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对西西里的袭击，开始于巨大的胜望，结束于彻底的失败。尼基阿斯（Nicias）是在413年9月中旬投降并将他那可怜的残兵余部交给叙拉古人（Syracusians）的，所以，败北消息到达雅典的时间不可能比9月底早太多。[1]在一则古代掌故中，这消息最早来自于一个外邦人。这人走进比雷埃夫斯港（the Piraeus）的一家理发店，以为雅典人已经知晓惨祸，于是谈论起这惨祸的细节来。店里的理发师带着这一消息奔向雅典城，但是城里没有人相信他。人们认为这个理发师胡编乱造，尽惹麻烦，把他放上了拉肢刑架，此时，远征的亲历者现身，证实了这个坏消息。[2]我们不必完全采信这则掌故，但是，在这类掌故所描述的图景中，雅典人不愿相信之情却肯定不假。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设法从西西里逃回来的士兵亲自开口，讲述战果如何悲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还是没有人相信他们。[3]
最终已经没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雅典人开始愤怒，尔后恐惧。首先，雅典人猛烈抨击提出西西里远征和为西西里远征辩护的那些政治家们（修昔底德尖锐地评道：“好像他们自己没有投票赞成远征似的”）。（-1，2-）然后，雅典人对那些预言胜利的预言家们也极为愤怒。接着，雅典人为那些在西西里死去的人而悲恸。最后，雅典人计算着自己的损失和敌人的得益，对自身安全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在西西里得到了新盟友的伯罗奔尼撒人，会带着雅典原先的盟友——到了这时，雅典盟友一定悉数叛变——从比雷埃夫斯港长驱直入，从海上和陆上同时攻打雅典。[4]
因为此刻惊慌过度，雅典人对敌军进行有效行动的能力未免夸大，但是，他们忧心雅典的现状，忧心雅典继续战争的能力，是有道理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力。[5]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有13000名由服役年龄公民担任的重装步兵（hoplites），还有另外16000名重装步兵承担驻防任务。在这16000名驻防军士兵中，有8000人年纪不适于服役，其余8000人则是外邦居留民（metics）。雅典曾经拥有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能够作为划桨手和水兵服役的日佣级公民（thetes）人数在20000至25000左右。[6]因瘟疫而致死的人口数目大约三分之一，此外还有部分人口因瘟疫而致弱致残。[7]到西西里惨败为止，雅典肯定还没有从这样的人员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西西里，至少有3000名重装步兵、9000名日佣级公民士兵、以及数以千计的外邦居留民士兵阵亡。[8]考虑到从431至413年秋天还有其他伤亡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到413年，雅典重装步兵阶级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已经减至不超过9000，日佣级公民士兵不超过11000，外邦居留民士兵不超过3000——能够打仗的男性人数减少到这样的地步，是令人震惊的。[9]
在西西里损毁的三列桨战舰（triremes）至少有216艘，其中160艘是雅典舰船。同时，还有不到100艘三列桨战舰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些船舰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失修。[10]从现有的日佣级公民中寻找船员的任务迫在眉睫，（-2，3-）哪怕这些新船员可能既不熟练又无经验。另一个问题或许与此同样严峻，那就是缺乏金钱来修复舰船、建造新舰、支付薪饷。修昔底德叙述到雅典人“在金库中看不到钱”很可能是修辞上的夸张。[11]但是，到了413年，在431年时公共金库中能够动用的大约5000塔伦特（talent）（不包括极端紧急情况的预备资金1000塔伦特，防止“敌军以一支舰队来攻打城邦”[12]）中，剩下的肯定不超过500塔伦特。[13]雅典人也无法指望通过增加帝国收入来补充资金。西西里惨败很可能引起盟友叛变，继而减少贡赋收入，这还不算远征平定起义所要增加的花费。
同时，雅典的内部经济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位于德西利亚（Decelea）的斯巴达要塞从财政、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大地削弱了雅典。他们损失了20000多名奴隶，无法开采他们的银矿，不再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田地，他们在乡间的房屋、还有那些没法搬去优卑亚（Euboea）保存起来的家畜和驮兽也被彼欧提亚人（Boeotians）劫掠、偷盗。他们进口必需货品不得不绕远路，价格因此上涨；同时，他们还必须养着那支日以继夜守卫长墙的武装力量。[14]更多的公民被剥夺了生计，被迫涌入城市。对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进口费用增加，物价也相应上升。国家不得不养育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公共财政雪上加霜。[15]
战争的灾祸同样给有财产的阶级带来苦难。这些人被迫丢荒曾经为他们带来收入的农地，他们的房屋被彼欧提亚人大肆劫掠、任意摧残。有证据表明，有产阶级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y）是由比较富裕的雅典人轮流承担的一项公共职务。（-3，4-）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不仅要指挥一艘战舰，还要为其提供补给，甚至亲自给船上的划桨手支付薪饷。在西西里远征之前，一般是一名舰长指挥一艘三列桨战舰。但是，在惨败后不久，出现了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syntrierarchy，共同指挥三列桨战舰）这样的职位，这样，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费用可以由二人一起承担。[16]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甚或早至413年，戏剧演出的歌剧队的祷告中就出现了类似的联合职务，分担职责。[17]在这个国家里，有足够财富来承担基本军事义务和宗教服务的人显然已经不够了，所以，不能指望推行直接战争税（eisphora）能够改善当下的情况。我们能够确定的直接战争税只征收了一次——在428年，征得200塔伦特，这显然是所能征到的全部金额。[18]在425年之前，雅典也许又再次征收过直接战争税，以便向西西里增兵。[19]斯巴达人在德西利亚设防，亚狄珈（Attica）遭到毁坏、彻底荒废，西西里惨败。此刻再对已经贫困下来的雅典中上阶级征收直接战争税，不仅无济于事，还致使士气严重低迷。后来，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在紧急储备资金彻底用尽后，雅典人才再次启征直接战争税。[20]
除了人力、船只、资金的短缺之外，雅典还缺乏军事和政治领袖。西西里远征夺去了最有经验和最为能干的雅典将军的性命：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拉马库斯（Lamachus），尼基阿斯，以及攸里梅登（Eurymedon）。在413/412年出任将军的另外四个人当中，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曾经担任过指挥官。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在斯巴达流亡，雅典人赖以指挥海陆部队的人们都离开了，剩下的人没有与之相若的经验，也没有表现出与之相若的能力。
