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政府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是比较重视的。毛主席就多次提出,不能亏待了农民。但鉴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国家根本拿不出过多的资金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成为中国政府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国家便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后又相继五六次不同程度地上调,尤其是1994年一次将粮食收购价提高40%,1996年又再次提高42%,两次提价,使粮食综合平均定价提高了近一倍。这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收益,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20年,中国的粮食年总产量增加2000多万吨,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粮食价格的提高。
但是,为什么粮食价格一提再提,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仅没有明显缩小,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呢?农民用几句顺口溜道出了其中的缘由:“粮食价格涨小头,化肥价格涨块头,农民收入没甜头。”也就是说,农产品价格的提高速度远远低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产品的上涨速度。粮食提价的好处,大都被增加的农业生产成本抵消了。
1978至1984这一段时期被公认为是粮肥比价最好的时期。1985年以后,粮肥比价总体上呈逐渐复归趋势。1985年～1992年的8年中,有5年的化肥价格上涨幅度高于粮价。其中1990年、1991年化肥价格是在粮价下跌的情况下继续上涨的。1993年和1994年粮肥比价有所好转。但1995年化肥价格上涨再次高于粮价上涨。
湖北省人大代表、钟祥县清汪李村党支部书记高联贞算了一笔账:他们村一年因粮食提价可增收20万元,因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要多支出25万元,粮食提价带来的好处被抵消不说,还要倒贴5万元。
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的黑龙江省,1994年以来化肥、柴油、农膜价格持续上涨,当地农民平均每户增加种田成本267元,全省农民每年因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多支付13亿人民币。这13亿实际就是黑龙江的农民为工业部门上交的贡税,也就是被剪刀差差掉的13亿。全国其他省份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农民因无力负担高涨的生产资料价格而不得不减少种植面积或者减少耕地投入经费,这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山西太谷县的农民反映,他们用50公斤小麦换尿素的数量, 1987年为46.6公斤,1994年则只能换40.9公斤。以此推算,剪刀差扩大了17个百分点。
江苏洪泽县朱坝乡的农民,他们种一亩麦,收250公斤,种一亩水稻,收400公斤,但一亩的费用达100多元,加上其他摊派,不仅赚不到钱,还要倒贴。
有人算过一笔账:3口之家,每人1亩地计算,种粮食收入不过540元。而每亩地就用一袋化肥,3亩地就需180元,加上排灌费、农药费、农业税等等将花去百多元,再负担县乡镇的各种摊派,到了农民手上,年收入不过一两百元。而在城里的小菜贩,每天只净赚十元钱,月收入就有300多元,相当于种地农民一年的收入。
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也特别关注,稍微调整一下便一片哗然,而对生产粮食等农产品的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却司空见惯。过去曾有农民贴出“平价粮食我不卖,高价化肥我不买”的对联,表达自己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抵制,但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现实的情况是,平价粮食还不见得有人要,高价化肥还不见得有得买。至今为止,农民辛辛苦苦收一担粮食,仍只能换到一条中档的香烟,半包劣质的化肥。虽然国家几次调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但不提还好,农副产品的提价还未落实,生产资料价格却开始了翻筋斗。据商业部统计,粮食与碳铵、柴油、棉布比价,1982年为1:1.59:0.5:0.66,到1993年降为1:1.16:0.31:0.51,差价扩大了27%、39.2%、22.7%。
1994年政府规定尿素的出厂价每吨不得超过1100元,但农民买到的尿素却高达每吨1700元左右,高出出厂价的50%以上。1995年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涨幅为27.4%,比上年高出近6个百分点,其中化肥价格涨幅超过30%。
甘肃每年需农用柴油9万吨,化肥145万吨,按市场价格,仅柴油、化肥两项涨价因素,就使农民新增支出4.68亿元,人均26元,加上地膜和水电的涨价因素,人均负担超过了上年人均税外负担的总和。
正如《经济日报》1995年3月1日的社论所说:“农业的基础地位在一片加强声中削弱,农民的收入在大声疾呼中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在一片限价声中涨价。”
而在所有的农产品中,粮食又是比价最低的一种。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每亩地的净产值,粮食是159元,苹果是1169元,柑桔是1313元,棉花是339元。陕西调查,1985至1997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幅度为2.28倍,远低于其他农产品。如生猪2.28倍,鲜菜5.7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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