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一:2004年9月7日晚9时30分,从南京市建宁路292号的拆迁房内传出阵阵打闹声,继而,一人手捂着正往外流血的头部,从二楼猛然跳下,狂奔200米至建宁路路面,拦截住迎面驶来的122巡逻车……
周天海、周明和周旭兄弟三人是安徽泗县人,9月2日,他们由朋友介绍到南京跟随一位刘姓包工头做拆迁工。7日晚8时许,3人吃过晚饭后,从位于建宁路292号拆迁楼二楼的暂住地外出闲逛。半小时后他们返回住处,但刚到一楼,就和刘老板吵了一架。原来,由于他们出去时匆忙,水龙头忘了关,自来水溢出水池后,从二楼渗漏到一楼,浸湿了老板的铺席。双方就此争吵起来。争执无果后,周旭等3人回到二楼睡觉。但不到半小时,房门“嘭”地一声被踹开,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以刘老板儿子为首的一群大汉,拳脚棍棒夹击打倒在地。周旭头部挨了两棍,从暴打中挣脱出来,从二楼窗户跳至地面。跑出200米左右,正巧遇见巡逻的122警车。警车到达出事地点时,周天海和周明仍被那群大汉围困并遭暴打。
镜头二:2005年7月1日晚上11点左右,在云南起进商贸公司当保安的包继友、杨海生到昆明市官渡区鸣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视,遇到了4名鸣泉村护村队队员,他们满嘴酒气,问包继友和杨海生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包、杨回答说在巡查工地。而这几名护村队队员不由分说,就挥舞棍棒向他们打来,一直把他们打得几乎昏死过去。随后,几名护村队员把两人押到了鸣泉村老年活动中心,用手铐将他们反铐,令他们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长凳上,只要头部稍有挪动即招来胶木棍、铁管的暴打。不久,又有一个人来了,他们5个人出去弄了几瓶酒来,一边喝酒,一边轮流打他们。暴行从深夜11点一直持续到凌晨。被打昏了的包继友被几个护村队员搡到走廊上的过程中大便失禁,顺着裤腿掉出来。这时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了他嘴里……“我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进去。我吃掉一坨,他们逼着我把另外两坨也吃掉。”包继友说,“我没有办法,被他们按着,趴在地上,把残留的东西舔干净。我的脑袋当时一片空白……”当时,老年活动中心还有好几个人在打台球,但没有人管。他们听说有人吃屎,全部跑过来,围着看。这5名护村队员则发出得意的大笑。
镜头三:2005年3月12日上午10时许,洛阳市城建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和民警等十多人来到了洛阳西苑路战峰精工装饰店前,该店店员程校峰当时正在往三轮车上装防盗网,两位“城管”人员不由分说将其架到店西60米处暴打一顿,其中一个人用垃圾斗朝程头上猛砸了好几下,程顿时满脸是血。现场就有民警在场,但无人上前阻拦。整个打人事件持续了一个小时……
从这血淋淋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了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身份卑微的客观现实。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农民工们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是天生的弱势群体。由此,许多人肆意地欺负他们,许多人疯狂地凌辱他们,还有许多人在无耻地坑骗他们。
2005年7月,广州铁路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有一伙人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某酒家门前集结,成群结队来到广州站广场外。他们以“认老乡”、问路为由,专门将从四川、湖南、重庆等地南下打工的农民工拉上“野鸡车”,尔后收取高额票价。获悉此举报后,广铁警方立即组织精干警力进行侦查。8月20日凌晨4时35分,警方发现数十名男女老少,肩背手提大包小包行李,乘坐出租车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外,等候出站的旅客。重庆开往广州的1321次列车到达广州站后,一名男子很快瞄上一名四川年轻女子。在几分钟看似是老乡关心的言语沟通之后,这名男子“好心”地表示要带这个年轻女子去某长途车站坐车。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另外一名男子也主动走到同伙和年轻女子的面前,两人里应外合把该女子骗上了公共汽车。铁警尾随他们在白云区沙涌南的某城中村下车,发现在这个狭小的城中村附近,聚集了上百名旅客,还有六辆大巴和中巴车。旅客只能进,不能出。仔细查看,这些车都是“野鸡车”。次日凌晨4时许,大雨滂沱,广州铁路警方会同铁道部公安局工作组几十名便衣,对这些专门坑骗农民工的不法分子进行了秘密抓捕。经审查,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四川,长期从事拉客上“野鸡车”为业,从中谋取“好处费”。
这就是曾经横行广州火车站附近数年之久、作恶多端、坑人无数的“背包党”覆灭的过程。据广铁警方和越秀区公安分局估计,靠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坑蒙拐骗“吃饭”的不法分子大约有3000多人,其中大概800人是“背包党”。