政治领导匮乏同样严重。雅典的政治领袖尼基阿斯，已经死了；阿尔喀比亚德与海珀布鲁斯（Hyperbolus）在流亡；曾经支持西西里冒险的那些民众煽动家（-4，5-）现在声名狼藉。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设立新的机构，力图使政府得到指导和稳定。他们“投票选举出一个老年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贤哲’（probouloi），根据情势要求，提供建议，动议立法”。[21]共有10名贤哲，每个德谟（deme）一名，年纪最小的可能已经40岁。[22]他们的权力与职责不甚明晰，可能也从来没有被精准规定过。从字面看来，将修昔底德原文视为对法律条文的援引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些人有权向公民大会（the assembly）呈交法案，这样一来，贤哲就拥有了五百人议事会（the council）的首要职能。有些学者由是认为，贤哲控制或替代了五百人议事会。[23]但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贤哲与五百人议事会是合作关系，前者实际上是后者这个“大型机构的分支”。[24]另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贤哲拥有比这还要大的权力，包括：五百人议事会主席团（the Prytaneis）召集五百人议事会开会的权力；制定议事日程的权力；管理资金、特别是在筹备舰队方面的权力。[25]认为贤哲拥有这些广泛权力的理据并不特别扎实，所依靠的理据主要是对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作品中某些段落的一些解释。[26]然而，因为这些贤哲地位特殊，任职年龄要求特别高，经由选举产生，任职期限不限，他们的职权又如此模糊笼统，所以，所有人都同意，贤哲们的影响和权力前所未有。
选举贤哲在性质和功能上改变了雅典民主政体。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任何政体中，贤哲机制都是一种寡头制的成分。[27]411年寡头制政体“四百人议事会”政体出现，贤哲机制多少发挥了些作用。有些学者据此认为，413年选举贤哲已经是场寡头运动。[28]（-5，6-）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贤哲在413年时就已经是倾向于寡头制的。这一委员会以完全民主的方式产生，而在过去，公民大会也曾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其他许多委员会。因为这些贤哲的出现是在严重危机之中、并且被赋予了非同一般的巨大权力，所以，这些人不能仅凭公民大会法令来径直指定，而必须经由选举产生。每个德谟只有一名候选人，像执政官和将军一样。这与411年出现的寡头制不一样，贤哲委员会的创立过程中既无暴力，也未违反流程。贤哲与411年那些真正的寡头党人不一样，他们忠诚有效地继续对斯巴达作战。411年之前，贤哲没有采取任何敌对民主的措施。我们将会看到，贤哲之默许从命决不是非难他们对民主政体之忠诚的理由。他们对民主政体的忠诚无可指摘。[29]
我们只知道两位贤哲的名字：尼西阿斯的儿子哈格浓（Hagnon），以及克罗努斯德谟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of the deme Colonus），伟大的悲剧诗人。[30]这两位贤哲让我们多少了解了这个委员会的政治色彩，还有他们被指派这个职务时雅典的政治气候。哈格浓出生时间不晚于470年，因为440年他同伯利克里一起参加了萨摩司（Samos）战役；因此，413年当他被选举为贤哲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超过了60岁。438/437年，为了保卫伯利克里不受政敌倾轧，哈格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年，哈格浓被派去建立安菲波里（Amphipolis）殖民地。430至429年，他在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指挥战役。421年，哈格浓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尼基阿斯和约》与《雅典—斯巴达同盟条约》[31]的签字人之一。
索福克勒斯也许出生在497/496年。所以，被选举为贤哲的时候，索福克勒斯早已年届八旬。443/442年时，他是提洛同盟财政官（Hellenotamias）；441/440年时，他是将军。到了413年，他已经持续因为悲剧获奖超过半个世纪，成为了希腊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32]与哈格浓一样，他与伯利克里关系密切，协同工作。[33]两位贤哲都很富裕，富有经验，又上了年纪；（-6，7-）在413年的情势下，二人都算得上是保守派。但是，他们与伯利克里的联合可以保证，二人既不是寡头，也不是民主政体的敌人。在西西里以后，已经没有伯利克里和尼基阿斯这样精明、审慎、温和的领袖了，而这却正是雅典所需要的。由于索福克勒斯和哈格浓被任命为贤哲，所以，伯利克里式的温和政治实际上可望得到重新体现。这体现了雅典政治的一个现象：雅典人相信，正值壮年的人不可能、也不会提供温和、审慎等这些政治品格，这些品格只能在更早时代的人身上找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莽撞的民众仍然难以避免被政客煽动，寡头党阴谋也并非天方夜谭。所以，为民主政体寻找温和派领袖，这一做法既切中要害，又谨慎精明。
修昔底德赞成雅典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但是他仍然用警句精妙地抨击民主的反应：“事实上，和一切民主政治的政府一样，因为他们恐慌了，所以准备把一切事情都整顿好”。[34]事实上，雅典民主政体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是非常伯利克里式的。在战争的第一年，伯利克里就曾经害怕激情会干扰政策，于是运用他无与伦比的个人权威来阻止公民大会召开，暂时限制民主。[35]现在，雅典的公民大会正在实践彻底的伯利克里精神——坚决、务实、节制、审慎、节俭，自愿限制自己，将前所未有的权力给予一个由令人尊敬和信赖的温和之士组成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正是伯利克里式的。“他们决定，只要情况允许，就不要投降，竭尽全力准备木料和金钱来建造舰队，照料其同盟、特别是优卑亚的安全，并减少公共支出。”[36]
贤哲迅速将这一精神运用到实践之中。他们收集木料、建造舰只，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与马其顿大王再度修好，而马其顿是海军所需木料的主要来源。[37]他们在叙尼昂（Sunium）建造了一个要塞，（-7，8-）在德西利亚有斯巴达驻军封锁优卑亚的正常路线的情况下，保护运粮船只航行。他们抛弃了拉戈尼亚（Laconia）的要塞，这个要塞没有发挥作用，对财政来说也是个包袱，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如果他们觉得任何一项支出没有用，那就裁掉它来省钱”。最特别的是，在有贤哲的这段时间里，雅典人密切注意他们的盟友，“防止他们叛乱”。[38]
与此同时，雅典人彻底改变了帝国贡赋的征收方式。雅典人原本先对各个同盟城邦做出贡赋评估，再收取贡赋。他们抛弃了这种做法。现在，他们对盟友所有经海路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百分之五的关税。[39]采取新的征税方法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希望增加国税收入。从418至414年，每年的贡赋总额约为900塔伦特。要能够与这一数字持平，帝国海域交通所承运的货物价值应当达到18000塔伦特。[40]这一数字是不是很容易达到，我们无从判断；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雅典人采取新的征税方法，应该不仅是期望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收入，同时他们也期望获得比现有税收机制在新形势下的收入更多的收入。毕竟，雅典人深知盟邦税负沉重，害怕盟邦迟早暴动。税收制度发生变化后，各城邦的贡赋负担相应改变，各城邦之内公民个体的税收负担也相应改变。同盟城邦从前是如何募集钱财来支付贡赋的，我们无从得知；这些盟邦的具体做法可能各不相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方法不外乎是：在国内以不动产为基础征税，所征钱款用于支付帝国贡赋。新的税收方式将负担转嫁给商人；在过去，商人的负担可能没有这么重，甚至可能没有这种负担。新政施行，税收得开新源。倚重商业的盟邦或许会因为从帝国中获益甚大而不那么抗拒纳贡，对雅典也更加亲善。至于生活在陆地上的那些公民，他们大概本来就是更加倔强而难以驯服的，新的减税政策能够降低这部分人叛乱的可能，同时也增加雅典国库收入。
