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小叔叔已年近五十了,2004年他却带着同样年龄的婶婶到广东的江门市打工去了。他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保管员,婶婶则在一个家政公司当家政服务员。我同他开玩笑:别人是打工仔,你可是“打工爷”。他不以为然地说:“‘打工爷’又怎么了?只要身体受得了,打工能赚钱,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你们城里人不也要上班到60岁才退休吗?”
想想也是。在以前的印象中,打工的都是些小伙子小妹子,因此我们把打工者叫做“打工仔”、“打工妹”。而现在,不仅是小伙子小妹子们进城打工了,像我叔叔婶婶这样的大龄农民,也加入到了打工大潮之中。这显示出打工的魅力,显示出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
我的家住在火车站附近,每年春节之后,我便总有几次要送一些亲友登上南下广东或者东去上海的火车,这使我有机会每年都能亲眼目睹那火车站人头攒动如潮如涌的壮观场面。我在一篇文章中描写民工潮的情景时,有个这样的比喻:你看过黄河小浪底大坝泄洪的场面吗?那种气势,那种景象,就是民工潮的气势,民工潮的景象。当你伫立在黄河岸边的礁石上,放眼望去,只见挟着黄沙的黄河水犹如几条黄龙,从泻洪口喷涌而出,日月因之黯淡,天地因之失色!中国农民也就如奔出小浪底大坝的黄河水,一波接一波,一浪压一浪,直接涌进了各个城市。每次我看到火车站广场上数以万计、十万计风尘仆仆的民工,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黄河小浪底大坝泄洪的情景。
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幕: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却有这么多人背上行囊,远走他乡,甚至到异国。
潮来潮往,一代复一代。
如果我们翻开当年的那些报纸,就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新闻:仅仅因为一个“招工”谎言(即使这个谎言破绽百出),都会使许多十五六岁的农村姑娘,放弃学业,乃至背叛父母,踏上了随人贩子任意摆布的苦难之路。这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报道,映射出中国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一有机会,就如痴如迷。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自解放以来形成的逐步使人固定的制度。这种固定,便于管理,也便于推行当时的军事化集体控制的大规模运动。中国实行苏联式的大一统制式,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导,因此,需要将其他各个部门实行军事命令式的管制方式。在农业上实施统购统销和限制商品交换、固定户籍制度,农民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农民要进城首先得取得城市户籍,而城市户口又要通过公安部门、粮食部门、接收单位等的大公章,而办到这几个公章又得有特别的规定。在这种户籍制式下,中国农村人口不得随意流动,更不用说流入城市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急剧膨胀;二是城市改革起步,个体企业活跃,市场经济形成,城市建设此起彼伏,需要大量吃得苦耐得劳的劳动力。在此情况下,国家有关农民进城的政策有了稍许变化。1984年,国务院规定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条件下移居小城镇。随后,城市迅速发展,许多基建工程上马,一时人工缺乏,一些城市开始默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据统计,当年全国农村进城从事建筑业的劳力就达1431万人。
土地承包之后,农民从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从根本上拥有了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力。方寸之间,不再是拴住自己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栖身之地。尤其是随后二十多年的农村统购统销制度被取消和市场的开放,为农民进城解决了粮食问题。农民在城里打工半年,挣回的钱用来买在农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还绰绰有余。国家实行身份证管理,则为农民进城务工和居住跨越户籍制形成的樊篱提供了政策条件。
如夏日的凉风冬天的太阳,农民进城的内在外在条件都具备了。于是,到城里打工挣钱去,成为许多农民的共识。
许多人开始行动了!刚刚从学校里出来,思维相对活跃的年轻小伙子小姑娘,首先加入了打工的行列。于是,我们的词典里有了“打工仔”、“打工妹”的新名词。随后,大哥大嫂们来了,大叔大婶们来了,连有些年过花甲的老汉们也挡不住诱惑,跟着儿子或者孙子们来到了对于他们来说神秘而陌生的城市,希望用他们唯一的本钱——吃苦耐劳,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
最初,涌进城市的农民寻找在城里工作的乡亲,畏缩着跟在后面,听随他们的呼唤、调遣。而后,他们从生活中体悟出了打工的奥妙。有的拿起扁担、箩筐站在车站码头,期待着来往的旅客,帮助搬运,渐渐地组成如同“山城长枪队”之类的搬运工。从小件的搬运,到大件的抬运,以及批量的下上搬运,他们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着自己的体力。他们有的开辟了人力三轮车的业务,有的为人修车、擦自行车、洗车。有的则通过亲戚朋友到单位看守工棚、安装电线、门窗、擦桌子洗板凳,还有的开办起收购废旧物资店、小杂货店,等等。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大部分女子,除了在城市当小保姆和从事家庭服务外,便是来到沿海地区那些加工服装、针织、玩具、胶花、手袋、小五金、电子等企业打工。这些企业需要心细手巧坐得住的女劳动力。过去长年靠种田吃谷,苦于无其他门路的女工们,乐意做这些手工活。即或是一天劳动十个小时,她们也感到满意。她们辛苦之后,月月可赚得高于家乡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入,这对于世世代代从没拿到过这么多钱的农村姑娘们,无疑是太实在、太有魅力了。有人估计,在中国,有70%以上的服装是由个体、集体企业生产出来的,而在这些企业,“打工妹”又占了70%。在广州的外贸针织毛线服装,几乎绝大部分的手工织物是“打工妹”们的贡献。
农民进城,在他们找寻谋生的工作上,也具有一种一般人难以领会的敏感。他们在高楼下张望,在居民区中出入,由此便想到了许多为居民服务的营生:修车、补鞋、配钥匙、擦车、收废旧品、弹棉花、粉刷壁面、做家具、补锅、磨刀、修伞等。流入城市的小保姆们,抱着城里人的小孩,顺便炊熟了午饭、晚餐,洗刷了家里的锅碗瓢盆;流入城市的农村小伙子,把蜂窝煤运到居民的楼层上,把大堆大堆的西瓜皮、果皮屑、吃剩的肉骨头,甚至炉灰等等顺便拖出了城门。哪里下水道堵塞了,农民小伙子衣袖一挽,操起工具就通;街边的大楼,平坦的街道,无一不混凝着民工兄弟的汗水,饱含着民工兄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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