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患难与共的战友情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为了救国救民决定去参军，他在自述中说：

“这时，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军队。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革命的成功尽力。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斗争的时期。”

当兵，毛泽东满怀战斗的渴望与冲动。人各有志，当初意欲结伴同往武汉投军的同学大约都投入学生军中，各安其事，而毛泽东却铁了心就是要投正规军。

投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时年18岁，清末创建新军明文规定当兵必须年满20岁，且要有保人，后者为的是确保兵源可靠。那时的毛泽东“他的身材已相当高大。如果那个湘潭高小的校长嫌他太高了，不收他，那么现在当兵却高得好”。毛泽东的高个头掩盖了年龄的不足，但革命时代投军仍需要保人，为的是防范奸细打入革命军的内部。

只身来到驻长沙城内的军营前，满腔热情的毛泽东不提防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负责接受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他们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

然而，长官坚不松口：“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

一个据理力争，一个坚持原则，两人的声响越来越大。这惊动了军营中的一位上士，他循声出营来瞧热闹。这时，在一通软磨硬缠不济于事后，毛泽东的犟脾气上来了，他嘟囔了一句：“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这话正让那位上士听得真真切切，他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见年轻人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来者名为朱其升，年轻人火爆而自负的话语并没有惹他生气，贫农出身的他对于文化人拥有天生的好感。

朱其升上前，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同他争么事？有话对我说说，行吗？”

毛泽东见这位军人态度温和，言辞可亲，就把一心投军的意愿，以及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他。最后，毛泽东轻声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不行吗？”

朱其升，显然被说服了。

规矩不可越制，但自己完全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人实现他的心愿。于是，朱其升带着毛泽东走进兵营，径自找到彭友胜，说：“彭副目，这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

彭副目，名为彭友胜，是那支部队的副目（副班长）。彭副目对朱其升颇有好感，朱的上士军衔还要拜彭友胜之赐。这回见朱其升开口求己，彭友胜毫不犹豫地点头应允了。

副目毕竟是副目，彭友胜雷厉风行，照章办事，随即对毛泽东进行了简短的盘问——

“你叫什么？”

“毛润之。‘湿润’的‘润’；‘之乎者也’的‘之’。”

“哪里人？”

“湖南湘潭韶山冲人。”

“父亲叫什么？干什么的？”

“毛顺生，务农！”

“你过去做么事？”

“读书。现在在长沙读中学。我们学校的学生看见武昌革命成功了，有的去参加了学生军。我不喜欢学生军，就来参加你们的部队。”

朱其升在一旁“敲边鼓”，为毛泽东的话作补充说明。看彭友胜的问话差不多了，朱其升进一步说情：“彭副目，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彭副目，你就给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就放在我们的棚里！”

有两人担保，足矣。

就这样，毛泽东的入伍条件满足了，征得上司同意不过是例行公事。很快，“毛润之”的名字出现在湖南革命军的花名册上。

于是，毛泽东进入彭友胜、朱其升所在的部队，在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当了半年列兵，觉得与他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距离太远。

1912年3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主动向这位副班长提出：“副目，我想离军营，仍回学校读书去。”毛泽东向副班长提出退伍请求，彭友胜明白这是“要他高抬贵手，予以放行”。是啊，军队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别小看副目，他就拥有这种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彭友胜没有当场给予答复。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彭友胜决定还是让毛泽东走。据说，这是因为彭友胜从毛泽东半年的军旅生涯中看出了他的文韬武略和鸿鹄之志，不放他走，会耽误人家前程的。诚哉斯言，愿天下当政者权柄在握时三复斯言，始终能将属下的前程放在心上，而不是终日大话连篇、不知所云。照此说来，毛泽东是主动要求退伍的，并且征得了副班长的同意。

有士兵要退伍，彭副目不可能瞒着顶头上司。毛泽东表示退伍之意后，连排长们都挽留他，并且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说，能升官发财的。但是毛泽东不愿再留，结果，还是离开了投身半年的兵营。

彭友胜主意既定，对毛泽东说出了以下肺腑之言：“润之，我不会强留你，你远走高飞吧。你应该去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和理想。我身边只有两块银洋，你拿去做盘缠吧！”

