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父母基因

毛泽东和他的母亲有着极特殊的感情，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之后，因生怕毛泽东也像前面两个早夭的儿子一样养不大，母亲文素勤就抱着满月的毛泽东回到了娘家。因为外婆家儿女众多，家大福大，可以托其福，使儿子好养活，平安长大。唯恐第三个儿子再夭折，母亲开始“吃观音斋”，并多方拜佛烧香，祈求神灵保佑。“完全不识字”的母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信佛的，“笃信菩萨”。外婆还陪着母亲一起到唐家圫的后山一个叫龙潭圫的地方叩拜“石观音”，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就取名“石三伢子”。文素勤还让儿子拜七舅母赵氏为干娘。从此，“石三伢子”这个乳名一直伴随到他18岁到长沙求学。而毛泽东对这个乳名也念念不忘。

1953年2月，彭德怀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是两块石头。”彭德怀谦虚幽默地答道：“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毛泽东接着诙谐地说：“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乡亲们共进晚餐时，兴奋地说：“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没有来，是不是等一等？”说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少年毛泽东追随母亲信佛，而且像母亲一样虔诚。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就曾提及少年毛泽东“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的事情。要知道，那还不是一般的在寺庙里烧香磕头许个愿，而是去南岳“朝拜香”，是几步一拜地一直步行几百里到南岳的。这就像朝圣的教徒一样，五体投地。没有虔诚的信仰和对母亲深沉的爱，一般人绝对是做不到的。况且这一年，毛泽东才15岁。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孝心。

童年时代的毛泽东，受父母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萧三做过一些叙述：

“我小的时候，父母对我非常宠爱，希望我能好好劳动，发家致富。后来，看到我很聪明，又希望我好好念书，将来管家记账，甚至想到打官司的时候，写状子方便。有了文化，不求人，不吃亏。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多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能听父母的，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亲到哪里去，我总是跟随着她。走亲访友，赶庙会，烧香纸，上供，拜菩萨，我都跟母亲一块去。母亲信神，我也信神。”

在与萧三的谈话中，毛泽东常常流露出对母亲的思念。他说：“我母亲有好的方面，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她勤劳节俭，做饭、拾柴、割草、缝补、洗衣服，什么活都得做。

“我母亲在乡下，是位有名的善良妇女。她对亲戚、邻居及乡亲们，都是来往密切，和和睦睦，而且特别关心和体贴穷苦的劳动人民。遇到灾年，对那些贫困人家给粮、给物、给钱。父亲不同意这么做，她就背着父亲这样做。因此，她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是有名的贤良妇女。我父亲本来也是贫农，家中原有5亩到7亩田。只因人多田少，收入不能全家糊口，家中欠债很多，没有办法，他小时只好外出当兵挣钱去。后来回到家乡，他又劳动，又做生意，贩卖谷米和生猪，克勤克俭，积累了一点钱，就把自己的15亩田都买回来了。这样，家产就渐渐地发展起来，雇了工。”

毛泽东的一生受母亲的影响很大，谈到家庭他总要谈到母亲。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在与外宾的谈话中，他还回忆起母亲的教诲：“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可见毛泽东母亲的优良品质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俗话说，父母是最直接的老师，这话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918年6月，母亲文素勤患病。其实母亲在他15岁时，就生病了，时常在外婆家养病。如今毛泽东已经是一个25岁的青年人了，作为长子，自从18岁来到长沙求学后，他就很少有时间在父母身边侍候。为了理想，他又要远行，去比长沙更加遥远的北京。慈母卧病在床，游子在外漂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毛泽东决定回故乡看看母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18年8月初，毛泽东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很快就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临行前，大概在上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给自己的两个亲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写了一封家书：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信中毛泽东隐瞒了北京之行的真正目的，在信中只说“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毛泽东在这里善意地撒了个谎，或许是为了安慰母亲，以免卧床的慈母为儿子的远行操心，好安心养病。可见，毛泽东对母亲的惦念和牵挂是如此的心细。因为自己出门在外，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母亲常年住在舅舅家中，靠两个舅舅照料，毛泽东对此感激不尽。因为“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而为了母亲尽早康复，毛泽东焦急万分，在家中和舅舅们商议，并提出想接母亲“同下省”——带母亲一起到长沙诊治的建议。或许因为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体条件不许可，母亲仍然留在舅舅家休养。于是，毛泽东回长沙后，还是在百忙之中，“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但毛泽东对此亦没有十分的把握，在信的末尾还是写上了自己接母亲到长沙治疗的建议：“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润连，就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将这封家书匆匆邮出，连时间都没有落下，可见他当时确实十分繁忙。15日起程后，在途中因洪水冲断铁路，毛泽东一行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于18日到达许昌，19日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全国。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分别在17日和31日为两批赴法学生送行后，于4月6日回到了长沙。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同班同学周士钊的推荐，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每周六节课。这时，母亲在弟弟泽民和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组织搞爱国运动。他跟周士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刚刚从北京、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自然知道，因巴黎和会的卖国条款已经在北京等大城市激起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抗议，一股民族救亡图存的烈火即将熊熊燃起。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自然义不容辞地扛起了湖南爱国学生运动的大旗，领军突进。工作的繁忙自不必说，但毛泽东还是尽力抽出时间陪同母亲去看病，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孝敬可亲可敬的母亲。

