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巢北上，惨败而归

以蒋桂战争为起点，蒋介石强行贯彻以武力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一年之内，先后又爆发了蒋冯（玉祥）战争、蒋唐（生智）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地方实力派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在连连获胜后，又将打击矛头指向最后一个实力最完整的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

阎锡山是民国政坛最有名的不倒翁，自1911年借辛亥革命夺取山西最高统治权以来，始终牢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成为有名的山西土皇帝。1928年北伐结束后，阎锡山的势力伸入河北平津地区，成为北方一大势力集团。对于操控南京政府的新贵蒋介石，阎锡山以军界坛前辈自居，带有几分傲慢。他曾经说：“长江一带由蒋先生多负责任，华北由我多负责任。”［45］显然是以华北主人自居。

但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决不会承认阎锡山在华北的特殊地位。1929年11月，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北平与阎锡山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问题，强行夺走阎锡山在平津的税收收入。不久，蒋介石又停发了阎锡山驻平津部队的饷项，且不准阎锡山在山西发行公债来为弥补。为此，阎锡山对蒋恨极了，拍着桌子说：“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头上来了！”蒋、阎矛盾迅速激化。

据说，在要不要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的两个最重要的军师赵戴文与贾景德之间意见很不一致，赵戴文坚决反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决裂，而贾景德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极力促成阎锡山充当反蒋盟主，并且说得阎锡山食指大动，怀着做国家元首的梦想，打定主意，做反蒋盟主。［46］

对于阎锡山要做反蒋盟主的意图，他手下大将徐永昌不以为然，对阎说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答复说：“我没有这个心。”第二句话：“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徐答：“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徐永昌的意思是说与蒋斗心计，阎恐怕斗不过蒋。阎想了半天回答：“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还是看不起蒋的口吻。徐的第三句是：“你不要去郑州，郑州为一是非之场。”对于徐永昌的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面驳，第三句是用行动作了相反的答复。［47］徐永昌认识到“阎先生有野心，欲为首领”［48］。

在阎的反蒋态度明朗后，冯玉祥首先表示愿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改组派政客，也表示愿意奉阎锡山为盟主。西山会议派也派员来到天津，积极与阎锡山联络。处境艰难的桂系首领获悉阎锡山有反蒋的意图后，更为兴奋。迅速派胡宗铎、麦焕章、潘宜之、黄建平等赴太原见阎锡山，极力怂恿阎锡山出来反蒋。

为了坚定阎锡山的反蒋信心，桂张军将领由李宗仁领衔，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联名于1930年2月21日首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歇业引退，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李宗仁等人的电报，首先表达了拥戴阎锡山为反蒋盟主的明确态度，而这正是阎锡山所孜孜以求的。

2月23日，原北伐时期的第2、第3、第4集团军将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领衔，白崇禧等42人联合署名发表通电，提出打破国民党党统观念，由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总投票，以取决多数来解决党内纠纷。电报说：

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是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此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应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纷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49］

从此国内各反蒋派别全部集中到阎锡山的旗帜之下，形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阵营。

1930年3月14日，原第2、第3、第4集团军57名将领由鹿钟麟领衔，白崇禧等联名发表“寒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蒋介石“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50］。

15日，以上57名将领发表再次发表“删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电报说：“近者阎公百川主张和平，详陈利害劝蒋引退，以谢国人，情意恳挚为国人共见，乃蒋氏不听忠告益滋谬戾。曩者焕公下野不足促其反省；近者百公辞职乃益张其凶焰，冥顽不灵，难以理喻。此贼不除，国亡无日。前者德邻先生及绍竑、发奎、崇禧、宗铎等已公推百公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焕公、汉公为副司令。惟德邻先生功在党国，威望素隆，兹更加推为副司令，夹辅百公，共奠党国。钟麟等刻已陈师鞠旅伸讨蒋中正，拥护阎、冯、张、李诸公领导讨贼，尚望举国袍泽义愤同伸，共济时艰，苏息民捆，幸甚！幸甚！”［51］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就职，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陕西潼关、广西桂平宣誓就职，但张学良没有理睬。

按照统一部署，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第一路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黄绍竑兼）。

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酝酿反蒋时，蒋介石也做好了回击的准备。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宣布“阎锡山应即免去本兼各职，著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以儆奸凶，而伸法纪”［52］。