在没有更好证据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只是猜测。（-8，9-）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年里，至少有部分雅典人在积极构想，试图想出一些新奇、大胆的方式，来增强对盟邦的约束。411年初，阿里斯托芬发表了喜剧《吕西翠妲》（Lysistrata），其中有一幕呈现了女主角与一位贤哲的争执。[41]人们要求吕西翠妲详细论说，她将如何终结战争、如何整顿希腊乱象，于是，吕西翠妲拿出了一束羊毛，以之作为雅典的喻体。
把（雅典）城邦想象成一块刚刚剪好的羊毛织毯。第一步是清洁：在公共浴室里擦洗，洗掉所有腐烂、碎屑和羊药浴残留（sheepdip）。
接下来，找个长椅铺好，清理，除毛：用棍棒敲打，打掉水蛭等寄生虫；然后挑出针棘，挑出苍耳。至于那些扭结在一处的结块——那些纠成团、缠成结、还颇为碍手的结块——，你要好好搜寻一番，拧断，丢弃。
接下来，要吵醒这个城邦的小睡，你就要用一篮子的共同福利与普遍利益来团结公民。还要带上我们忠诚的外邦居留民，带上所有友谊经已证明、经已考验的外邦人，还有一切没有公民选举权的放债人。将这些人与其他人紧密团结起来。最后，挑出一些由我们自己的人民所定居的殖民地：这些都是城邦这块羊毛织毯上掉出来的飞絮团团，散落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所以，要把这些到处散落的飞絮团团集中起来，与其他东西捏合起来。
然后，把这些牢固的混合纤维捏扯成一条上好的纤维，你就能纺出一管坚韧的管纱——然后织布，织出一件遮蔽雅典城邦的斗篷，既无纹路，也无织缝。[42]
一般来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故事并无任何史实可参照；可我们还是可以赞同一些学者的看法，即，这部喜剧体现的精神不假。[43]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玩笑在于剧中那个比喻，将雅典政策比喻为羊毛织毯的那个比喻。（-9，10-）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一些雅典人支持这样一种慷慨的政策，即将公民身份授予那些在此之前并无公民身份的人，那么，这个幽默比喻算得上应时应景，且有夸张效果。布索特提出：“因为时代必需，所以颇有些人提倡增加公民数量。这些人不仅提倡要吸纳外邦居留民和怀有亲善之意的外邦人［大体是指雅典同盟中的非爱奥尼亚人］，同时还提倡要通过授予公民权的办法来把雅典的所有殖民地——例如，包括爱奥尼亚人以及说爱奥尼亚方言的岛屿居民——都联合为一个邦联。”[44]
用海关关税来替换掉帝国内部以往招人憎恶的那种贡赋，也许这正是此类政策转向的一个步骤。[45]但是，就算政策走向真是这样，也从来没有扩大雅典公民权的提案曾经得到通过——如果曾经有人提过这类提案的话。希腊城邦是一种极为传统的机制，极为看重共同的血统和血缘，因而无法轻易将公民身份扩大到外人身上去。在遥远的过去，梭伦（Solon）、庇西斯特拉图（Peisistratus）、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都曾经吸纳新的公民群体。但是，公元前5世纪的政策远远没有这么慷慨。451年，伯利克里收紧政策，只有双亲都是雅典人的才可以获得雅典公民身份。[46]从那时开始，随着帝国发展，相伴而来的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好处让雅典人更加不愿与他人分享他们的这些好处。无论如何，413年绝非政策试点的适当时机。在西西里灾祸之后，整个希腊世界都觉得雅典已势如累卵，此时，雅典再立即做出这样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政策让步，这无疑将释放积弱的信号，很可能会激起盟友的叛乱。[47]
无论雅典属邦和盟友的态度在西西里惨败之前是怎样的，到了413年，这些城邦对雅典态度如何，当代学者并无争议。[48]“属邦即便力不从心，也准备叛离雅典。”[49]一年之内，所有主要地区，（-10，11-）包括优卑亚、开俄斯（Chios）、列斯堡岛（Lesbos）、罗德岛（Rhodes）、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都叛变了。这些叛变之所以取得成功并引发其他叛变，离不开来自帝国外部的有效帮助。这种协助主要来自于斯巴达同盟，特别是斯巴达，同盟中享有霸权地位的这个城邦。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就在雅典惨败于西西里之后，斯巴达人士气高涨，渴望立即将战争推进到胜利终结。修昔底德还记载道，斯巴达人的战争目的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斯巴达人计算过，推翻雅典以后，“他们自己可以安全地享有整个希腊的霸权”。[50]在战争中，胃口往往随战事持续而不断增大，在413年，肯定有斯巴达人不再把解放希腊人当作战争的目的，而把统治希腊人当成战争的目的。不迟于475年，期巴达就已经有一小撮人怀有这样的野心。[51]此外，我们还可以相信，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取得胜利，在德西利亚建立永久要塞，同时，雅典在西西里失败，这些事态都令更多的斯巴达人开始怀有野心，他们希望“他们将享有巨大的财富，斯巴达将变得更加强大、更有权势，公民个人的财富也将大有进益”。[52]
在斯巴达，这个怀有野心的激进派别之所以得到发展，原因不仅来自于战场的胜利，更来自于斯巴达社会性质的变革趋势，这种变革因战事升级而不断发生。这一变革趋势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完全斯巴达公民（full Spartan citizens，Spartiates）人数不断减少。在普拉提阿（Plataea）战役的时候，斯巴达尚有重装步兵5000名；不过一百零几年之后，到了琉珂察（Leuctra）战役时，斯巴达只剩下重装步兵1000名左右。而这事发生在一片据亚里士多德说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名重装步兵的土地上。[53]人数的减少必定反映了出生率降低，因为斯巴达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鼓励其公民限制家庭规模。斯巴达的完全公民权以及与之相伴的荣誉取决于这名公民为集体伙食团（the common mess）提供份额的能力。基于这个目的，每一名斯巴达完全公民都会得到公家拨给的一片土地，但有些时候，这份公共土地并不能生产出足够份额的粮食来提供给公共伙食团。作为斯巴达人，孩子越多，这个问题就越严峻。同时，斯巴达人有的是办法（-11，12-）来压缩家庭规模：晚婚，一妻多夫制，以及同性娈童风俗。[54]斯巴达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扭转这一人口趋势，因为对他们而言，由公民担任的重装步兵数量越多越好。[55]但是，这种努力并无成效。斯巴达完全公民继续限制子女数量，同时竭尽全力增加私有土地来补充公家拨地。斯巴达政体打造由“朋侪”（homoioi）组成的士兵阶级，由这个阶级担负保家卫国之任。斯巴达的政体设计鼓励这一阶级争取军事上的荣耀和声誉，通过献身祖国展现忠诚，且免受经济需求和经济利益的干扰。然而，讽刺的是，这一政体设计导致人力短缺，人们总是渴望财富，不平等愈演愈烈。