“背包党”的前身是那些专门在火车站帮“野鸡汽车”拉客的人。后来,这些人的手法越来越高明,开始进行诈骗活动,并且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已经形成拉客、骗客、望风、开车等“一条龙”。他们往往背着装满烂报纸、烂海绵、破床单等杂物的行李,伪装成刚下火车的乘客,盯住从四川、湖南、重庆等地来的火车,专骗来珠江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工往往是第一次到大城市,对整个城市感到陌生与恐惧,又贪小便宜,以为一下火车就能坐到汽车,所以容易上当受骗。
来自湖南的陈涛在老家是做面条生意的,上有老下有小,微薄的收入很难支撑其家庭的生活费用。出外打工的老乡介绍他到深圳一家私人面粉厂工作,在那里,每月的工资将有千余元。这个数目,已是他之前经济收入的两倍有余。2005年春节前,陈涛怀着满腔热情和希望来到广州,准备转乘汽车到深圳,不想刚走出广州火车站就被人骗了。陈涛遇到的是一名背着行李包的“老乡”。“老乡”告诉他,由于近来疾病流行,到流花车站坐车要交90元打一支健康预防针,还不算车费,而当时他身上仅有100元,立时愁容满面。见陈涛为难,“老乡”又说自己知道有个地方搭车可以省下这些无谓的费用。就这样,他被骗上了一辆“野鸡车”。上车前,车上的男子强行要陈涛交90元车费,他当即拒绝,却招来一顿暴打,身上仅有的100元也被强行抢去。身无分文的陈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被“背包党”教唆,走上了帮“背包党”拉客的犯罪道路。成了“背包党”的一员后,陈涛每天跟着其他人一起背着行李包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寻猎”。后来,陈涛70岁的老母亲从湖南老家来广州,结果也被“背包党”欺骗上了一辆“野鸡车”,并把她抛在了天河东圃一带。这给陈涛带来极大的震撼,“当时就感觉这个事情太害人,不能做”,为此他良心发现,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公开了“背包党”坑人骗人的勾当。据他介绍,他们一般都是假装刚从外地来的,假装说“你们也是坐这趟车啊”,套出对方从哪里来,然后假装是老乡。骗人的手段很多,有的说禽流感、非典重来需要打预防针,有的说汽车站已经搬到别处的,有的说要办理健康证的。他们坑骗的对象是那些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工。他们负责把人骗上“野鸡车”,到了车站就由不得你不上车了,“马仔”们还会让你多交几十元,说是“高速路费”或者“过桥费”,不给就会被打。他们人多,很多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也只好认了。但是,“野鸡车”不会把你带到目的地去,半路上就将你赶下来了,到深圳、东莞的,一般都在东圃或黄埔下,去佛山的,顶多到芳村。有些男的被骗光只能去偷和抢,有些女的实在没办法,只好去发廊当小姐,干这行真是害人不浅。
在陌生的城市里,农民工本来就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是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加上他们社会阅历少,见识差,自我保护意识弱,因此他们特别容易受不法分子的欺负,受不法分子的凌辱,受不法分子的坑骗。而长期以来,城市对于农民工也处于一种限制与排斥的状态,更不用说还会有农民工的维权机构。这样就致使农民工根本没有能力抵御来自强势者的欺负与凌辱,反过来又助长了一些不法分子欺负与坑骗农民工的邪气。他们对城里人不敢说的话,对农民工敢说;对城里人不敢做的事,对农民工敢做;对城里人不敢设的骗局,对农民工敢设……他们看中了农民工好欺负,看准了农民工好欺骗!而作为政府部门,作为执法机构,只有把农民工当作城市主人来对待,旗帜鲜明地出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农民工才有可能在城里堂堂正正做人,挺直腰杆做事。没有人歧视,没有人欺负,没有人坑骗。
城市,不仅仅是城里人的城市,作为建设者的农民工,也应该是这城市的主人。他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洒下了汗水与泪水,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回报,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尊重。改善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能够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就业,快乐地生活,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把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列入了议事日程,有些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帮助农民工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如长沙、武汉等城市在广泛修建廉租房,让农民工走出窝棚,住进公寓;消除职业危害,加强劳动保护,正在作为一项强制性的工作在全面进行;农民工的工伤、失业保险也在大力推行之中。我们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有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有整个社会的大力支持,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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