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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不是“包身工”

时间:2022-0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农民工指认,黑包工头和他的13名打手束手就擒,解救出27名被非法关押的农民工。据警方调查,在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民族乡塔塔尔砖厂残害农民工的包工头名叫张根发,他用暴力手段控制农民工,强迫他们劳动,为自己挣钱。为防止农民工与外界联系,张根发把农民工的身份证、手机、通讯录、钱等统统没收。

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剥夺农民工的人身自由:身份证、通讯录、手机、钱物统统没收,不许外出,不许交谈,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晚上睡觉十分钟点一次名,连上厕所也有人跟随……

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强迫农民工干活……

这里不是集中营,却像集中营一样随意殴打农民工,有的农民工竟被殴打致死……

据2004年6月1日《法制日报》报道,2004年4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报案人称:他和三十余名农民工在奇台县某砖厂打工时被非法关押,包工头强迫农民工劳动并殴打农民工。其中一个农民工被打得伤势严重,又被黑心的包工头派人强行送走,现在生死不明。

当天晚上,三十余名民警奔赴农六师土墩子砖厂,看到的情景确如报案农民工所言,包工头安排的打手手执铁棍、木棒正在院内站岗。4名民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两名打手扑倒在地,其余民警扑向各个房间。经农民工指认,黑包工头和他的13名打手束手就擒,解救出27名被非法关押的农民工。法医对所有被解救农民工进行体检,发现10名农民工身上有伤,其中一名农民工为轻伤,9名农民工为轻微伤、还有9人身体受过伤害,现已经痊愈,其余人均遭受过殴打,只不过未留下伤痕。

据警方调查,在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民族乡塔塔尔砖厂残害农民工的包工头名叫张根发,他用暴力手段控制农民工,强迫他们劳动,为自己挣钱。张根发安排犯罪嫌疑人柴天奇从乌鲁木齐市招募农民工,柴花言巧语欺骗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农民工,说他招的工人是在乌鲁木齐市干活,包吃包住,每天工钱35元,按月准时发放。而把农民工骗到砖厂后,则只让他们在院子里干活、吃饭、睡觉,根本不许外出。张根发在农民工中网罗了一些人充当打手,这些打手白天带着工人干活,晚上手提棍棒在院里站岗守夜。据受害农民工控诉,在张根发这里干活,根本没有人身自由。白天上工有专人看管不说,上厕所都有打手手执铁锨跟随;张根发还将农民工住处面朝公路的砖厂大门堵死,另将围墙增高至3米,使人从外面根本看不到砖厂里的情况。为防止农民工与外界联系,张根发把农民工的身份证、手机、通讯录、钱等统统没收。

可笑的是,张根发还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合同中有诸多违法条款,如农民工之间不许说话,不许洗脸、洗头、洗澡、洗衣服、理发等;不许并排睡觉,睡觉时只能头对脚、脚对头……在每间农民工的住房里,张根发都安排了打手监视他们的一言一行。张根发给农民工每天只提供两顿饭,每顿饭只有一个约100克重的馒头,一大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面汤,偶尔一两次“加菜”,也只是一盘撒了点调料的咸菜叶。张还规定,农民工吃饭时间不许超过20分钟,不少农民工很多时候都是排队领到吃的已经快过了规定的饭点。为了赶紧吃下这点饭食果腹,有些农民工迫不得已将滚烫的食物咽下肚,好多人的嘴唇、食道就这样烫坏了。

张根发控制农民工们的手段就是打。他们打人的理由很多:吃饭慢了要打,互相说话要打;干活走慢了打,说你磨洋工;跑快了也要打,说你想逃跑……打手们打人大多用棍棒、工具把、铁棍、鞭子,有些打人的工具是张根发请人专门做的。

那个被殴打后送上长途客车、后来死在阜康市人民医院的农民工叫崔小兵。崔小兵挨打的原因很简单:他干活慢,张根发为此经常骂他,还指使打手打他。崔小兵性格倔强,4月1日上午挨打后与打手争执了几句,这更惹恼了张根发,他决定好好教训教训崔小兵。当天下午,犯罪嫌疑人王明生对崔小兵一顿拳打脚踢后,看崔小兵始终不求饶,这让张根发和打手们更发了狠,一定要把崔小兵“打服”。随后又让其他打手将崔小兵按倒在地,压住崔小兵的胳膊和脚、用木棒朝崔小兵身上、背上、后脑勺、脖子等处猛打,打了半个多小时,手腕粗的木棒都断成了三截。

光天化日之下,新疆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农民工被工头活活打死的惨案,令人震惊,让人愤怒! 1935年,著名作家夏衍曾经写作了一篇震撼全国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朗朗乾坤下,竟也还有这样惨无人道的黑包工头,把农民工当作包身工进行奴役。据《半月谈》1999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现在有不少工厂,外有高墙和铁丝网,内有狼狗和打手,工人进去就别想出来。打工者的身份证、暂住证、边防证等有效证件被老板非法扣留并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许多打工者说,不少企业老板限制工人的自由,连吃饭、入厕都要限定时间。工人被辱骂、罚跪、搜身的不胜枚举。广州黄埔区某包装厂管理人员,怀疑上夜班的六十多名女工偷了卫生巾,竟强迫她们脱掉裤子接受检查。在广州郊区打工的一个成姓河南青年因被怀疑偷了东西, 被4名保安拖上汽车,拉到一片树木里用木棍毒打,打昏后,竟朝成某头上撒尿,将他淋醒再打。广州一制衣厂27岁的江西“打工仔”钟星财请假外出晚归一天,老板命令他跪在六楼的车间里,一边辱骂,一边拳打脚踢,并喊着:“拿刀来,留下你的一只手才能走出去!”吓得钟星财跳下楼,摔成重伤。深圳某电子厂香港老板及保安人员怀疑一“打工仔”偷拿产品,便私设公堂,用木板、铁棍对他轮番毒打,将其活活打死……