两块银元，可作一个月的伙食费，是毛泽东每月饷银的1／4还要多。这在当时绝对不算是一份小人情。因为是主动退伍，毛泽东看来是拿不到“恩饷”（遣散费）了。双手接过这两块略带体温的银元，毛泽东真是感动极了。他握着彭班长的手，激动得许久才说出一句话：“彭副目，您真好，望您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

如果说彭友胜不会有意强留原是毛泽东意料中事，那么这两块银元的馈赠，应当是超越了这位列兵的想象范围。长官送钱给列兵，世上罕有，赠者慷慨施恩、原无所求，而受者感念一生，涌泉相报也是理中之事。

后来彭友胜于1940年年底退伍，当时他做到副连长。脱离军籍，在衡阳县田赋处任事。56岁的老兵，既无甚大任，不引身而退又当如何呢？1947年，彭又回到他在三樟树乡的老家定居，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新中国成立后，彭友胜已经65岁。当他确认毛泽东即为国家主席时，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我跟毛主席同过事哩！”

1951年春，三樟树乡的土改结束，彭友胜家被划为贫农，分到了土地。感念毛主席开创的太平盛世，彭友胜萌生了面谒领袖感恩的思想。鉴于二人处境之悬殊，这无疑是个大胆的想法。一阵犹豫后，彭友胜决定先写封信叙叙旧。

三樟树乡原教过私塾的夏金声老先生为彭友胜代笔写了一封信，信中追忆往事，畅叙别情，提到了土改分地的近况，也婉转地提到自己年老体弱，家中缺少劳力，生活有困难，想请主席安排个事干干。信寄出去了，老伴知道后向彭友胜好一通埋怨：“你也不撒泡尿水照照，你自己是个啥模样。现在的国家主席就是过去的皇帝老爷哩！你一个山村农夫，人家毛主席还有工夫理你个茬？再说，你把毛主席当列兵看待，连送两块银洋的事也写在信上，这不是寒碜毛主席吗？龙颜一怒，不杀你的头就算你命大。”

彭友胜真的担心了。

没想到不出一月，邮递员送来了北京来信，拆开一看，竟然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从3月14日彭友胜托人写信，到月底毛泽东提笔复信，相隔不过17日。考虑到当时邮路传递的速度以及国家领袖政务繁忙，回信称得上及时。这多少反映了毛泽东对彭友胜的重视，更何况那封信长达3页，超出了一般礼节应酬，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老班长的绵绵情义。

在信中，毛泽东自述接到来信“甚为高兴”，并说来信“写得太客气了”，劝慰“不要这样客气”。复信主要笔墨是帮助对方解决工作问题，先是规劝“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既而笔锋一转——“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对求助者绝无仅有的一次松口与允诺。

此信分明成了一封推荐信，信中所说的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毛泽东提议彭友胜持信前往，同时提醒“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在信中，毛泽东开诚布公，表明：“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但他还是鼓动对方“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做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其信原文如下：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做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你当副目，我当列兵”，毛泽东并不忌讳自己的当兵经历。英雄不论出身，当初为人之下，并不妨碍其日后做出天字号的大事业。毛泽东于细微处亦展示出恢宏的气度。

彭友胜得信大喜，没几日就坐火车进了长沙。有毛主席的书信，见程星龄何难。程副主席看了毛主席的信，又关切地询问了彭友胜的生活情况，随即做出批示：“彭友胜属革命老人，年纪已大，外出工作不宜，但应按一般国家工作人员享受生活待遇。”彭友胜回乡时，省政府给足了路费和生活费。此后，彭友胜便开始在家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待遇，“文革”期间曾停发几月，后来还一次性补足。

千万不要误会程星龄办事草草未按规矩，如此所为有“唯上”之嫌。事实上，毛泽东在复信彭友胜时也给程星龄写去一信。其信原文如下：

星龄兄：

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

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程星龄接信后一定及时对彭友胜做了充分的调查。否则，不会仅凭彭友胜的一面之词，就给予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

