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生物安全

三、一年38篇稿件被批示

平安协会的调研与社会稳定善治论的提出，只是我在这一阶段众多调研成果中的一项。这几年，我专注于调查研究与理论探讨，仅2008年，所写调研稿件就有38篇被领导批示。

有人说新闻是年轻人的事业，新华社是个养小不养老的地方。尤其在这个信息量极速膨胀的时代，新闻记者往往到了55岁之后，就会被无情地驱逐出新闻一线，这也是大多数新华社记者晚年的命运。55岁后的我，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被宣布不适宜再聘任为记者，不再考核，写出新闻稿件也不能刊发，实际上已经提前被迫步入了退休赋闲的阶段。

在我看来，有些人以动态性新闻为生，年长了往往不如年轻人如鱼得水。相反，靠思想性新闻吃饭的人，四五十岁正是深度新闻生命的开始。

面对体制的束缚，我做了一番挣扎。

2008年，山东莱州市开展道德建设工程，市委书记林建宁派出数路人马，寻找高人指点，有两路人马都找到了我。我把莱州的公民道德建设经验从孝德、诚德、爱德为主题的“三德”工程总结。稿件在中国新闻社内参刊发，山东省省长姜大明、省委副书记刘伟、省委宣传部长李群批示。我总结的“三德”工程，为十七大道德建设论述的提出作了实践性的探索。

就在此时，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社长王鲁平找到了我。中新社山东分社要建立内参平台，想聘请我为顾问，实际上做的是总编辑工作。

沂水“生物养猪法”总结，是我在中新社发的第一篇调查。

2007年底，山东省政府畜牧办慕永太主任带了一大堆材料到我办公室介绍情况。因为畜牧办要与农业厅合并，他们想让上面领导了解一些成绩。我注意到，材料中有一份讲的是生物养猪，是宋平建议张高丽抓的。生物环保养猪酵母素是从日本洛东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引进的，宋平了解后，认为中国也可以试验。张高丽又把任务交给了慕永太，现在已经初有成效。宋平是我非常尊重的老领导，20年前，他对我的九间棚调查高度重视，曾派秘书彭清华专门听我汇报，并写信给姜春云，要求推广这一典型，使得九间棚影响迅速传播。生物养猪是宋平老人家让做的，我觉得更应该宣传推广好。

“猪病”与“猪肉贵”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焦点。那时从英国传进来的“蓝耳病”很厉害，一死一大片，许多村民瘫坐在地上哭。猪肉少了，价格于是大涨。那年8月，猪肉由八九块一斤涨到十三四块。猪肉一涨，什么都跟着涨。新任农业部部长孙政才一上任，就碰上这个棘手事。那年温总理亲自到陕西去调查研究，回良玉副总理跑了几个省，开了几个电话会。国家拿出1000多亿补贴，养每头老母猪补50元，一头小猪补10元，以此刺激农民养猪积极性。我认为，拿钱补贴农民养猪是好事。但从根本上解决生猪发展问题，还需要找出一条路来。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全国人大代表、九间棚村支书刘嘉坤听，希望他在“两会”上讲一讲。刘嘉坤后来在“两会”上发言，胡锦涛总书记听得很认真，停下笔，点头笑了笑。

建议虽然上达天听，但问题远没有解决。听了慕永太对生物养猪的介绍后，我决心亲眼看一看。我在临沂市副市长刘彦祥的陪同下来到沂水县长安村尹申健的养猪场。当时屋外气温零下5℃，寒风凛冽，一进养猪大棚，眼镜片马上浮起一层雾。大棚里温度高达20℃，很暖和，小猪们撒腿欢跑着。这时沂水县赵县长抓起一把猪粪让我闻，我吓了一跳，一闻，竟然全无气味，只有糠谷的香味。赵县长说，20分钟前还是猪粪，因为生物发酵，猪粪就迅速转化。怪不得一个偌大的可以容纳2000余头的猪场，竟没有一点臭味。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身着白大褂出入，很干净。尹申健告诉我，这叫生物养猪法，把玉米秸秆、稻壳、木屑粉碎，做成猪圈垫料，形成80公分的发酵床，然后在上面拌上微生物菌，使猪尿、粪分解转化，臭味便没了。没有臭味与蚊蝇，猪活得舒服，发病少，用药少，猪肉也达到国家无公害标准，农村也不再为环境污染操心，一举多得。

