的平等权,损害了平等的价值。不合理,因为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工业建设、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所需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农民创造出来的价值。换言之,农民是城市发展的最大投资者,有权享受政府提供以及城市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包括福利、就业、教育等。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在作出制度安排时必须体现平等原则。具体来讲,有关部门在出台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时不能带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要给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提供均等的机会;在适用法律时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能因农民工身份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不同而区别对待。但事实上,许多农民工来到城市找口饭吃,他们没有别的更高的要求,没要求失业救济,他们没要求社会保险,也没要求公费医疗(虽然这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只是希望能够自由流动自由找饭吃而已,却受到不断的排挤与歧视。

广东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然而过去对使用农民工也控制得非常严格。有关部门按照“先省内,后省外”以及按比例就业的原则,确定了限制使用外省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与此同时,广东对外来劳动力实行就业证卡管理制度,进广东的外省民工必须凭居住地的“外出人口就业卡”才能在广东办理就业证和暂住证。这证那证,这卡那卡,一个外来工所持各种证卡已达6种之多,并且要定期更换,每一种证卡都要交费,每个办齐各种证卡的外来工每年一共要交费350元,往返折腾的费用就不便于计算了。

不只是广东,在许多城市,农民工东奔西走,看见的是到处准备关上的城门,听到的是“清退、遣返”的威胁。

有的专家也在附和着,主张所谓“栅栏”理论,他们说:农民进城,不懂规矩,进了城市,还是农民意识,农民规范。素质太低了!不是不允许人进来,而是可以有选择地吸取高素质的人才进来。这称之为“栅栏”模式,你符合要求,过得了关,你就进来,你素质低,就不准进来。

很明显,“栅栏模式”也是对农民歧视的延伸。出此主张的人认为农民是应该老老实实呆在原地的。他们说农民素质低,不能进城破坏城市形象,降低城市的生活水准。仿佛我们建起城市,就是为了提供几个以资炫耀的标本。而这是我们建设城市的目的吗?

城市管理者的态度,专家学者们的思维,无疑要影响到一般城市居民的心理。《广东劳动报》记者罗林满走访了数十名下岗职工,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要让外来工腾出岗位给本市下岗职工。这种认识,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也违背了社会公义。但在他们看来却是天经地义: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不能让农民工来抢了我们城里人的饭碗!有的城市居然迎合这种心理,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凡是招聘“外来工”的单位,必须每月按人头交纳一笔费用,作为本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基金。更准确地说,下岗工人再就业基金由三个三分之一组成,其中一个三分之一来自对“外来人口”的收费。其荒谬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农民工来到城市,就是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的合法主人。各个城市都应该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建立符合人道尊严的公共福利制度,而不能狭隘地限制农民工,歧视农民工,不能人为地设置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障碍。一句话,不能把农民工当“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