当然，彭友胜也是幸运的，谁让他确曾恩遇毛泽东，而毛泽东又在“频年苦斗，备历险夷”成为开国领袖后，仍不忘当列兵时的班长。

彭友胜（1884—1969），出生于湖南衡山三樟粟子港（今衡东县三樟乡金湖村）贫寒农家。为混口饭吃，彭友胜曾当过铁匠，1907年他投奔湖南新军，被编入四十九标第二营。由于他吃苦耐劳，老成持重，数年后提升为副目。千万不可小看了副目，副目“等于现在的下士班长”，一班人等多受其直接管束。对于在军队底层摸爬滚打的士兵来说，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12人，合计要在72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辛亥年间，彭友胜积极投身革命。据载，彭友胜先后参加过同盟会员刘文锦、安定超召开的秘密会议，筹划起义事宜。武昌起义后，焦、陈加紧运动湖南新军。在长沙玉皇殿集会上，彭友胜与安定超等被指定负责四十九标起义指挥工作。长沙起事，彭友胜率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营，顺利由北门进入，成为最早入城的起义军。不仅如此，进军小吴门的起义军受阻，还是彭友胜派部进至小吴门夺取大炮，迫使巡防营开城放入起义军。长沙光复，彭友胜是有功劳的，但因进兵顺利，没有苦战之绩，加之焦、陈都督不久横死，故而没有得到晋升。至于彭友胜何以从四十九标调至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可能是因为军队扩编紧缺军事人才之故，或许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亦未所知。

为毛泽东入伍作保，彭友胜起初是给朱其升一个面子。但当这位新兵走进他的视线，彭友胜在心中不由得为这位高个青年的丰神俊秀而喝彩。有朱其升的情面在，彭友胜在生活、军事训练等方面还是挺照看毛泽东的，也曾手把手地教过这位列兵擦拭枪支、射击打靶。毛泽东天资聪颖，善于学习，在操课中领受要点快，动作准确无误，对此彭友胜从不吝惜口头表扬。这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的自尊心，训练更加刻苦用心。毛泽东身材魁梧，军体动作标准，为此彭友胜常让毛泽东做他的助手，为其他列兵做示范动作，或者是在集体解散后为个别学得慢的列兵“开小灶”。

不过，副目彭友胜自有长官的威严。有一次，毛泽东和另一列兵读报时见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各自理解不一，发生激烈的辩论。毛泽东最后将对方驳得哑口无言，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破坏军营的团结。为此，彭友胜拿出班长的权威，首次批评了毛泽东，说他太过逞强好胜，有理不让人。

但是，毛泽东运用他的知识力量不知不觉已成为班内的精神领袖——凡是正副目布置的事情，只要毛泽东认为言之有理的，其他列兵也便一呼百应；反之，如若毛泽东加以反对，执行起来就要大打折扣。注意到这点，彭友胜不能不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此后在公开场合，彭友胜很少批评毛泽东，而是多予表扬与鼓励。

1926年，彭友胜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少尉排长。经历创办采矿实业的挫折，彭友胜决意重操旧业，又干上了那虽有生命之虞但是旱涝保收的职业。在广州忽有一日，彭友胜从报纸上获知了“毛君润之来穗讲学”的消息。

毛君润之，毛润之，好熟悉的名字，彭友胜脑海中立时映现出那俊秀的面目。

是我班上的那个新兵毛润之吗？乖乖，他现在当了什么大官，来一趟广州就能上报纸，还讲什么学？

彭友胜辗转找到了毛泽东，就在毛泽东的住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真是那个毛润之，但稚气全无，他沉稳大度，而又神采俊秀。果然是当了大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又是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然而，“大官”毛润之的住处却是那么的简朴：一间小屋，陈设简单，靠墙是一张硬板床，竹书架上摆放毛泽东的讲话稿和调查笔记。

老班长到来，毛泽东展现出政治家的风采。当彭友胜讲完自己的近况，毛泽东赞道：“盖三先生，你可称得上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啰！”“盖三”，是彭友胜的别名，后缀以“先生”二字，既透着尊敬又显出政治家的稳重；“孙中山忠实信徒”云云，纯属政治话语，夸奖中已不知不觉实现了上下级的换位。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倒不是有意的做作，彭友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二人心安理得。