然而，尽管斯巴达完全公民的数目减少了，除了斯巴达完全公民之外的拉戈尼亚自由民的比例却增加了。早在421年，“脱籍黑劳士”（neodamodeis）数目即达1000。所谓“脱籍黑劳士”，是指在斯巴达部队参与作战的“黑劳士”（helots），这些人之后会得到一片土地和人身自由作为回报；到了396年，脱籍黑劳士数目至少达到2000。[56]这些人及其子女当然渴望得到斯巴达完全公民的身份，这个名号（译注：neodamodeis字面意思为“新平民”）本身就显示一种公民身份。[57]另一个类似的群体是“落籍斯巴达人”（hypomeiones），或称“落籍者”（inferiors）。落籍斯巴达人在古代文献中仅出现过一次，是在4世纪早期。[58]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已经存在。这些人出身于斯巴达完全公民阶级，接受斯巴达式教育，因为贫困而无法提供公共伙食的足够份额，所以无法获得斯巴达公民身份。因为无法获得斯巴达完全公民身份，所以这些人也无法得到尊敬与荣誉。[59]此外，还有一种不属于斯巴达完全公民的自由人，叫作“次仲”（mothakes，foster brother）。部分次仲似乎是斯巴达人父亲与黑劳士母亲的非婚生子，但还有些次仲应该是出身于斯巴达完全公民的、却因贫穷而无法提供公共伙食份额的人，也就是“落籍斯巴达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机会接受（-12，13-）斯巴达式的训练；如果有较富裕的斯巴达人赞助其伙食份额，他们也有可能进入公共伙食团。[60]有3名次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是军事指挥官，分别是句列普斯（Gylippus）、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以及莱山德（Lysander）。这些出身卑微的人能够获得如此荣耀和显赫的职位，这意味着只要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得到了入选伙食团和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的经济基础，其他人就会想要效仿这三个人。最大的希望在于军事征服。雅典帝国在爱琴海地区（the Aegean）被摧毁，胜利的斯巴达人就有机会攫取财富，而斯巴达的领袖则就有机会攫取荣誉。没有办法获得公民身份的人渴望通过战争来获得它。像句列普斯和莱山德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拥有公民身份，但是他们那令人尊敬的光荣职位却总被其卑微出身的阴云所笼罩，提升自身地位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得到胜利。这一类人往往采取勇往直前的激进政策，而不会拥戴无功无过的中庸政策。
对“全希腊霸权”的渴望在斯巴达上层圈子也不乏支持。从421年开始，这个派别就渴望撕毁《尼基阿斯和约》，支持出兵支援叙拉古人，支持驻防德西利亚。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之后，这些人肯定得意洋洋。阿吉斯（Agis）带着他在曼提尼亚大捷所获得的荣誉和影响力，在德西利亚享有斯巴达国王一般很难获得的巨大权势。阿吉斯渴望能在自己的领导下击溃雅典帝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誉与权力。[61]
斯巴达的政策传统是反对在伯罗奔尼撒之外冒险，支持这种传统的斯巴达人赞成《尼基阿斯和约》，不愿增援西西里，也不愿在亚狄珈设防。在413年的时候，这部分人肯定并不如激进派声势大。鸽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发现，自从他的兄弟因为在曼提尼亚战役中的怯懦表现而被定罪和被流放以后，他原本就脆弱的地位变得更加不堪一击。[62]这样一来，普雷斯托阿纳克斯根本无从贯彻自己的审慎政策，特别是在曼提尼亚和西西里之后。现在，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拥趸——一般来说，这类人在斯巴达是占优势的——更（-13，14-）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反对以激进政策重启战端。雅典仍然据有派娄斯（Pylos）与叙铁拉（Cythera），仍然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煽动黑劳士制造麻烦。脱籍黑劳士与落籍斯巴达人数量越来越多，尽管这些人在军队中为斯巴达事业献身，他们仍完全可能成为动荡的因素。据色诺芬描述，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初，这些人简直无法掩饰他们“生吞斯巴达人”的渴望。[63]而此刻距那时不过15年，所以，只要稍加留心，斯巴达人应该已经能够认识到这部分人所引起的危险。随着阿吉斯及其激进派拥趸的影响日益增强，斯巴达人更有理由担心，一旦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军队被迫远离家乡前去征战，那么，征战的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激进派的权势。对于审慎与和平政策的拥趸来说，尽管他们无法阻止413年的战事，但是可以想象，如果速胜不如预期，那么，这些人势必挑事。
斯巴达的激进派马上就面临实际问题。造船需要钱，为舰只配备人员需要更多钱。在爱琴海地区和海勒斯滂地区（the Hellespont）煽动叛乱，支持这些地区反对雅典人，与雅典人在海上交战，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有大舰队能够在海上长时间停留，同时还必须向船员支付薪饷。斯巴达无法提供必要的部队。斯巴达人既没有什么舰船，也没有什么钱。过去，他们依靠盟友来获得舰船和钱；但战争严重影响了他们最重要盟友的经济实力。尽管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的盟友们“同心协力，力图”逃离战争困境，“比以前更甚”。[64]但是，在斯巴达的盟友当中，至少有一些城邦看起来并没有其他城邦那么热衷和情愿。当斯巴达人提议从地峡（the Isthmus）出发，去帮助开俄斯人发动叛乱的时候，科林斯（Corinth）人没有照办，他们要求拖到地峡运动会之后。[65]
此外，尽管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盟友十分热情，但这些盟邦并无能力提供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打败雅典。斯巴达人在爱琴海为战争做准备的时候，给盟邦安排了各自建造舰队的份额：斯巴达人自己建造25艘；彼欧提亚人建造25艘；科林斯人建造15艘；洛克里司人（-14，15-）（Locrians）和佛基斯人（Phocians）一共建造15艘；阿卡狄亚（Arcadia）、佩林（Pellene）、西叙昂（Sicyon）一共建造10艘；墨伽拉（Megara）、托洛溱（Troezen）、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和赫尔迈翁（Hermione）一共建造10艘。[66]他们想建造总共100艘三列桨战舰，但这个数字也不足以取得对雅典人的优势。412年春天，只有39艘舰船可以投入战斗。[67]在海上作战的余下时候，这些位于希腊大陆的斯巴达盟邦所提供的舰船，少之又少。[68]
斯巴达人还对他们的西西里盟友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很可能会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带着他们被迫建立的强大海军力量过来”。[69]就这一点来说，斯巴达人是过分乐观了。修昔底德告诉我们，412年加入斯巴达舰队的舰船中，只有20艘来自叙拉古，2艘来自塞林努斯（Selinus）。[70]色诺芬记载，后来，又有另外5艘叙拉古船加入了上述22艘西西里舰船，这5艘船是在409年赶来防守以弗所的。[71]西西里对斯巴达征战爱琴海和海勒斯滂地区贡献有限，这与其国内矛盾有关。叙拉古发生民主革命，赫墨克拉底（Hermocrates）失势，而赫墨克拉底正是斯巴达利益和激进政策的最大拥趸。[72]在试图重新夺回权力的时候，他遭到流放，继而被杀；反对他的民主派别显然不愿意在雅典威胁消失之后再远离故土、去支持斯巴达的战争。此外，409年，迦太基对希腊人的西西里发动猛攻，并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完全占领了西西里。[73]斯巴达人或许没能（-15，16-）预见到如此事态，但是阿奇达慕斯战争的经验令其多少比较机警而周全。431年，他们向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同盟索要500艘舰船，但是一艘也没有得到。[74]雅典进犯业已粉碎，这时，再指望西西里会派出一支大军前来援助斯巴达，这无论如何都不现实。
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没法指望在船只和资金方面自给自足。要打败雅典——即便是在雅典惨败西西里之后——，比较现实的打算是，看看能否从波斯的帝国国库那里获得一些支援。然而，要获得波斯的支持，斯巴达人就必须与波斯大王达成协议，这绝非易事。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被认为是反抗波斯的希腊领袖，为此十分自豪。[75]事实上，斯巴达人还是打着“希腊自由”旗号介入这场战争的。[76]然而，要让波斯人帮助斯巴达人同雅典作战，他们肯定至少会要回现在属于希腊的小亚细亚地区。以放弃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为结盟波斯的代价，大部分斯巴达人是很难接受的。保守派一定会攻击这样的妥协，说不名誉，甚至对于激进派的斯巴达人来说，对于斯巴达率领希腊人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希腊同胞这样的荣誉，他们也还是不情愿去破坏的。此外，一些斯巴达人可能还怀有贪心，想要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所缴贡赋从雅典手上转到自己手上，而不是转到波斯手上。波斯援助必不可少，但谈判必须小心翼翼，能否成功则决不好说。