在一些地方,由于社会治安管理缺席,劳动用工监管缺位,让一些黑包工成了“独立王国”,工头便在这个“黑色王国”里“称孤道寡”,他们把农民工当作现代的“包身工”,丧心病狂地进行奴役与残害。而农民工都想急着挣钱养家糊口,工作难找,难得能有人提供干活的地方,而且生怕寻到的工作失去。黑包工头正是利用农民工的这种心理实施其罪恶的诱骗和控制的。农民工们一旦上了黑包工头的圈套,便“与世隔绝”,陷入“黑暗世界”,难以脱身,任其宰割驱役,甚至被随意买来卖去,如同牲畜一般。

据2003年7月31日《无锡日报》报道,陕西省数名农民工先后被人从西安带到山西永济一个砖场打工,到砖场后被限制人身自由,并被强迫从事高强度工作。因安全防范措施不够,其中一名青年取土时被掩埋致死,老板竟威胁另两人作假证。实在无法忍受非人虐待的4名农民工,历时3日,徒步从山西逃回西安。

据农民工介绍,他们都是在西安火车站揽活时,被人谎称山西永济市有一家食品加工厂招工,月薪800元,每天工作8小时,还管吃管住(这样的条件当然令农民工们非常满意)便随这人乘长途汽车到达永济的。然而,第二天来到这所谓的“食品加工厂”时,才发现这是一家设备简陋的制砖场,从此就等于跳进了火坑。用农民工小朱的话说:“他们(老板)把我们农民工当奴隶一样对待,砖机一开,罪恶的魔爪就不放过我们!”据了解,这些农民工一天干体力活超过18个小时,有一次竟然连续工作26个小时,有人实在干不动了,带班人就拿鞭子抽打。而他们吃的却是半生不熟的馒头和面条,还不能吃饱。带班人还限制他们的行动,生怕他们逃跑或去告状。

6月初的一天,梁栋和小王还有另两名农民工一同拆土,因老板根本不考虑加强安全生产措施,当梁栋和一名姓张的小伙子在高约六七米的土层下工作时,土层突然塌方,小张跑得及时才逃过一难,而梁栋却被埋在土里。因土层塌方太严重,而梁栋所埋方位不准确,给救人工作带来很大难度。当民工们一个多小时后从土里将梁栋掏出时,人已经死了。

梁栋的尸体当日被120急救车拉走后,就再也没有音讯。而砖场也没有进行任何整改,于次日又开工继续生产。

2005年7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例:在新疆乌鲁木齐县安宁渠镇一砖厂打工的50名农民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每天24小时有人看守;近半年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工资;多说话就会被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半年来几乎吃不上肉……报道称,7月3日,因不堪忍受凌辱,逃出砖厂多日的甘肃籍农民工王建祥向有关部门求救,希望政府能营救那些还在被虐的工友们。据王建祥说,他和一些老乡从甘肃农村来新疆打工,一下火车就被人以招工名义带到了乌鲁木齐县安宁渠镇附近一砖厂,从此过上了非人的生活。这里的劳动强度非常大,每天早晨5时30分就要上工,到晚上12时才能收工,每天几乎要工作近20个小时。干活时如果谁的动作稍慢一些,或是工友之间聊聊天,就会招来拳打脚踢。如果有人敢顶撞包工头和看守,更会遭至铁锹、钯子劈头盖脸的殴打。在王建祥的印象中,半年里他只吃过两次肉,而且从未拿到过工资。他们也曾想办法逃出砖厂,但每次都被抓回来一顿毒打。为了防止民工逃跑,每天都有人看守。一到下雨天,民工居住的宿舍四周更是会有七八个看守冒雨监视。

前不久,各大媒体又纷纷曝光了东北某地的一个“虐工集中营”,惨无人道地侵犯农民工权益,三十余名农民工从黑龙江被骗到辽宁盘锦打工,遭遇种种非人待遇,顶着月亮起床干活,披着星星归来睡觉。干慢了,要被搧耳光、脚踹、镐把打屁股。三九天在户外被扒光衣服,往身上浇凉水。更令人发指的是,抓来虱子,放到工人的生殖器里,或者放到工人的嘴里令其吃掉。农民工们不仅拿不到工钱,还被完全控制起来,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据学者分析,当代“包身工”现象的死灰复燃,首先在于法律的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不够。在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有关职能部门出面调解的时候,因受种种因素制约,财大气粗的老板常常占据主动地位,弱小无助的农民工常处于被动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黑包工头的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其次是地方政府对企业劳动管理不到位。理论上,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实际操作上却被列入另册。一些地方政府和少数基层干部片面强调招商引资,担心保护工人权益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因而对企业管理抓得不紧,甚至以牺牲工人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有些干部对工人权益被侵犯的现象置若罔闻,与企业老板称兄道弟,对企业主的一些违法行为姑息迁就,甚至偏袒。个别企业主正是自恃有当地干部“保护”,有恃无恐地对工人的合法权益随意侵犯。

毫无疑问,和谐社会绝不能允许这种“黑包工”和“包身工”的现象存在!而要彻底消除“包身工”现象,彻底铲除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黑包工”,就必须仰仗法律监管的到位,仰仗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作为到位,强化社会治安,规范劳动力市场,落实用工制度。对于黑包工头,要像打击走私、贩毒、拐卖人口那样严惩不贷,重拳猛击,形成威慑,让那些心怀邪念者不敢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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