两人促膝谈心许久。政治家天性就是随时随地要宣传壮大自己，毛泽东趁机向彭友胜宣扬自己倾力从事的农民运动，他言简意赅地向彭友胜阐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道理。彭友胜还是有些不解。毛泽东耐心地解释道：无论是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告诉彭友胜：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是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他进一步申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同时，对于社会上对农民运动的诬蔑之词，毛泽东予以痛快淋漓的批驳。

彭友胜折服于润之的弘思与雄辩，对面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才俊旧貌依稀，但不再是那个小兵了。毛泽东话锋一转：“革命的路还很长，你愿意跟我干不？”彭友胜沉思了一会儿：“我文化浅，是个粗人，干不了你舞笔弄墨的大事，还是当兵好。”理由似乎很充足。

不到万不得已，不反过来做先前自己下属的属下，这是可以谅解的人之常情。毛泽东也就没有勉强说服。

该分手了，毛泽东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难舍。毛泽东感慨道：“老班长啊，此一别不知何时相见……”

彭友胜返乡后在自家屋前种植了一批茶树，每年谷雨节前采摘茶芽制成“谷芽茶”，用双挂号寄给毛主席，事后总能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复信。据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这首歌就是歌唱家何济光在衡山采风时，从彭友胜那里得到灵感与素材创作而成的。

毛泽东的另一位兵友朱其升（1891—1956），出身于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烟铺的贫农家庭。朱家生有4个孩子：朱其升排行老二，为求生计找人担保参加了新军，被编入彭友胜的那个棚。或许因为都曾是打铁汉，彭友胜与朱其升性格很相像，又因为是苦孩子出身，朱其升对军队颇为留恋，平时专心受训、吃苦耐劳，行军打仗时扛枪抬物特别卖力。军中一时流传朱其升是“拼命三郎”的传说。因其学过铁匠手艺，枪械小修到他那里全不在话下，彭友胜对其更为倚重。不久，朱其升的军衔升至上士，月饷8元钱。

不是因为朱其升的帮助，毛泽东还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劲才能进入军队，甚至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对此，毛泽东感恩戴德。更为感激的是，兵营中朱其升时时关照这位“小老弟”。

新兵入伍，没有立即发放军衣和毛毯，朱其升就将自己新发的蓝棉衣给毛泽东穿。天气日渐转冷，朱其升又让毛泽东同床共被。据说，毛泽东深夜有时蹬被子，还是朱其升小心翼翼地给盖上的。有时，朱其升还帮毛泽东擦拭枪支。野外训练，长途行军，又是朱其升帮着毛泽东背行李、照顾食宿，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有一天夜晚，朱其升突发高烧，直烧得他头昏目眩，唇干舌燥，满脸通红，呻吟不止。当时夜阑人静，只有毛泽东起床，烧水给朱其升解渴，并坚持守在床前照顾，一直熬到东方放白，朱其升方有好转。

兵友相待如此赤诚，真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又有一次，朱其升帮毛泽东修好了卡死的枪机，毛泽东心生感激，称赞朱其升是能手，还说要拜他为师。朱其升自认这只是小手艺，反而夸奖毛泽东是文化人，必有大用。一来二去的，毛泽东说出了“苟富贵，勿相忘”的古语，朱其升灵机一动，当即提出要和毛泽东结拜兄弟。于是，在一个深秋枫红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彭友胜效仿《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演绎出“红枫坡前三拜把”，誓言：“扶危救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有异心，天人共戮！”

可是军中的朋友，谁能预料到这位年轻人，会成为一个崭新政权的领袖，在分手37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7年的时间跨度，确乎太过漫长。然而，生者却能穿越时间长河，见证人世的沧桑、山河的巨变、友情的永久。这不能不说是人间的奇迹、生活中的幸事。

毛泽东既是百战获胜的执政党党魁，又贵为新中国的国家领袖，一时间亲朋好友纷至沓来，或鸿雁传书，或叩门求见，敬贺者有之，叙旧谊者有之，其中更不乏拉关系、走后门、求赏赐的——此皆人之常情。

当年在新军的若干兵友，有的写信问好、怀旧，在求见的人群中，毛煦生曾四次去信谋差事，赵浦珠接续亲情，郭梓材来信求助。毛泽东都一一复信帮助解决困难。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军兵友与毛泽东交谊最为一波三折、真挚感人的，还是这位朱其升。