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在毛泽东的照料下，母亲的“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身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毛泽东有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他感到有必要向一直照料母亲的舅舅们表示感激之情。于是，他在4月28日致信七、八两位舅父，将母亲来到长沙诊治的病情和自己北京之行的情况略做汇报。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身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纡廑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知道，对于52岁的母亲来说，从遥远的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这是文素勤第一次到长沙，也是最后一次。恰好大弟弟泽民和小弟弟泽覃也都在这里，毛泽东便带着母亲和弟弟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而这也是文素勤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母亲坐在椅子上，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三个儿子分立母亲的两侧，这个时候，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而这张照片也就成了毛泽东一家最早的照片了，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合影。

就在毛泽东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的时候，10月5日，母亲病逝。噩耗传来，晴天霹雳。毛泽东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活动，带着在修业小学读书的小弟弟泽覃，回家奔丧。回到韶山冲，母亲两天前就已经入殓。毛泽东没有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大弟弟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喊着他的名字。毛泽东闻言，心如刀绞，悲痛至极，热泪长流。跪守慈母灵前，母亲的音容笑貌恍然眼前，清晰可见，思绪万千。在闪烁昏黄的油灯下，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首《祭母文》。如果译为白话文，大意是：

呜呼我的母亲，突然病死。年五十三，生育七个子女。七个子女只剩下三个，就是东、民、覃。其他没有长大的，有两女两男。养育我们兄弟，历尽了艰辛。身体受到摧折磨难，因此染上了疾病。中间许多事情，都是一部伤心史。我不忍心写完，待我慢慢回顾和讲说。

今天所要说的，只有两点：一点就是她的大德，一点就是抱恨。我的母亲有高尚的道德和操行，首先要推赞的是她对人们的爱。对人不分远近和亲疏，全都照顾。

她慈祥富有同情心，感动了许多人。她的爱力所达到的地方，表现了一片真诚。她不说谎话，没有欺人之心。她生性严正，没有一丝一毫的欺伪。凡是她经手的事情，都很有条理。她的头脑缜密，很会分析情理。一事事没有什么失算的，凡事她都看得清楚。她爱好洁净的作风，在亲邻里传遍。可以说不浸透、不染一尘，她的身心内外都很纯洁。

她的智、信、仁、勇、严五种德行全都分明，这里只是说的大概。全面看她的人格，就像上面说的这样。

抱恨的地方，是她处在三纲的最后。志向不能伸展，要求不能实现。精神上的痛苦，以这一方面最为突出。天啊人啊，令人极端悲痛。其次她关心的是儿子们，要养育成人。如果没有成熟，就像庄稼一样处在青黄之间。所以，她在病中还拉住我们的手，酸心结肠般的痛苦。她只是呼喊着儿子们，各人务必要做好人。

再其次母亲所关怀的，是感情非常好的亲友。有的属于一向有恩德，有的多有劳累病苦。这些大大小小的或亲或疏的亲朋，全都有待于母亲去报答照顾。

总起来看这些叙述，全都是大德所辉映的地方。我要禀受母亲的诚挚，要仿效她而不能违反。至于她所抱恨的，我一定会弥补那些缺憾。要想到这些念到这些，心里不能遗忘。

养育我们的深深恩情，有如春晖朝霭。报答在什么时候，要有精卫填海的精神。

呜呼我的母亲，母亲最终不会死。她的身躯虽然毁坏，神灵则万古存留。

我的生命存在一日，全是报恩的时候。我的生命存在一日，全是陪伴母亲的时候。

现在说起来话长，时间苦于太短。只是提纲挈领地说一个大概，大略地陈述母亲的事迹。

这时的家中奠祭，也就尽这一杯酒。以后还有话陈述，和日子一样长久。希望来享用祭品！

这是一篇念颂母亲的绝唱！这是一篇感天动地的美文！

每一个词，每一个字，都值得咀嚼，值得琢磨。唯此也才读得懂其中儿子对母亲那种深沉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深刻。

