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为你举手加额还是扼腕叹息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粮食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打击投机资本家扰乱粮食市场而不得已才出台的政策,是对付资本家的一个临时办法。实行后确实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粮食局势。而那些试图垄断控制粮食的投机资本家也因此纷纷土崩瓦解,大部分私营粮商则转业歇业,仅20%左右的继续从事一些代销业务,不过很快也就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公私合营了。

资本家“消灭”了,但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却继续保留了下来。因为中国的粮食局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保留这种带有军事化的手段,对于控制和稳定粮食市场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结果,打资本家的板子,落在了农民的头上。

我们很容易看出,统购统销,关键是统购,并且是低价统购,是国家为了掌握粮源,通过行政手段用较低的价格向农民征购粮食。这在建国初期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应急的办法,也是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建设初期不得已走过的路。问题是,我们一下子搞了40年,压抑了农业,压伤了农民。

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体系的建设,而当时中国人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任务。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以保证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取得粮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取得粮食。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政府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当时,农民把上交征购粮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每到收获之后,总是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国家。即使受灾减产,农民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子,却总要先保证“爱国粮”的上交。由于工业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粮食的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几乎是自己饿肚子来保城里人吃饭。我们不妨看看1960年的粮食消费状况,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为180公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150公斤原粮,受灾地区则在150公斤以下。我们即使按180公斤原粮计算,折合成成品粮仅126公斤,每个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档次的标准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员都在14公斤以上。作为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其体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几倍,但他们的粮食消费却低于城市居民的最低档次。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尽量保证城市居民吃饱肚子。省口待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们为这样伟大的农民举手加额!

我们也为这样善良的农民扼腕叹息!

但是,“左”倾的错误,反而把农民的伟大和善良当成利用的筹码。

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许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权的性质,不切实际地唱高歌,大肆强征过头粮,试图以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局势,结果造成广大农村缺粮少粮,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极限,把农民的口粮都征走了。尤其是进入70年代,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仅1970年到1971年两年就增加了983万人,工资支出和粮食销售都失去控制。周恩来在1972年初便指出: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遗憾的是,周恩来对粮食形势敲起的警钟未能引起各方面应有的注意。到1972年下半年,粮食销售越来越失去控制,国内粮食收支相抵,亏空竟达75亿公斤。

由于粮食产需矛盾尖锐,供求关系紧张,国家粮食购不足销,为缓解这种局势,在安排粮食征购计划时,从上到下都偏重国家需要的这一头,导致部分地区重犯购过头粮的错误,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缺粮面。1971年后的几年,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为了保证粮食销售逐年增长的需要,超越极限地布置农村粮食征购,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基本口粮都征走了。那几年,四川省农民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仅150公斤原粮,连半年都吃不到。1975年,贵州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550万公斤后,农业人口平均口粮只有128公斤,刚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销500万公斤粮食,占了征购任务的91%。

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江青等人的控制、操纵下,尤其更加过火。凡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的,一概归之于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大批“资本主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灾年不减贡献”,征购粮食“只争朝夕”;并把农民交售粮食的多少,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内容。不切实际盲目强征过头粮,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粮食生产的正常发展,而且把广大农民推到了半饥饿状态,一些地方交了征购粮便没了口粮,必须靠国家返销度日,有的地方需要用瓜菜代替半年的口粮。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今天,我们客观地评价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不难发现,在解放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是保证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粮食供给,也即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且保证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了因财产分配不公而出现的社会动荡。然而,这种为了保证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而提出的临时性措施,一实行就是40年,究其原因,在于这种措施的真正作用,是一手压低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用变相的无偿形式把剩余的农产品收上来,另一手则是用低价农产品的配给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工业原料的低成本,然后在工业低成本和国家对工业实行垄断的基础上,将工业部门获得的垄断高利润通过财政渠道进一步转化为新的工业化积累资金。也就是说,统购统销的作用不仅仅保证了粮食的收购,而且还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转换器。没有这个转换器,原始资本积累就可能难以完成,工业化也就难以用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但是,这种作用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突出的特征是用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低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而后再以福利的形式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或许是无奈的选择,而随着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继续执行这种压制农民、压抑农业的作法,却是不可取的。从大量的资料分析,我国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20多年时间里,粮食生产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剥夺农民利益、低价统购粮食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说,从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的角度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上,长期实行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低价供应城市居民的方法,却是不符合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