事实上，朱其升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兵友。

朱其升认出新中国国家领袖毛泽东就是自己当年的兵友，并与其接上关系的过程，远较彭友胜的更具戏剧性。那是1950年春，全国除了港台、西藏等地基本得到解放。迎来新中国第一个和平的春节，老百姓纷纷买来毛主席彩色标准像，回家张贴在堂屋、会堂、客厅乃至神龛的正中。中国老百姓朴素地认为，毛主席就是天上的救星，他的画像都可以辟邪赐福。

早已回到湖北省大冶县、在铜山口岩山附近烟铺朱村做铁匠的朱其升，那天到下庄屋铁匠铺上工。路过一座茅棚，偶一侧头，从门前望见正中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彩色肖像画。一股莫名的神秘力量吸引着他近前细看。不知怎么的，朱其升心底浮起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这相好面熟呀！是他吗？”毛润之的面容在朱其升脑海中瞬间浮现。

朱其升转看两边贴的红纸对联：“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东方红日普照五洲。”上下联起首一“泽”一“东”，再明显不过，这是毛主席像！但，朱其升却深深记住了那个繁体字“润”字。他放下装着锄头、镰刀等农具的竹篮，进一步上前辨认：“是他！真像！特别是下巴上那颗大痣。”他禁不住暗自思量：“他难道是我的润之弟？做了这大的官？”当时穷乡僻壤哪知道毛泽东又名毛润之，没有什么确证，朱其升没敢立即声张。

怀揣心事，一天干活都不得劲。晚上，朱其升回到家，忍不住把自己的揣测告诉了妻子郭兰英。结果，招致郭兰英的好一顿埋怨：“你不要胡思乱想嘛！这么大的官，是过去的皇帝。你敢与他称兄道弟？”中国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妇人怕惹来杀身大祸，情有可原。

朱其升闭口了，然而消息却不胫而走，朱其升与毛泽东有交往这事弄得村人皆知，当时说什么的都有，就是没几个人相信的。还是一位名叫朱子高的教书先生，颇有见识，劝朱其升寄封信到北京，看看毛主席有无回音。有意味的是，那封书信还是朱其升到汉口找一位测字算命先生代的笔。村里人怕惹是生非，就是那位教书先生亦莫能外。朱其升虽然自己认字，但腹内墨水还不敢上书国家领导，于是一次次相烦测字算命先生，前前后后一共写去了六封信，皆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

1952年，朱其升索性迁居汉口，重操旧业，靠走街串巷给人修伞为生。晚上，他住在新华路旁的旧泥屋内。日子久了，与周边邻居也就熟起来。武汉酷暑溽热，有一天晚上同邻居潘振伯、何凤翔等人在巷口乘凉，聊天说地，朱其升无意中透露了自己与毛主席的那段交谊。毕竟是身在大城市，周边人没有表现出轻屑的嘲讽。邻居何凤翔紧接着问了一句：“你真的和毛主席有交情？”朱其升郑重回答：“我真的和他同床共被，情同手足！”于是，何凤翔开口道：“如果是真的，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她，她会想办法使你和毛主席联系上的。”

为了打消朱其升的顾虑，何凤翔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工厂业余学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老师。她与我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和战友，至今还有来往。她为人很热心。我明天请她找你谈，是会有办法的。”

果然，第二天晚上，女教师孟淑纯来到了朱其升的泥屋。她仔细地询问了他以前与毛润之的交往，还要他特别谈谈毛润之的特殊爱好和生活习惯。此后，孟淑纯又多次来找朱其升访谈。最后一次，她向朱其升要了两张照片，翩然而去。

暑去秋来，9月初，孟淑纯又来了。这回，孟老师带来了一封书信，亲手交到了朱其升的手中。但见封皮写着“汉口汉正街德树巷二号孟淑纯先生转朱其升先生收”，封底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红色字样尤其晃眼。原来，孟老师在数次访谈朱其升后，将谈话内容写成一封信，由武汉市委出公文、加盖公章，烦请李先念同志一并呈送毛主席。现在，终于有了回音。

朱其升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当其抽出信笺展开，信笺抬头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红字让他越发不安，满纸遒丽的狂草哪敢妄加辨识，于是读信一事还得烦劳孟老师。