短短一小时的现场察访，我十分惊喜，闷在家里三天，上网查阅国内外资料，确认这项现代化养猪技术是一大进步。1980年前是既吃猪肉又积肥，到了21世纪，用化肥多了，猪粪不值钱。工厂化养猪多了，水土污染问题又变得很突出。现在解决了养猪生病与污染环境的问题，确实是现代农业的一场革命。我不禁想起邓小平早就做出的预言：“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问题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我认为，这件事应当让总理知道，这是帮助他卸去一块“心病”。于是以“养猪业的一场革命”为标题迅速成文，通过中新社内部信息清样给国务院领导发去。

2008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回良玉副总理在《山东组织推广环保型养猪新模式》的调查上批示：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山东省沂水县环保型养猪的新模式，以此积极稳妥地推进生猪规模养殖的发展和科学养殖的水平。首先应在全国选择若干地方进行试验示范，并强化技术指导和支持。接着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副部长张宝文、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姜大明接连批示。

沂水生物养猪法很快在山东省乃至全国形成一定影响。1月22日至24日，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安排，农业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经济技术专家司副司长王营带领调研组，到沂水县调研自然养猪法示范推广工作。5月21日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自然养猪法示范推广经验交流会”。后来国家专项拨款几千万元，用于扶持、推广应用生物养猪法。

当时调查出来后，还引起了一些小麻烦。与沂水县相邻的沂南县有意见，说生物养猪是他们先搞起来的，面积也比沂水大。因为省委农村领导小组陈希玉是沂水人，便拉上慕永太和我，于是就有了“沂水经验”。我叮嘱刘彦祥副市长，都是临沂的事，你们要平衡好，否则传到外面不好听。刘市长说，一定，一定。这时与临沂市相邻的枣庄市也有意见了，说临沂人是从枣庄学的，那个尹申健便是到枣庄参观后才搞起来的。我只好劝道，你们先干有功，临沂人创造出经验来也有功，都是山东的事，就不要嚷嚷了。后来，吉林人也有意见，说这种做法虽是从日本传来的，但最早是宋平在长白山看的。

就在2008年，我组织起草了58篇调查报告，其中有48篇为副省级以上领导所批示，包括温家宝、回良玉、张德江、刘延东、孟建柱、王胜俊等中央领导。

从泰安市打击黑社会的做法、新泰市“平安协会”经验、武城县“监督县委一把手”经验、李沧区“网络执政能力”到青岛法院救济人制度，我的调查研究搞得很热闹，搞完一个再搞一个，登门邀请调研的从未间断。山东各地县的学术界、党政界常有人到济南找我，带着材料来请我诊断，听我分析，提出建议。这时候，我已不当社长了，但是仍然是天天有人看望，天天有酒喝。一顿饭吃三四个小时，边吃饭边听情况介绍，别出主意。

看到我搞得有声有色，领导批示不断，其他新闻单位感到了压力，辗转找到山东省委领导。领导开玩笑，老李你不要干得太猛了，也要让人家有饭吃啊。

如今身在体制之外，我的新闻调研生命重又焕发光彩，这个是我内心值得自豪的。

促使我最终从庙堂走向江湖的是2008年12月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媒体正热火朝天地宣传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初期的一些典型案例被翻出来进行重访。中国第一个万元户的照片是我所拍，但是某家新闻单位在网站宣传时却不再署我的名字。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博客文章，激动之下便想自己试一试。于是我把在《新闻业务》上发表过的一篇《万元户的发现》找出来稍加整理发表在人民网上，没想到仅过十分钟便登上首页，接着又被转移到头条专栏，一小时内便有一万多人点击。新华社的大多数稿件也没有这样的传播效果，我异常欣喜，我意识到，互联网已经形成全民参与的新体制，每一个公民，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可以同台竞争，平等参与，这是对传统媒体的致命性冲击。

自此，我又相继在新浪网、理论网、搜狐网开通了个人博客，并成了我的年龄段中少有的对互联网十分钟情的人，基本保持三天一篇博文的写作速度。仅2009年，我便发出博文60余万字。我的博客，更新速度快，内容新鲜，面又宽。国家重大政策出台，我便马上写文章评论，当然这些评论绝不是政治性的表态，也不是理论性的阐述，而是智慧性的分析。写了大概一年时间，中央党校理论网将我的博客作为首席博客来推介，在搜狐网财经博客专栏中，我位列茅于轼、张五常、陈志武、周其仁、许小年之后，在新浪网财经热门博客专栏中，我列于叶檀之后，为第二位。似乎成为拥有众多拥趸的网络意见领袖，这种感觉在以前是找不到的。

我庆幸自己能够转型成功，终于在新华社体制外寻找到一个更加开阔与自由的天地，更有如鱼得水之感。我感谢旧体制对我的“抛弃”，使得我“逼上梁山”，在“江湖上”掀开生命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