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中国人怎样“吃好”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不仅要让人们“吃饱”,而且还要让人们“吃好”,这是中国未来的粮食发展目标。“吃饱”很好理解,那就是让人们有饭吃,并且吃得饱。但是,“吃好”意味着什么呢?“吃好”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吃好,就是在吃饱的基础上,让人们还吃得有营养。

不过,如何才算是吃得好,吃得有营养呢?这里既有国情问题,也有科学问题。有人说,吃得有营养,就是要多吃肉,尤其是鸡鸭鱼肉,尤鱼大虾,人参燕窝餐餐不离,顿顿不少。且不说这样吃是否与国情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相符,就是从科学角度看,这也并非就算吃得好,吃得有营养。现在一些人稍微富裕了,便胡吃海喝,摆阔气,讲排场,以为这就是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风光,吃得有档次。实际上既不符合国情,也不尊重科学。

当然,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吃饭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了,那只是填饱肚子的最低要求。现在的中国人,在满足吃饱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地吃得好一点,吃得有营养一点。

但是,如何吃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讲究科学外,适应国情也是吃好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目前全世界的食物消费结构上,大致可以按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的比例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植物食品为主、动物食品为辅的类型,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以动物食品为主、植物食品为辅的类型,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都属于这种类型;第三种是植物食品与动物食品并重的类型,典型的如日本。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第一种类型属于温饱型,第二种为富裕型,第三种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小康型(当然日本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不是因为他们未进入富裕社会,而是受他们的饮食习惯与粮食资源结构所决定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选择,有两点理由:

首先,我国人民生活要从温饱水平向小康水平过渡,从食物结构上就要逐步增加动物食品的比例,相应减少植物食品的比例。

其次,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由于动物食品消耗粮食多,成本较高,而我国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人均粮食消费不可能达到欧美国家那样高得甚至过剩的水平,所以动物食品的增加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欧美国家那样以动物食品为主、植物食品为辅的消费档次,也不能期望很快就达到日本那样动物食品和植物食品并重的消费水平,因为我们也没有日本的海产品优势。因此,我国未来理想的膳食结构是以植物食品为主,但动物食品占有较大的比例,并逐渐向二者并重的方向发展。

这既是科学的选择,也是实事求是的选择。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和供需偏紧的中国粮情,决定了中国的粮食消费应该是一种适度消费的模式,是在吃饱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膳食结构的模式。不切实际的超前消费与不负责任的压抑消费,都是不可取的。

据粮食问题专家们的分析,从粮食消费水平的角度看,粮食消费大体有三种模式,一是滞后消费型,即粮食消费总额明显低于社会能够提供的消费数量。该模式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抑制消费,使消费及增长落后于粮食供给量及增长。其结果是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另一方面则又出现粮食相对过剩,影响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二是超前消费,即粮食消费总额明显高于社会可能提供的消费数量,超过经济发展的可能。促成这种模式的形成的原因,是消费基金失控所引发的需求膨胀,总需求的膨胀又必然会引起粮食需求的增加。结果不仅无限制地提高了人们对生活改善的期望值,而且造成粮食供求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粮价上涨,进一步带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引发通货膨胀。三是适度消费,适度消费既有量的规定性,也有质的规定性。从量的规定性上看,消费水平应与国民收入及消费基金的增长保持恰当的比例,有利于粮食实物量的供求平衡。从质的规定性上看,粮食的适度消费有利于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能够维持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膳食质量和身体素质。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也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这意味着中国的粮食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我们在粮食消费上也只能提倡适度消费。具体表现在:

其一,保持较为缓慢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将会不断提高。但就粮食而言,其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不会是很快的,而是以较低速度徐徐增长。这是由粮食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我国粮食增长的限制因素很多,而对粮食的需求却在不断加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新增加的人口;二是城乡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变化。因此,我国粮食的供求矛盾将在长时间内存在,这就必然限制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

其二,以谷物为主的膳食结构。一般情况下,随着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膳食结构将不断改善,突出再现在动物性食品将不断增加。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又不能期望在短期内使人民的膳食结构及质量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膳食结构的优化是以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为基础的。基于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在调节我国膳食结构中,仍应坚持以谷物类食物为主,逐渐提高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一味地与西方攀比,甚至全盘照搬西方的膳食模式,既不现实,也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膳食习惯。

其三,在肉类消费上,逐渐降低猪肉的比例,增加牛羊肉的比重。受中国人的饮食习俗与养殖模式影响,中国的肉类食品消费中,绝大部分是猪肉。但是,生猪是高耗粮产品,我国农业很难支撑猪肉消费量的过快增长。有关材料表明,除一些大规模的养殖场外,绝大部分农民家养的生猪,精料与猪肉的转化比一般为5:1,即耗费5公斤,才可转化1公斤猪肉,一头产肉80公斤的生猪,将耗粮400公斤,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在我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本来就很低的情况下,这显然不是发展方向。禽蛋、水产品和草食性动物(牛羊兔)肉对猪肉有很好的替代作用,只要我们加以引导,逐渐降低肉类消费中的猪肉比重,则既增加了动物蛋白的摄入,又不会过多地增加粮食的耗费。