“其升兄”——当孟老师读出信文的开头三字，朱其升心头一热，他激动地说：“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书信极短，近乎便笺，而措辞得当。对照毛主席致彭友胜的书信，其抬头称呼不用通行的敬词“先生”，而代之以“兄”字更为亲热。复信说，收到来信“甚为高兴”，绝非虚词。朱其升没为自己提什么要求，纯为接续友情。老实人，毛主席更为牵挂他。信的原文如下：

其升兄：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作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聊作小贸资本”。200万元，折合新发行人民币为2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在信末，毛主席顺笔告知“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云云，想是朱其升去信中提到了彭友胜，毛主席特此告知，毕竟当年三人关系不一般。

真是毛润之，整整40年没见，依然不忘旧情。朱其升想见毛主席的心情更为炽烈。接到来信的一个来月后（10月中旬），朱其升拿毛泽东寄给他的钱当路费，穿着特意制作的新衣服，上衣口袋装着毛泽东的亲笔信，从汉口坐火车直上北京。

一路上心情不免忐忑，国家主席会有空见他这么一个修伞匠吗？

初进北京，人地两疏，朱其升逢人打听“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定然招致了许多诧异的目光。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天打听下来，朱其升问明白找毛主席的路径。那天一早，朱其升收拾停当，吃罢早饭，直奔中南海侧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里面出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军官。又费了一通口舌，并且拿出了毛主席的亲笔信，朱其升这才获允入内。但当天并没有安排他去见毛主席，而是住进了一间既像兵营又像招待所的房间休息。

想当年，求见毛主席的各色人等又有多少，朱其升受到意外的礼遇，住进中南海的第三天，毛主席就接见了他。那天下午，朱其升只记得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一座四合院，庭院古槐苍柏，鸟语啁啾，更衬出环境的幽静。不一会儿，脚步声响，屋内出来一位高大身材的人，握手，抱住朱其升的肩膀朗笑不止。

“你就是其升兄吧！我们见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胜曾写信来，我已经给他去过信了。”——这，就是毛主席。

松开手，毛主席又连声嗔怪：“你怎么早不写信给我？接到信后应该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旧时的朋友哇！”

并肩进屋，看到满架的书，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书房。这时，朱其升才算找到话头：“主席，您还是那样喜欢书！”毛主席马上声明：“不要称主席！还是叫我润之，或叫毛泽东吧！”落座后，望着桌上的线装书，毛主席叹口气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我工作又忙，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呢！”

话题涉及当年军营生活，朱其升不胜今昔之感：“润之，您真有板眼！国家主席给您当上了！”毛主席放声大笑：“不是我的板眼，是人民信任我，是同志们相信我，才选我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

话匣子既然打开，二人回忆新军生活，谈论老友的聚散与近况，谈兴颇浓。毛主席滔滔不绝，朱其升不善言辞，只会“嗯嗯”地应声，更多时间则是噙泪倾听。毛主席说：“我们在新军共同生活和战斗，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旅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朱其升忙说：“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懂大道理！”

秘书模样的人来续茶，向朱其升使眼色，又指指手表，示意朱其升主席公务繁忙，促其告退。但毛主席不让走，他说：“第一次会面，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像老朋友！”随后，吩咐那位秘书：“你去叫厨房多准备一个人的饭，说我这里有客！”于是，朱其升留下来共进晚餐，三菜一汤，家常便饭，但桌上有一盘红烧肉，主席尽了待客之道，他还时时夹肉到朱其升的碗里。