413年，我们有理由认为，波斯人也许会愿意加入对雅典的战争。雅典帝国的壮大是以波斯为代价的，波斯人从爱琴海和海勒斯滂海峡的水路被赶出去，大王失去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还有它们的税赋。除了财政损失外，更沉重的打击很可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君主们的荣誉受损。（-16，17-）这些君主都把自己叫作“大王，诸王之王，诸不同民族之王，广袤伟大土地之王，等等。”[77]甚至，在《卡利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在本世纪中叶正式结束了雅典与波斯的战争之后，冲突也并未终止；散发状态和较低水平的冲突仍在持续，一名学者把这种状态叫作“冷战”，再适当不过。[78]波斯人支持卡里亚（Caria），吕西亚（Lycia），缪西亚（Mysia）和海勒斯滂地区的叛乱，看起来已经违反了和约规定；而雅典跨越和约所规定的底线渗入黑海地区（the Black Sea），看起来亦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违约行动。
不管怎么说，波斯节度使庇苏司涅（Pissusthnes）在440年的行为肯定出于对雅典的敌视。庇苏司涅与萨摩司叛乱者结盟，以萨摩司人的名义将一名雅典驻军士兵扣为人质。[79]无疑，作为节度使，庇苏司涅特有权势、特别独立；他随后的叛变可以证明这一点。[80]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庇苏司涅的行动与大王旨意背道而驰。那时，只要腓尼基（Phoenicia）舰队朝着萨摩司的雅典军队开去，就已经足够吓得伯利克里从萨摩司驻军中抽调60艘舰船，驶向卡里亚前去拦截。尽管这种事件在爱琴海地区从未上演，但是，若想转移雅典注意力、转移雅典在萨摩司的军队，这也不失为可行之策。[81]这支舰队的行动可以清楚表明，节度使的行动得到了正式许可。因为不管怎么说，波斯大王既没说庇苏司涅的行动与自己无关，也没有为此惩处庇苏司涅。
在平定了萨摩司叛乱后，很快，（-17，18-）也许是在437年，伯利克里率部进行他著名的黑海远征，在这个地区耀武扬威，同时也是为了警告波斯人不要再学庇苏司涅轻举妄动。[82]在43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搞这种警告，因为斯巴达人的同盟对萨摩司人的支援遭到失败，而雅典又取得了胜利，这足够说明，在和平时期，雅典在爱琴海地区不容挑战。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小亚细亚海岸不过是波斯大王整体考虑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有一个广袤的帝国，责任重大，麻烦不少。苏撒（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很不一样，甚至与帝国西陲撒尔狄司（Sardis）和大司叙里昂（Dascylium）驻防的节度使们也完全不同。
然而，431年在希腊爆发的这场大战，令波斯人另有机会侵扰雅典。431年春天，柯罗丰（Colophon）爆发党争，庇苏司涅再次得到干涉良机。他派遣一名下属伊塔墨涅斯（Itamenes）带着由非希腊人组成的部队，从不远处赶来；伊塔墨涅斯拿下这个城邦，把亲雅典党人流放到诺提昂（Notium）。党争于是又爆发在诺提昂，其中一方得到庇苏司涅雇佣兵的援助。最后，雅典派来了将军帕其斯（Paches），他打败了雇佣兵军队和亲波斯党人，在诺提昂建立了雅典殖民地，同时在柯罗丰重新扶植了亲雅典党人的政权。[83]这位波斯节度使的一系列行动使得从爱奥尼亚（Ionia）和列斯堡流亡异乡的反雅典党人相信，庇苏司涅会加入斯巴达反对雅典的战争。这些流亡的反雅典党人找到斯巴达将军阿尔西达（Alcidas），企图说服他去夺取下一个海滨城邦，以此为爱奥尼亚革命燎原之星火；但是胆小的阿尔西达拒绝了。[84]除此之外，庇苏司涅在430至425年之前的某个时候，应该是支持了卡里亚地区的反雅典暴动，而雅典人，应该是通过向波斯治下的黑海城邦索取贡赋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复。[85]
425年末，雅典人得到惊人情报，发现波斯人对他们形成了威胁。雅典的一位将军阻截了波斯大王派去斯巴达的使节阿尔塔斐尼（Artaphernes）。雅典人翻译并阅读了阿尔塔斐尼携带的信函，于是，有关外交谈判暴露无遗。波斯大王不知道斯巴达人要什么。（-18，19-）“数名使节前来见驾，但所言分歧。欲使辞顺理达，斯巴达人当遣使与波斯信使同来见驾。”[86]不管信中所谓的沟通问题究竟是什么，斯巴达人为何而来再清楚不过。早在430年，斯巴达人就曾派遣使团，前去觐见波斯大王，看看是否“可以说服波斯大王给他们提供金钱、加入战争”。[87]有证据表明在这次的情报被发现之前，斯巴达人还曾多次遣使前往波斯。但是425年，雅典人感到格外惊恐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如今，波斯大王采取了主动。
对于波斯的动机，我们只能揣摩一二。雅典在派娄斯和斯伐刻帖里亚（Sphacteria）意外取得胜利的消息也许是一个原因。我们应当还记得，所有希腊人都曾以为雅典只是抵抗几年，过一阵子就会投降。425年之前发生的事可说是证实了希腊人的这一普遍推测，所以，波斯人也没有什么动力来干涉。波斯人完全可以指望着斯巴达人，在适当的时候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在斯伐刻帖里亚投降，打乱了波斯人的如意算盘。这次打击摧毁了斯巴达的信心，让雅典人能够募得贡赋、解决财政问题，与此同时，黑劳士暴动、斯巴达同盟变节、以及雅典取胜的可能也随之浮现。[88]大流士不仅要担心波斯可能永无染指爱琴海和海勒斯滂的机会，还得害怕雅典在取胜之后，实力和胆量更加与日俱增。
对于雅典人来说，波斯这番新动向值得警惕。假使当时波斯给了斯巴达人金钱和海军任凭他们支配的话，雅典人很可能就无法在斯伐刻帖里亚取得那般神奇的胜绩。于是，雅典人用一艘三列桨战舰将阿尔塔斐尼送回以弗所，还派遣了一个雅典使团一同前往。我们不知道这个使团有何具体任务，但是看起来，雅典人至少想改善与波斯的关系，阻止波斯与斯巴达同盟签订协议。不管雅典使团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他们没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在以弗所就得知波斯大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Artaxerxes）已经驾崩，所以他们就回雅典去了。[89]
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其他的谈判，但是391年，雄辩家安多基德斯（Andocides）提到他的叔叔埃披吕库（Epilycus）谈下来的一个条约，（-19，20-） 说这个条约与波斯大王“建立了永久的友谊”。[90]雅典雄辩家们素有依据需要裁度甚至伪造历史的恶劣名声，安多基德斯似乎是一丘之貉。[91]然而，有一则铭文可以证实《埃披吕库条约》的存在。这则铭文的内容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道法令，它被保存下来的形式则是在公元前4世纪制作的该法令的一个副本。这则铭文表扬了某个名叫赫拉科莱德司（Heracleides）的人，说他在与波斯大王进行条约谈判时作出了贡献。要确定条约日期、重构条约内容，就必须同时结合铭文重建与铭文阐释这两种方法，对这则铭文进行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卓越的铭文学家、历史学家密格斯（Meiggs）对自己的研究有充分自信，他认为：“在5世纪，很少有文献比这道法令的内容更加确定。科拉佐门奈（Clazomenae）的赫拉科莱德司因帮助雅典使团而受到了这道法令的表扬，这个使团中有安多基德斯的叔叔埃披吕库，他是‘五百人议事会’（boule）的成员，于424至423年参加使团，与大流士大王进行条约谈判。”[92]