4月5日，蒋介石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在平汉、陇海、津浦3大铁路为中心的河南、山东、河北境内。北方战局开始时，广西境内的战事已成胶着状态，深入广西的粤军固然难以消灭张桂军，而张桂军以区区数万之众，想把入侵的粤军赶出省外，亦非易事。在此情况下，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商议打破僵局办法。3人一致同意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以成大业。他们认为，蒋介石主力被阎、冯牵制于中原，无力顾及湖南，而湖南何键的湘军战斗力脆弱，不堪一击，占领长沙实意中事；即使万一失败，桂张军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宁愿向江西与红军靠拢，再找出路，誓不再退回广西。当时，黄绍竑正在右江一带“围剿”李明瑞指挥的红七军，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后，李宗仁将会议决定电告黄绍竑，黄绍竑内心虽然不同意此种战略，但李、白、张多数人的决定，黄只好勉强服从。［53］

桂张军决定倾巢北上的消息传出后，全体官兵都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晚举行的出征的聚餐会上，众将领喝得酩酊大醉。李宗仁借着酒劲扬言：一定要恢复桂张军前两年的光荣局面，打垮蒋介石。并鼓励官兵要发扬“钢军”（原第7军的美名）、“铁军”（原第4军美名）之光荣。［54］

按照计划，张发奎率领第4军及第15军之梁朝玑师，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湖南永州、衡阳前进；白崇禧率领第7军及第15军之许宗武师，经龙虎关到湖南零陵与第一路军会合。黄绍竑率领的第三路军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后，迅速跟进；广西后方酌留地方团队维持治安。

桂张军3万余人分途入湘后，进展很顺利，何键鉴于所部湘军寡不敌众，采取避战政策，5月28日，桂张军占领衡阳、宝庆（今邵阳）。湘军退至湘潭、株洲渌口、醴陵一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认为何键敌情判断错误，急令何键更正战略，务必固守湘江、渌水，等待粤军进入湖南后夹击桂张军。蒋介石同时命令坐镇武汉的行营主任何应钦调整两湖作战部署，加强对桂张军的防御作战：何应钦命武汉军校教育长钱大钧率1团兵力，于29日入湘；派训练科长胡伯翰率军校第一、第三两个教导团赴湘作战；令第13师师长夏斗寅带领4个团的兵力，前往长沙助战。［55］5月29日，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粤桂湘赣总指挥，任命鲁涤平为讨逆军第九路总指挥，要他们和何键合力对付桂张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除以一部监视留桂部队外，以粤军第60师（师长蔡廷锴）、第61师（师长蒋光鼐）、第63师（师长李扬敬）等3个师，附属炮兵两连、工兵1连，空军第2队及其他后勤保障部队，编组为追击队，由桂转粤赴湘，跟踪追击，陈济棠随即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紧跟桂张联军之后跟踪追击。陈济棠本人则率领余汉谋、香翰屏两个师为后续部队。［56］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全部调京候命。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金汉鼎、张辉瓒、邓英各部在湘赣交界堵击桂张军入赣，并相机入湘会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自指挥由长江进入洞庭湖地区协助陆军作战。武汉方面，调集李韫珩、钱大钧、夏斗寅等师及海军舰队，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统率，准备入湘迎击。［57］

桂张军以一部趋湘东，攻醴陵；一部奔湘乡，绕宁乡，攻长沙。6月2日，何键在株洲颁发悬赏令，以激发湘军的士气；为防止湘军继续倒戈，又颁行连坐法。3日，桂军全部移至湘东，败湘军于醴陵，缴何键部3000余支枪。接着，在渌口、渌江之役，大败湘军刘建绪部，缴获2000余支枪。这两场战役都十分激烈。亲历者说：“渌口附近，湘军遗尸累累，负伤者将死半死中，乞求他们的敌人补一枪，惨无人道。”［58］

6月3日下午3、4时许，何键与其随从从株洲狼狈逃回省城长沙，召开省务会议，部署全面撤退。4日上午，何键率湖南省政府、第四路军总司令部、清乡司令部及各文武机关人员，乘车船奔岳阳，在岳阳成立临时办公处，所部则退平江、岳阳一带。6月4日下午5时以后，桂张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长沙，杨腾辉部于5日进驻长沙；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于6日抵达长沙。张桂军自成军以来一直吃败仗，这一次在湖南打了几个大胜仗，且打下一座省城，官兵上上下下自然是兴高采烈、高兴万分。李宗仁随即委派李品仙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限令湖南商会等在3日内交纳军饷200万元（据说后来实际交纳20万元），长沙城遍贴讨伐蒋介石的标语口号。

打下长沙后，桂张军继续北上，一路经平江向湖北的通城进展，先头部队进至通城九狮山；一路向岳州（今岳阳）方向挺进。

6月15日，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湘鄂赣粤各军，“凡各该省讨逆部队均归何部长节制调遣”［59］。针对桂张军的进攻态势，何应钦下达如下命令：（1）命令何键率第四路军主力撤退至湘西整理，待机夹击；（2）命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3个师跟踪追击北进之敌；（3）抽调武汉部队约4个师的兵力南下堵击，先头两个师应迅速占领贺胜桥、汀泗桥一带，构筑坚固阵地，俟第四、第八两路军到达战场后，再转成攻势，合击当面之敌。

