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品涨价通知

当价格完全放开，即价格由市场决定时，承包企业能否表现出理想的行为？这个问题从一个角度看更具体的内容是：价格由市场决定后，企业能否消化投入品的涨价部分，而不通过产出品传递出去？虽然中国经济目前总体上尚不具备IM＋OM类型的条件，但一些属于IM＋OM类型，即“两头放开”的企业，以及双轨制下部分产品价格放开的企业的实际经验，已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答案。

当投入品价格上涨后，企业消化涨价部分可有三种方式：（1）削减利税、工资等要素收入；（2）增收节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生产效率；（3）向产出品价格传递。

对方式（1）来说，被削减的要素收入，按削减难度可有如下排序：企业留利中的生产发展基金；企业应上缴利税；企业留利中的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职工工资；企业严重亏损以至破产。正如第9章已阐明的，在推行承包制的情况下，最强的承受能力是部分削减职工工资。

方式（2）可分为“内潜”和“外潜”。所谓“内潜”，是指企业强化管理、技术改造、降低消耗、节约开支等内部措施的潜力；“外潜”是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加强销售服务等面向市场挖掘的潜力。一般地说，管理水平高的企业“内潜”较小，管理水平低的企业则较大；市场前景看好的企业“外潜”较大，相反，市场容量饱和、技术创新不足的企业“外潜”较小。

方式（3）的可能限度取决于市场供求态势和竞争程度。供不应求，低度竞争，特别是居于垄断地位，无疑有助于投入品涨价部分向产出品价格传递；反之，产品滞销，高强度竞争，则不利于这种传递。

在实际操作中，假如政府对上缴利税指标持不让步态度，工资和企业留利，特别是其中的奖励和福利基金刚性较大，挖掘内部潜力又要付出很大努力，投入品的涨价部分便会被集中导向产出品价格，即由方式（3）解决，因为采用这种方式企业付出的努力最小。只有当涨价过多，方式（3）不足以解决时，才部分地由其他方式解决。

这里有一个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在某种产品供求状态一定的情况下，为什么生产该种产品的企业不仅愿意、而且能够把投入品的涨价部分通过产出品传递出去？或者更简单地说，为什么产出品价格上升后还能卖出去？

显然，如果该种产品是竞争性的，企业为了把投入品的涨价额传递出去而给产出品制订较高的价格，必然面临产品滞销的困境。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对投入品涨价部分只能用方式（1）和方式（2）解决。若涨价过多，用这两种方式都不足以“消化”，企业就可能破产。若竞争中的优势企业压低产品价格水平，劣势企业对投入品涨价的消化能力就更弱。所以产品价格水平由优势企业决定，劣势企业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以上情况的发生是以企业要素收入具有弹性，且可以破产的假定为前提的。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与目前承包制下企业体制条件相符合的假设，即职工工资和奖金弹性很小，企业上缴利税的硬度以企业不破产为限，企业可以严重亏损，但不能破产，那么，情况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第一种假设下，优势企业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通常采取降价策略，以淘汰或兼并处于劣势的竞争对手。但在第二假设下，当企业遇到严重的财务困难时，政府最终会减免上缴利税，以至给予补助，以维持企业运转，而不致使它破产。于是，优势企业降价，即使劣势企业亏损严重，也能接受优势企业给出的价格，而不会让出占有的市场份额。这种情况与第一种状态下的企业间价格竞争迥然不同。在实际运行中，当优势企业预期降价不能使劣势企业破产和让出市场份额时，它们就不再采取降价策略，相反，却乐意接受劣势企业给出的价格。按照这种价格，劣势企业得以维持运转（保本或微利），优势企业则取得较高的利润率。

在这种价格决定机制下，当投入品涨价后，劣势企业内部至多在职工利益不受明显损害的限度内加以“消化”，剩余部分（通常占涨价的大部分）则传递到产出品上。这意味着劣势企业给出了一个高于充分竞争条件下价格水平的价格。由于已经指出的原因，优势企业能够接受这个价格。最后，当我们把投入品涨价与产出品涨价联系起来观察时，一种特定现象——比价复归便出现了。

这个比价复归理论模型显然需要更细致的刻画，并考虑到一些不应忽略的因素，如政府对亏损企业的保护是以自身的财力为限度的，当财政紧张时，政府也会采取某些关停并转措施；在市场疲软情况下，把投入品的涨价部分向产出品传递就要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只要我们注意到许多规模过小、技术落后、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保护下劣而不汰，注意到许多投入品价格上升后，它们与产出品的比价关系并未发生显著改变，以至出现比价“倒挂”，即产出品价格比投入品价格上升更快，就不能不认为上面描述过的比价复归现象在相当大范围内是存在的，并且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类现象不仅涉及比价问题，而且有助于解释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非均衡问题，如通货膨胀，加工工业扩张过快而又调整无力，资金短缺与低效使用、闲置并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