从世界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的肉类消费中,也多是牛羊肉等草食型节粮动物产品。从营养价值看,每百克瘦猪肉含蛋白质仅10.7克,而鸡肉是23克,牛肉是21克,禽蛋、水产品和牛羊兔等对于精料的消耗远低于生猪,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动物蛋白来源。

有人说偏重猪肉是中国数千年形成的肉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其实那是生产力不发达时代的惟一选择。过去农业养殖技术落后,牛羊鸡鸭的养殖不能形成规模,商品率很低,家家户户惟有养头猪过年,加上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们改善生活惟一的选择便是上街称点猪肉。可见,不完全是饮食习惯使中国人偏重于猪肉,而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只有选择猪肉。现在,我国的养殖技术已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牛羊鸡鸭的养殖已逐渐工厂化和规模化,养殖周期短,养殖效益也日渐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牛羊与家禽等节粮型动物的养殖,以此引导消费,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事实上,现在人们的肉食结构已在逐渐改变,牛羊肉和禽蛋消费比例明显增加。据统计,目前我国猪肉在肉类产量中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5%下降为71%。广州市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猪肉消费占该市居民肉食消费的70%,近年来这一比例已下降到30%,而鸡、鸭、鹅、水产品、牛羊肉等已上升到70%。如果我国城乡居民的肉食结构都按这一方向调整变化,不仅能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的肉食消费水平,而且又缓解了我国猪肉长期偏紧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粮食消耗,稳定了我国的粮食需求。这对于一个粮食供应量不足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据专家计算,如果将全国可利用的草场的80%改造成人工草场,则可增加奶牛1000多万头,肉牛2000多万头,高产半细毛羊2亿头,使我国的肉、奶、毛产量翻几番。另外,我国海域辽阔,鱼虾贝藻等海产品和海涂资源十分丰富,如果进一步开发利用,也能增产数倍于现有产量的各种海产品。

其四,拓宽主食渠道。合理的膳食结构,除了要荤素搭配外,在主食上,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粗细结合,干稀调剂。前面我们提过,中国将来的膳食结构仍将以谷物类食品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主食只限于谷物。实际上,薯类和大豆都是既营养又产量高的作物,完全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食范围。

从中外主食结构对比看,我国消费的薯类数量很少,而在西方国家的食物结构中,马铃薯占有重要的位置。人均年消费马铃薯,前苏联为120公斤,英国99公斤,法国63公斤,西德82.5公斤,美国38公斤。薯类消费多了,谷物消费就少了,这对缓解中国的粮食紧张局面大有益处。我国马铃薯产区分布很广,产量也很高,但就是没有把它摆到饭桌上来。由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马铃薯的产量却排在前苏联、波兰和美国之后,居第四位。

大豆是一种高蛋白的植物,对于肉类食品不足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蛋白质来源。我国素有“大豆之乡”的美誉,有悠久的栽培和食用大豆的历史,也有丰富的豆制品加工技术,千百年来,大豆就是我国人民食物中的主要蛋白质来源,也是重要的食用油来源。但近年来,由于我国过分重视谷物的生产,忽视甚至排斥了大豆的发展,因而面积急剧萎缩,产量大幅下跌,逐渐失出了中国独有的优势。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以后传入欧洲,又由欧洲传入美洲。而目前,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南美洲的巴西成了第二生产国,中国却排在了第三位。

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单纯地大力发展动物性食品,已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不少弊端。除了耗费大量粮食外,现代医学也研究证实,长期食用动物类食品,容易引起一系列心血管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因此,这些国家正努力扭转这种偏向。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大豆种植和豆制品加工业,从而增加食物结构中优质植物性蛋白的比重。在国外粮食作物中,大豆的增长幅度比其他任何作物都快。目前,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已超过其它粮食作物,达4亿多亩,跃居世界首位,较10年前增长50%以上。在世界上,北至瑞典、加拿大,南至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大豆种植。与生产相适应,豆制品的消费也迅速增加。“豆腐热”多年来风靡欧美和日本。美国人将豆腐加上各种佐料,制成各种糕点、冰淇淋、汉堡包、面条等近百种快餐食品。日本则大力发展豆乳即豆浆生产,豆乳大行其道,颇有取代牛乳之势。

作为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恢复和发展大豆的生产,显得尤为必要。在我们的膳食结构中,逐渐增加动物性蛋白食品的比重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消费过度,而必须量力而行。而在着力增加动物性蛋白质的同时,重视增加植物性蛋白质,是最现实的选择。根据这种膳食原则确定中国的粮食消费结构,并以此确定中国的养殖业发展方向,就既能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又不脱离中国的粮食生产实际,达到二者的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