毛主席特嘱朱其升在北京多住些日，好好玩玩。

一周后，毛主席让朱其升晚上7点钟到他的办公室去。这回见面，毛主席主要向朱其升了解武汉、大冶的民情。

朱其升吃完饭在住所周围转了一阵，按时到达。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说：“这几天，玩得痛快吗？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谈谈大冶和武汉的情况，谈谈你们乡下人的风俗人情，谈谈群众的要求和对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看法。”朱其升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主席做了汇报。他说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快乐心情，说了“三反”运动在武汉开展的情况，说了大冶到处是煤、铁、铜的地况，说了他自己的打算等。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特别是谈到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时，毛泽东很高兴。他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容光焕发，饶有兴趣地说：“你们大冶有煤、有铁、有铜，是块宝地。在世界上很有名，帝国主义者馋涎欲滴。日本军侵占中国之时，不是占领了你们的铁山，开采矿石，偷运回去了吗？现在人民当家做了国家主人，要建设祖国，就需要你们大冶这样的宝地。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毛泽东越说越兴奋，离开座位，踱来踱去。燃着香烟，想了想，又接着说：“要建设新中国，必须改造旧中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一定要搞到底。共产党人进了城，要学会管理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贪污腐化。这个运动要搞下去，将来也要搞，一百年以后，还要搞。过去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要记取。”朱其升听懂了大部分谈话的意思，有的还不太理解。他觉得毛泽东在日夜为中国操劳，不忍心打扰得太久了，起身告辞。正因有这一番谈话，毛泽东加深了对大冶的印象。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南巡途经大冶县石灰窑江边，想起同朱其升的谈话，定要上岸看看大冶，还要造访朱其升的出生地，并与陪同的中共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谈及朱其升。尽管路况不好，毛泽东还是参观了大冶钢厂。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又参观了大冶铁矿。

不知不觉，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月。临行前，毛主席又赠送500万元人民币（旧币）。朱其升不肯收，毛主席特别说明：“这是我的稿费，是以我个人名义送给你的。”再三劝说：“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看得出毛泽东对朱其升的情感非同寻常。感激朱其升以往对自己的帮助与关照，此其一；朱其升朴实本分的为人，更能博得毛泽东的认可与垂顾。

朱其升返汉后，1953年春，他按照毛主席有关“对手工艺人应给予生活照顾，指明出路”的指示，将流散在汉口桥口附近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手工艺者60余人召集起来，登记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厂址设在大夹街20号。朱其升拿出毛主席送的那500万元钱做资本，又有熟练的做伞手艺，被大家选为经理。湖南人谭盖元有做生意的经验，朱其升就推荐他做副经理。厂子越办越红火，朱其升手头日渐宽裕，武汉市人民政府每月给他200斤大米的补贴也被他谢绝了。

第二年夏末，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上京向毛主席报喜去了。到京后朱其升闲居一日，经联系就顺利地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兴致很高，拉着朱其升的手说：“你来得好。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们下面的情况。这次你要详细谈谈。”朱其升回顾自己一年多的办厂经历，并送上厂门照片，受到毛主席的啧啧称赞：“很好！这个厂门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并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那时候，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问题。

据说，朱其升二次进京，毛主席先后共邀他谈了五六次。这期间，毛主席还抽空陪朱其升游览中南海。在“流水音”景点，毛主席饶有兴趣地为朱其升讲起了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

朱其升在北京一待就是20天，该回武汉了。辞行临别，毛主席叮嘱朱其升有空多来走走，也可写信反映基层情况。毛主席说：老朋友间不要因为我当了官而疏远了。彭友胜曾有信来，反映生活情况。我已写信去了，叫他不要太客气了，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直率地告诉我。并劝他还是待在乡下为好。如果有困难可找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去时可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军队做同事的经历。你回去，也可告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或书记张平化有关方面的情况。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感动得64岁的朱其升老泪纵横。毛主席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我决不当官做老爷；不会不理睬你们的。”

“你们”，毛泽东无意中用了一个复数代词，它无疑指称曾在新军一起摸爬滚打的兵友。这既可以看作毛泽东对朱其升的真诚允诺，又是对当年兵友群体的深情表白。毛泽东不是忘本之人，对于自己首度军营生涯的共事者，他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

只是两年后朱其升因患胃癌，病逝于汉口，他再也无缘领略伟人的风采。但因为在军营中与毛泽东短暂的结识，作为一代伟人的兵友，朱其升的生命意义赋予了另一重意义的生动诠释。

毛泽东的这段列兵情说明了，他的感情是十分丰富的，不因自己特殊的地位变化而忘了患难与共的弟兄情。

（参见毛泽东：《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一）》，1951年3月31日；毛泽东《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二）》，1951年3月31日；毛泽东：《给朱其升的信》，1952年8月30日；吴海勇：《列兵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