毛泽东将自己的痛苦、悲伤、思念、惆怅、悔恨、感恩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母亲的病逝是毛泽东26岁的生命年轮里最为痛心疾首的事件！毛泽东曾在写给新民学会的老同学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生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10月8日深夜，毛泽东在写好《祭母文》后，意犹未尽，又含泪写下挽联两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守灵七日，过了“头七”，毛泽东带着小弟弟辞别父亲，回到长沙。后来，仍然沉浸在失去慈母之痛中的毛泽东给他的好友邹蕴真写信，对母亲的高尚品德仍念念不忘。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是最后这一种人。

失去了母亲的毛泽东，这时更加感到“生前不孝死后孝”的遗憾，为了弥补自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他将克勤克俭的父亲接到长沙小住，尽一尽作为儿子的孝心。尽管他们父子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十分好，但这“代沟”在亲情纽带中又算得上什么呢？更何况，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在省城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这无疑也给作为农村一个小米商的毛顺生添足了脸面。再说，父亲的严厉，何尝不是一种深沉的爱呢？

父亲是在母亲安葬一个月后，来到长沙的。同来的还有韶山冲毛氏家族中“学位”最高的国子监监生、堂伯父毛福生。和上次母亲来的时候一样，毛泽东同样带着父亲和堂伯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从照片上写的日期来看，照相的这一天是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依然身穿长袍，但在他的左手手臂上戴着一个黑纱——显然，他依然在深深悼念着他敬爱的母亲。

农历十二月初一（1920年1月23日），在母亲去世才三个半月的时候，父亲也积劳成疾，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享年50岁。五十而知天命，妻子尸骨未寒，长子与幼子远在他乡，老人自觉不久于人世，不禁心境苍凉，黯然神伤。临终前，这位一辈子善于经营、辛辛苦苦、精打细算、一心发家致富的农民，也没有合上双眼，大儿子远在北京，小儿子在长沙读书，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声声含泪，字字是血。塾师毛麓钟代毛泽东兄弟撰写的这副挽父灵联，逼真刻画了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父亲的儿女情长、舐犊情深。因为带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到京和组织平民通讯社，毛泽东没有回家奔丧。父亲和母亲同冢合葬。毛泽东只能把悲痛和哀悼埋在心底。

此后1925年和1927年的春天，毛泽东也曾回韶山短暂停留，还带着妻子杨开慧和儿子岸英、岸青回到韶山，一边学习一边开展革命活动。每每回到故乡，毛泽东总要到父母亲的坟墓前祭奠，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

1959年6月25日下午7时，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他1927年离开后就没有再见的故乡、他的出生地韶山冲。他的革命事业早已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再过三个多月就要过10周岁生日。毛泽东站在故居中后人悬挂的他的父母的照片前，久久伫立，久久凝望，好一阵子，他才指着照片跟随行人员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头上生了疱，穿了一个眼只因为是那个时候……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因为父母得的都不是什么疑难病症，却过早地去世了。”而现在他领导的共和国已经完全有这个医疗卫生保障能力。当他走到自己的卧室，看到他与两个弟弟和母亲的合影，一下子高兴得像个孩子，用家乡话说：“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外婆家的表兄们保存下来的。66岁的毛泽东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如今，照片上的慈母去世已经整整40年，二弟弟泽民也已经于1943年在新疆殉难，小弟弟泽覃则早在1935年就牺牲于江西的红土地上，如今就只剩下自己一人。纵有万端感慨，又与何人说？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一个人静悄悄地爬到南岸对面的一座松青柏翠的小山上。这座名叫楠竹的小山坡上，安葬着毛泽东的父亲母亲。工作人员看见后，都赶紧跟随过去。毛泽东随手折下一枝松枝，向父亲母亲的坟墓三鞠躬。嘴里默念：“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将松枝插在父母坟墓前的泥土上，作为祭奠。

简单的祭奠完毕，毛泽东站在坟墓前，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毛泽东说“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父亲母亲）”，而且还对陪同人员用家乡话说：“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咯块子给我搭个茅棚子住，好吗？”

少年毛泽东是在父母的交互溶磨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光环，他既扬弃了父亲的自私、刻薄，又保留了父亲的坚强、勇敢；他既接受了母亲的善良、无私，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他是阳刚、阴柔兼备的伟人！

如果从现代优生学上看人的成长，亲代性状的差异愈大，下一代在性格上择优继承的幅度也愈为宽阔。阳刚与阴柔：二气交感往往能孕育出理想的后代。毛泽东晚年自称，在他的身上既有虎气，又有猴气，这大概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但从天赋条件来说，他从慈母那里继承了“博爱”的天性，从严父那里既接受了刚强和严厉的禀赋，又形成了某种逆反心理和反抗精神。严父与慈母的不同气质，在少年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形成了他性格上的最初胚胎。这大概正是他日后大展雄才的一个根源。

（参见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94页、1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