雅典人行动迅速，马上开始阻止波斯帮助斯巴达，这并不出人意料。424年底，伯拉西达（Brasidas）已经攫取安菲玻里，对雅典帝国的整个色雷斯（Thrace）—马其顿地区形成威胁。但马其顿国王是如此靠不住，波斯人给的船只和金钱则可以把伯拉西达从这种脆弱的依靠中解放出来，放手去征伐其他地方，甚至向东挺进海勒斯滂。这番可怕的展望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雅典人为何要马上与刚刚登基、基础还很不牢固的大流士二世签订条约。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驾崩引发混乱，有一位学者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称为“四帝之年”，（-20，21-）用罗马皇帝尼禄（Nero）死后的内战年份以喻之。[93]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唯一婚生子薛西斯二世（Xerxes II）继位。薛西斯二世的母亲是阿尔塔薛西斯的波斯人妻子。但是，阿尔塔薛西斯与众妾媵共诞有私生子17名。其中一位，琐戈狄亚奴（Sogdianus），在薛西斯二世即位后45天就弑君篡位。很快，他的地位遭到了另一名私生子的挑战。这名私生子名叫奥库斯（Ochus），是叙尔喀尼亚（Hyrcania）节度使。奥库斯叛乱成功，即位为大流士二世；我们所知的是，早至424年8月16日，他就已经被承认为波斯君主。[94]但是阿尔塔薛西斯的16个私生子还健在，其他一些纯血波斯人和皇室后裔可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比大流士更有资格继承王位。事实上，叛乱确实接踵而来，其中第一个向他发起挑战的就是他的同胞兄弟阿尔西忒（Arsites）。[95]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流士急欲达成协议，迫切之情不会亚于雅典人。大流士帮助斯巴达人完全没有任何好处，大流士害怕雅典人会插手此事、帮助阿尔西忒，因为阿尔西忒已经雇佣了希腊雇佣兵来对付他。[96]这些顾虑都可以解释为何《埃披吕库条约》能够签订，这些理据甚至可能证明，安多基德斯演说中所提到的具体条文也不假。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个新条约仅仅是《卡利阿斯条约》的续约，这当然是可能的。[97]然而，在424/423年的特殊情况下，雅典和波斯都需要进一步确认，彼此友好、互不干涉。[98]
至少从波斯的观点看来，这个条约是恰逢其时的。也许就在不久以前，在阿尔西忒失败之后，大流士还面临着（-21，22-）另一次起义，这次是撒尔狄司节度使庇苏司涅。[99]庇苏司涅是大流士一世嫡孙，是一个经验老到、根基深厚的重藩节度使，他的军队中还有一支希腊人雇佣兵，如此种种，都使得庇苏司涅叛乱看起来更具威胁。[100]大流士派遣了三个将军率部前去平乱，主将是替萨斐尼（Tissaphernes）。平乱三将军贿赂雇佣兵，许其首领以土地城郭，令其投诚。庇苏司涅被杀，其行省被褫夺，移交替萨斐尼。在418年之后的某个时间，大流士再次平乱，而这次的威胁显然要小得多。[101]
历经大小叛乱如是，大流士肯定庆幸他与雅典有协约在先。特别是在421至415年间，从形式上来看，雅典处于和平时期；究其实质而言，雅典是在重新积聚力量、勃发野心。当然，在平定数次叛乱、巩固统治基础之后，大流士也许会向西看，会想要收回波斯失去的诸行省。但是，波斯与雅典之间立有条约；斯巴达困囿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海军控制着海洋；在雅典金库里，贡赋有所增加，军事支出尚未榨干雅典财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斯大王难有作为。他需要等待时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若非雅典远征西西里，他可能还得等上好久”。[102]
若对战争局势了然于胸、判断分析又可做到客观的话，一个生活在413年的人对局势的看法，可能与我们今日所能揣测的全然不同。尽管西西里惨败如此，城邦所受损失巨大，敌军狂热如此，但是，战争的结果并不比其在431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更好预测。如果雅典人可以保持镇静，限制花销，控制盟友，他们完全没必要放弃。西西里惨败并未招致波斯干涉。除非波斯人愿意投入相当可观的资源，不然，雅典人在海上不会被打败，而波斯愿意付此代价的意愿还没有体现出来。（-22，23-）波斯大王是不是不愿意从其庞杂的帝国事务中再一次分心，没人可以肯定。就算他愿意分心垂顾，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与斯巴达人能否协同一心、同仇敌忾。在431年的时候，不管雅典采取什么战略，都无法确保战胜伯罗奔尼撒人；但是，就算资源有限，进行一桩伯利克里式的交易并非天方夜谭。而在413年，时过境迁，关键在于，斯巴达人如果能够将波斯卷入战争、并有效利用波斯人的实力的话，他们是有可能赢得战争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实现起来也并非易事。在413年，攻守之势悬决。这关键是在斯巴达，也在波斯，但不在雅典。
[1] 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见布索特（Busolt），《希腊历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GG），第3卷，第2册，第684页。
[2] Plut.Nic.30；阿特奈乌斯（Athenaeus 9.407）讲述了喜剧诗人席格蒙（Hegemon）的故事，因为席格蒙的剧作让雅典人十分开心，所以哪怕是在西西里惨祸消息传到剧院时，他们也还是在笑。“没人离开剧场，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一些亲属。所以，他们偷偷地流泪，也不会站起来离开，这样，他们因这一灾祸而来的悲恸就不会被其他城邦来的观众看到。”
[3] Thuc.8.1.1.
[4] Thuc.8.1.2.
[5] 我接下来对人力和人口的讨论得益于巴里·S·施特劳斯（Barry S.Strauss）在其“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Division and Conquest：Athens，403—386 B.C.，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9年）第二章中的精彩分析。其他有所帮助的解读来自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页及注释5），梅耶（Meyer）（《古代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alter Geschichte./Forsch.］，第2卷，第149—195页），戈姆（A.W.Gomme）（《公元前5和前4世纪雅典的人口》［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芝加哥，1967年），贝洛赫（K.J.Beloch）（《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口》［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莱比锡，1885年），以及琼斯（A.H.M.Jones）（《雅典的民主》［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69年，第161—180页）。
[6] Thuc.2.13.8；关于外邦居留民和日佣级公民的人数，参见施特劳斯，“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
[7] Thuc.3.87.3；Thuc.2.49.7—8；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71页。
[8] 这是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页）的分析，看起来比较合理。
[9] 这些数字是根据上面已经给出的数据和施特劳斯在“分裂与征服：雅典，公元前404—前386年”（第72—91页）中的论证而估算出来的。
[1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0—1401页；第1401页，注释1。
[11] Thuc.8.1.2.
[12] Thuc.2.24.1.