6月11日，冯玉祥在郑州收到阎锡山转来李宗仁的电报，电报称“已占岳州，何键退湘西华容一带，我军前线已抵汀泗桥，请焕公（冯玉祥字焕章）速派重兵，夹击武汉等语”。冯玉祥答复说：“平汉线敌现尚顽抗，一俟摧破即行照办。”［60］6月15日，冯玉祥又打电报给李宗仁，对桂张军进攻方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由湘入赣，经武穴、田家镇趋安庆，援亳州。第二，经仙桃镇，破坏花园一带铁路，夹击平汉线之敌。［61］6月27日上午，冯玉祥在郑州对所部军官训话时说：“桂张军离开广西，月初占长沙，即电尚会攻武汉的计划，我说敌人的主力俱在陇海路，不能夹击武汉，遂商定三个办法：一、放弃长沙，经南昌出杭州，攻上海。二、出南昌，攻九江，经安庆，援亳州。三、出仙桃镇，攻花园、广水，夹攻武胜关内外之敌。”［62］

据知情者说，冯玉祥之所以拒绝与张桂军夹击武汉，而且似乎也反对张桂军单独进攻武汉，其原因就在于冯玉祥所部主力在平汉线上，久已垂涎武汉这个重要据点，很不愿意张桂军捷足先登，因此冯玉祥拒绝与张桂军会师武汉。据说，冯玉祥还有电报给李宗仁，电报中说：“本军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63］等语。由此可见，阎、冯、李等虽然联合起来反蒋，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克服的，这就成为反蒋派致命的弱点。

据说，汪精卫此时也由香港电告李宗仁：“冯玉祥要进军武汉，请李（宗仁）、张（发奎）两军不要北上，仍回南广。”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接到冯玉祥的这些电报后，颇为踌躇。认为目前纵使马上攻下武汉，也要让给冯玉祥，牺牲自己的兵力，替别人打天下，未免太不上算。

恰巧在这时，又传来了粤军占领衡阳，黄绍竑率领的后续部队7个团受阻无法北上的消息。原来，李、白、张决定桂张军放弃广西、倾巢北上的决定时，并没有让黄参加，仅事后通知黄执行。黄内心显然不赞成此种冒险方案，但对于团体决定，黄又不得不执行，但执行起来并不得力，行动缓慢，结果让蔡廷锴、蒋光鼐两个师抢先占领了湘南重镇衡阳，从而把桂张军前后方部队一截两段。

这时，黄绍竑电告李宗仁：“在常宁附近，拾获敌方飞机掉下来的一张作战计划图，图上标明蒋军的主力配备在鄂南，粤军的攻击目标指向长沙，照目前的态势，我军已处于腹背受敌，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前方部队应速撤回。”［64］

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张发奎等各将领讨论行动方案。据当时任白崇禧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韦永成回忆，白崇禧在会议上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由江西南昌直趋南京走太平天国及北伐战争的老路是上策，这一路中央军甚少，最空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集中力量取下武汉，这是中策，中央军可利用平汉线，运兵快，较攻南京难；下策就是回师攻衡阳了。另据资料记载，薛岳在会上也提出取道江西，攻打浙江，端掉蒋介石老窝的主张。但与会的将领多数不同薛岳的计划，而赞成李宗仁提出的主张。

李宗仁在会议上说：“根据冯、阎和黄的电报，我们不得不回师了，回师后，是不是去打衡阳，应当慎重考虑。我的意见，不如乘广东内部空虚，挥军直取广州，占领两广地盘，再图发展，也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李宗仁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成，于是会议决定放弃攻取武汉，回师击败粤军，直取广州。不料这一回师，使士气大挫，一路逃亡甚多，战斗力大减。

桂张军从长沙掉头回师，经株洲、醴陵、攸县、安仁，来了一个大迂回，绕道衡阳以南、耒阳之北，撤退到衡阳以西的祁县一带，在洪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会议开始，李宗仁首先发言说：“此次的撤退是一件大事，在我未发命令撤军之先，我原提到要取得广东、广西来作为我们的根据地，以便此后的发展；我又曾说过，如果我们向广东进兵，衡州的敌人出击，我们就选择有利阵地将这一股敌人歼灭。我是不主张攻坚的。现在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拟先派一小部向北江（广东地境）前进，大部留在后面，选择有利于我的地形，布置阵地，待衡州的敌人出来一鼓而歼之，这也是一个诱敌聚歼的策略，何必去攻坚呢？”［65］