[13] 《雅典贡赋表》（ATL，Athenian Tribute Lists，第3卷，第358页）的作者们说：“很明显，在414年，雅典娜金库（the treasury of Athena）及献给其他神明的金库中的储备资金又一次被削减到422年的低水平。”《雅典贡赋表》的作者估算422年的数字是444塔伦特（第3卷，第344页，注释94）。
[14] Thuc.7.27.3—28.2；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第291—292页。
[15] 对此刻雅典经济困境的最佳讨论，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4—1408页。
[16] 关于三列桨战舰舰长的职责与花费，参见Thuc.6.31.3；Lysias 32.24；阿密特（M.Amit），《雅典与海洋》（Athens and the Sea），布鲁塞尔，1965，第103—115页；以及莫里森（J.S.Morrison）与威廉姆斯（R.T.Williams），《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Greek Oared Ships，900—332 B.C.），剑桥，1968年，第260—263页。关于三列桨战舰联合舰长出现的日期，参见约尔丹（B.Jordan），《古典时代雅典海军》（The Athenian Nav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伯克利，1975年，第70—72页。
[17] 对阿里斯托芬《蛙》的一则注疏：Scholion to Aristph.，Frogs 404；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5页，注释1。
[18] Thuc.3.19.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144—145页。
[19] 这些看法来自汤森（R.Thomsen），《直接战争税》（Eisphora），哥本哈根，1964年，第172—175页。
[20] 我接受贝洛赫的看法，《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AP，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第66页。这一论证得到了布索特的认可：《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7页，注释1，同时参见汤森，《直接战争税》，第175页。
[21] 这是我对于Thuc.8.1.3的翻译与阐释：
，
[22] 关于古代信源，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9页，注释1。关于贤哲的当代学术讨论有：史密斯（F.D.Smith），《雅典政治委员会》（Athenian Political Commission），芝加哥，1920年，第32—41页；谢斐（H.Schaefer），《古典科学百科全书》“保-威百科全书”（PW，Realenzyklopädie der k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第45卷，1957年，第1222—1231页。
[23] 柯罗歇（P.Cloché）谈及了“控制”（《希腊研究评论》［REG，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第35卷，1922年，第279页），格罗茨（G.Glotz）谈及了“替代”（《希腊历史》［HG，Histoire grecque］，第2卷，第708页）。
[24] R·A·德·莱（R.A.De Laix），《雅典贤哲制度：政治决策研究》（Probouleusis at Athens：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1973年，第32页。
[25]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09—1410页。
[26] Aristoph.Lysis.410—610，980—1012.
[27] Arist.Pol.1298b，1299b，1322b，1323a.
[28]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0—1411页；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5页；伊涅特（Hignett），《雅典政制史》（HAC，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第169页。
[29] 参见本书第六章。
[30] 我们说哈格浓是贤哲、是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的父亲，根据是吕西阿斯（Lys.12.65）和色诺芬（Xen.Hell.2.3.30）。若无特别说明，所有色诺芬引注指的都是其《希腊志》。
[31] 戴维斯（Davies），《雅典有产家庭论》（APF，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第227—228页。译注：《尼基阿斯和约》：Thuc.5.18—9；《雅典-斯巴达同盟条约》：Thuc.5.23.
[32] 关于他死亡的日期，见帕罗斯碑第56行、第54行（Marmor Parium 56 and 54，FGrH II 239，1000—1001）。关于他担任“提洛同盟财政官”职务，参见《雅典贡赋表》，第2卷，第12表，第36行。关于他担任将军职务，参见安德罗提昂（Androtion）：Androtion，FGrH III 324，Fr.38.
[33] 厄霖博格（V.Ehrenberg），《索福克勒斯与伯利克里》，牛津，1954年，第117—140页；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49—153页，第175—177页。
[34] Thuc.8.1.4. 译文使用谢德风译本，第567页。
[35] Thuc.2.22.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55—56页。
[36] Thuc.8.1.3.
[37] 关于马其顿是雅典海军所需木材的主要来源，参见IG I2 71（同时见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14页，注释28）；IG I2 105=GHI 91，以及And.2.11；以及Xen.Hell.6.1.11。马其顿国王沛耳狄喀（Perdiccas）与雅典关系不稳定，在414年再次与雅典人结盟（Thuc.7.9），并死于这之后到4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410年有记录表明他的继任者阿奇劳斯（Archelaus）与他们在皮德纳（Pydna）打仗（Diod.13.49.1）。因此，在413/412年，雅典能够无压力从马其顿获得木材。
[38] Thuc.8.4.
[39] Thuc.7.28.4. 新关税也许是于413年秋天开始实施（《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402页），也就是刚刚选举出贤哲的时候（史密斯，《雅典政治委员会》，第39页）。
[40] 《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4卷，第408页。
[41] 关于日期，参见罗杰斯（B.B.Rogers），《吕西翠妲》（Lysistrata），伦敦，1911年，第x页。至于这部戏是在小酒神节（the Lenaea）还是在大酒神节（City Dionysia）演出的，我们不得而知。
[42] Aristoph. Lysis.573—586. 我使用的是道格拉斯·帕克（Douglass Parker）栩栩如生的翻译（《吕西翠妲》，密歇根州安娜堡，1964年，第44—45页）。帕克认为，剧中所谓“结块”（clumps），即是寡头党人的党社（第91页）。关于这样一种阐释，同时参见柳闻（J. van Leeuwen），《吕西翠妲》，莱顿，1903年，第86—87页；以及罗杰斯（Rogers），《吕西翠妲》，第72页。安德鲁斯（《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89页）认为，这个词指的不是寡头党社，而是“一群垄断公共职务、躲避服役的职业政治家”。安德鲁斯把“结块”（clumps）叫作“线团”（tangles），并说，该词“指的是一群团结起来争夺公职的人”，而并不一定是寡头党人或阴谋家。
[43] 把阿里斯托芬作品作为真实历史的资料来源，对这一做法最强烈的抨击来自于戈姆的一篇著名文章（《古典评论》，第52卷，1938年，第97—100页）。而关于相反看法，应当如何正确利用喜剧，参见圣·克洛瓦（G.E.M.de Ste.Croix），《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231—244、355—376页。
[4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4页。梅耶（《古代历史》，第4卷，第12页）和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7页）与其观点相同。
[45] 贝洛赫如是建议（《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第67页）。
[46] 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103—104页。
[47]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414页。
[48] 就连对修昔底德批评得最为苛刻的学者也说，“在帝国的整个时期，盟友和属邦的民众一直忠于雅典，直到爱奥尼亚海战的决战失败……”（圣·克洛瓦，《历史学刊》［Historia］，第3卷，1954—1955年，第16页，“直到爱奥尼亚海战的决战失败”为本书作者所加）。
[49] Thuc.8.2.2.
[50] Thuc.8.2.4.
[51] Diod.11.50；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51—52页；圣·克洛瓦，《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第170页。
[52] Diod.11.50.
[53] Arist.Pol.1270a，29—32.
[54] 汤因比（A.Toynbee），《希腊历史诸问题》（Some Problems of Greek History），伦敦，1969年，第305—306页。卡特利奇（P.Cartledge），《剑桥古典语文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PCPS），第27卷，1981年，第17—38页。
[55] 关于斯巴达鼓励生育的一个总结，参见卡特利奇，《斯巴达与拉戈尼亚》（Sparta and Laconia），伦敦，1979年，第309—311页。
[56] Thuc.5.49.1；Xen.Hell.4.3.2.
[57] 喀施戴特（U.Kahrstedt），《希腊宪法》（Griechisches Staatsrecht），第1卷，哥廷根，1922年，第46页以下。同时参见奥莱瓦（P.Oliva）的讨论：《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blems），阿姆斯特丹与布拉格，1971年，第166—170页。
[58] Xen.Hell.3.3.6.
[59] 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7—178页；卡特利奇，《斯巴达与拉戈尼亚》，第313—315页。
[60] 对于上述内容最重要的贡献是罗茨（D.Lotze）的一篇论文（《历史学刊》，第11卷，1962年，第427—435页）。其他有用的讨论来自于奥莱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第174—177页；以及汤因比，《希腊历史诸问题》，第345页，注释3。
[61] 阿吉斯此时的权力与影响力，参见Thuc.8.5.1—4，与《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5卷，第12页。
[62] Thuc.5.72.1；卡根，《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第126—128页。
[63] Xen.Hell.3.3.6.
[64] Thuc.8.2.1. 译注：原文全句为“那些已经和斯巴达联盟的国家，比以前更加希望迅速地免除一切它们已经忍受了这么久的痛苦”。
[65] Thuc.8.9.
[66] Thuc.8.3.2.
[67] Thuc.8.7；其中，从柯林斯海岸拖往撒罗尼海湾岸边（Saronic Gulf）、并准备驶入爱琴海的舰船，只有21艘（Thuc.8.8.4，10.2）。
[68] 修昔底德提到了5艘柯林斯舰，1艘墨伽拉舰，1艘赫尔迈翁舰，这些舰船是阿斯提欧库斯（Astyochus）带到米利都去的（Thuc.8.33.1）；他还记载到，在犬坟（Cynossema）被雅典人俘虏的，有5艘柯林斯舰，2艘安布罗西亚（Ambracia）舰，2艘彼欧提亚舰，1艘琉卡斯（Leucas）舰，1艘佩林舰（Thuc.8.106.3）。色诺芬记载了410年科列库斯（Clearchus）领导的海勒斯滂海上远征，由15艘舰只组成，船员来自“墨伽拉和其他盟友”（Xen.Hell.1.1.36）。狄奥多罗斯提到彼欧提亚人在406年的阿吉努赛（Arginusae）战役中把持左翼，但是他没有给出具体数字。关于斯巴达的大陆盟友参与413年以后海战的情况，以上似乎是仅有的资料。
[69] Thuc.8.2.3.
[70] Thuc.8.26.1. 狄奥多罗斯（Diod.13.34.4，63.1）记载叙拉古船有35艘，没有提及塞林努斯人的船，但是色诺芬（Xen.Hell.1.2.8）确认叙拉古船有20艘。在犬坟和库济科斯（Cyzicus）作战的大约是同一支队伍（Thuc.8.104—6；Xen.Hell.1.2.8）。
[71] Xen.Hell. 1.2.8.
[72] Diod.13.34.6，39.4，63，75.2—9；Xen.Hell.1.1.27—31，3.13.
[73] Diod.13.54.
[74] Thuc.2.7.2.
[75] 刘易斯（Lewis），《斯巴达与波斯》（Sparta and Persia），第62—63页。
[76] Thuc.1.124.3；1.139.3；2.8.4；3.32.2，63.3；4.85.1，86.1.
[77] 关于这个形式的皇家头衔，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78页）。波斯君主们甚至可能会觉得，为帝国收复小亚细亚沿岸类似于一种宗教命令；埃第（S.K.Eddy）（《古典语文学》 ［Classical Philology］，第68卷1973年，第247页）说，波斯大王“统治整个亚细亚依赖的那种许可，不亚于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本人的意愿”。译注：阿胡拉·玛兹达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
[78] 埃第，《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41—258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9—61页）挑战了埃第的部分解释。刘易斯认为，总的来说，雅典-波斯冲突的证据被用得有点过，但是他并不否认雅典与波斯之间存在冲突这一事实。
[79] Thuc.1.115.4—5. 狄奥多罗斯说，萨摩司叛乱者募得的700名雇佣兵是庇苏司涅的慷慨赠予（Diod.12.27.3）。如果我们接受刘易斯的观点（《斯巴达与波斯》，第59页，注释65），那么，萨摩司叛乱者募得雇佣兵无疑得到了节度使的同意。
[80] Ctesias 52（科泰夏司，《波斯史》［Persica］，第52节）；庇苏司涅亦有皇家血统，他是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孙子（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5页，第80页）。译注：庇苏司涅叛变情节记录在Ctesias Persica 53。
[81] 这是埃第的看法（《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50页）。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9—60页）认为没有波斯舰队参与，但是狄奥多罗斯（Diod.12.27.5）和普鲁塔克（Plut.Per.26.1）所说的与刘易斯恰好相反。刘易斯还怀疑，要动员腓尼基海军，时间实在太过“紧张”。就算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是后世史料，不足采信，然而，伯利克里无疑确信是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这一点应当比刘易斯的怀疑更有说服力。如果曾经存在这样一支舰队，用刘易斯的话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大王是共犯”。
[82] 关于这次远征的日期和目的，参见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387—389页；亦可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60页，注释70。
[83] Thuc.3.34.
[84] Thuc.3.31.
[85] 埃第，《古典语文学》，第68卷，1973年，第255—256页。
[86] Thuc.4.50.2.
[87] Thuc.2.67.1.
[88] Thuc.4.40—4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248—251页。
[89] Thuc.4.50.3.
[90] And.3.29.
[91]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2—3页。
[92] 密格斯（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第135页。最重要的这则铭文是IG II2 8=GHI 70。因为这段铭文中提到了
与 
（王），所以很明显，这则铭文的主题是与波斯大王所订立的条约，因为在没有其他描述的情况下，希腊文献中单称“王”的只有波斯大王。这则铭文的日期被确定为424/423年，具体方法是：怀德-嘉利（H.T.Wade-Gery）整理出一些可以推定为该年制定的铭文，其中录有一些官员的名字，对照这些名字，就可以确定此处所探讨的这则铭文的年份（《希腊历史文集》［Essays in Greek History］，牛津，1958年，第201—232页）。斯托克顿（D.L.Stockton）（《历史学刊》，第8卷，1959年，第61—79页）对这种阐释方法进行了猛烈攻击，但是这番攻击被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3页，注释6）与密格斯-刘易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GHI］，第202—203页）完美化解。关于年份问题，其他学者们还有另外的看法：从422/421年到略早于415年都有。刘易斯考察了这些看法，同时有效运用波斯帝国史料，包括在巴比伦（Babylon）新出土的碑铭，最后总结道：“我认为，当前对这个条约所确定的那个年份大致是对的。这片新出土的碑铭文献提前了大流士登基的可能时间，大大提高了这个时间表为真的可能性”（《斯巴达与波斯》，第77页）。译注：IG II2 8=GHI 70，表示的是：《希腊铭文集成》（Inscriptiones Graecae），第2卷，第8条铭文，同时也是《希腊历史铭文选辑》，第70条铭文。
[93]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73页。
[94] 我们所知的这些情况，主要来自于科泰夏司（Ctesias 43—51），狄奥多罗斯的撰述从原则上来说，简单印证了他的记载（Diod.12.64.1，71.1）。要判断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即时序问题——是异常困难的。对此，刘易斯给出了精彩论述（《斯巴达与波斯》，第70—77页）。
[95] Ctesias 50—51. 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4页）认为，这次叛乱肯定是发生在“刚刚登基的时候”，他是对的。因为这是科泰夏司在大流士登基后提到的第一个事件，也因为“科泰夏司史书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句子将处死弑薛西斯者与对阿尔西忒执行死刑联系起来了”。
[96] Ctesias 50.
[97] 怀德-嘉利，《希腊历史文集》，第211页；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5页；密格斯，《雅典帝国》，第135页。
[98] 在我看来，布拉迈尔（A.Blamire）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对雅典人和波斯人动机的最佳理解。参见布拉迈尔，《凤凰学刊》（Phoenix），第29卷，1975年，第21—26页。
[99] Ctesias 52. 这件事可能发生在423至415年间的任何时候；韦斯特莱克（H.D.Westlake）论证，这件事发生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参见《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1—322页。其论证颇有说服力。
[100] 关于庇苏司涅的世系，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55页。雇佣兵将领是一个名叫吕孔（Lycon）的雅典人，但是正如安德鲁斯（《历史学刊》，第10卷，1961年，第4页，注释10）和韦斯特莱克（《凤凰学刊》，第31卷，1977年，第321页，注释8）所指出的，庇苏司涅的世系并不能说明他的祖国的政策和行动。
[101] Ctesias 53. 关于日期，参见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1页。
[102]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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