李宗仁说到这里，白崇禧抢着说：“去广东是可以的，不过衡阳的敌人始终是我们一个后患。如果我们向广东前进的当中，敌人与广东军事当局取得联系，固守韶关，待我们进得相当的距离，他们（引者按：指粤军将领蔡光鼐、蒋廷锴、李扬敬）出来拖着我们的尾巴，到那时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岂不是要腹背受敌？不如在衡阳地区将他们消灭，免除后患，就可以开着正步走向广州去了，他们（指广州方面）是无力抗拒的。所以我主张先攻取衡阳。我们虽然回师，士气还很旺盛，攻取衡阳是不成问题的。”［66］

第3个发言的是黄绍竑，他在发言时已经沉不住气，他说：“我对攻坚素来是不主张的，我主张将前后方的部队集中在祁（阳）宝（庆）之线，先行占领有利阵地待敌人出击，我们以逸待劳，采取攻势防御，聚歼敌人于衡阳外围，岂不胜过攻坚？总之，这一战是生死的问题，不可轻举妄动，攻衡阳我是反对到底的！”［67］

黄绍竑发言时大声地喊着，态度非常坚决，简直没有他人发言的余地。由于当时广西剩下来的部队大部分是属于黄绍竑的第15军，一切要尊重黄的意见。李宗仁素不固执己见以得罪他人，一切都适可而止。白崇禧对黄虽怀恨在心，但亦没有再与黄辩论。于是李宗仁裁定：“好了！我们照着黄副总司令的意见布置军事罢。我想也不会大错的。”［68］

粤军见桂张军撤退，当即出城攻击，两军发生激战。桂张军第7军师长梁伯霭率领1个营在坚守衡阳附近的高地时被1个团的粤军围攻，中弹阵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当即又与白崇禧、黄绍竑应付办法。白崇禧说：“我认为要攻衡阳，你们说待敌出击，现在敌人出击了，难道还不干吗？”黄绍竑至此，也只好说：“当然干！”于是，桂张军与粤军在这里展开了生死决战。

白崇禧极力主张猛攻猛打，主张攻下衡阳，其实大谬不然。张桂军此时虽然还有18个团的兵力，比起粤军和湘军17个团，兵力上似乎不相上下，但桂张军自5月中旬自广西北上经过近1个月的连续急行军和作战，士兵疲劳已经达到极点，战斗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粤军和湘军虽然在兵力上稍少于桂张军，但粤军已在衡阳休息了10多天，并且建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正所谓士饱马腾，且以逸待劳，胜负已分。

这是一场残酷无比的战役。自6月29日下午5时起，桂张军与粤军第60、第61、第63等3个师在衡阳西岸、松柏井、龙汁桥、七塘、亘子桥、东茵等地展开生死决战。［69］稍后，蒋系中央军第53师（师长李韫珩）、空军相继投入对张桂军的作战，实力对比更加有利于蒋方。亲历者描述道：“1930年6月，第60、第61师进抵衡阳，与由岳阳调转头来的张桂军相遇，大战于衡阳洪桥、堆子岭，双方经常发起‘集团冲锋’，硝云弹雨，刀光枪影，血肉横飞，伤亡枕藉，使人惊心怵目，几乎不相信置身人间。第61师第9旅旅长张世德、团长蒋光鲁及对方第4军的团长李汉炯阵亡。如是互相残杀了3天，张桂军输光了本钱之后，才夹着尾巴退回广西老巢。”［70］

决战的结果是张发奎部伤亡最为惨重。且看张发奎后来命人编撰的《第四军纪实》的描写：“此次惨败为北伐以来所未有，势极狼狈。斯时，虽然敌人未追击，但敌机不断骚扰，士兵逃亡甚多，直退至桂林方停止收容，计点部队，只余十分之二三。各将领多心灰意冷，故将所余薪饷分发各同志，自寻生路……”

桂军方面，师长梁朝玑等阵亡，师长梁重熙等重伤。李宗仁、白崇禧由随身卫士夹持落荒而逃，得以脱离战场。一部分溃兵在湘桂边落草为寇。［71］

李宗仁后来解释桂张军惨败的原因时说：“6月18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6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72］

桂张军连同湘军唐生明、黄明远等部约有五六万人。［73］衡阳战役桂张军伤亡33000多人。另据陈济棠的报告，衡阳之战，张发奎部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不过1000余人，桂军损失过半，所余不过万余人。

桂张军的惨败，对于当时的反蒋局面有重大影响。比如陈济棠就认为：“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