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落后，令人不安

1984年，我连续两次脱产学习，先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半年，接着又到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两年。马克思主义与新闻学的教育，使我得到知识补充。学习结束不久，我接到总社安排前往大别山老区采访的任务，要求以“改革带来新变化”为主题，报道老区形势，以迎接党的十三大的召开。

报道新变化是新华社的一贯要求，可是当时离十三大召开还有半年时间，我对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并不了解，该从何着手呢？

从1987年5月20日至7月18日，带着上级指定的“生机勃勃的大别山区”的主题，我相继来到安徽省的安庆、宿松、太湖、岳西、金寨，湖北省的英山、罗田、红安、黄冈、蕲春、浠水，河南省的新县等地采访。我调查了12个县，看到的却是农民们异常艰苦的生存处境。究竟应该只反映改革的成就，还是应当也反映改革面临的困难；是组织画面表达改革的成就，还是抓取真相，反映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展示改革的客观进程？在反复的考量中，我最终放弃了上级布置的主题，改以“贫穷落后，令人不安”为主题。

这是风险极大的改变，但最后我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5月29日，我来到坐落在大别山南端的宿松县北浴乡滑石村，与我同行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张晓华、南康宁。到村中时，刚刚天黑，有些人家已经入睡。为了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敲开一家一户的门，目睹了山民们贫困而凄凉的生活。

第一户是汪连昌家。他已经59岁了，可是一辈子没有穿过棉袄。床上铺的是草，上面盖的是蓑衣，下面有一床新棉胎。这个村有36人参加红军，都死了，带他们走的队长当了大官，今年拨来一批棉胎。他说小儿子能过上睡棉胎的日子，真是托共产党的福。大儿子是65年生的，22岁了。我说也该说个媳妇了，汪连昌说不是不想，是想不着，这穷日子，哪个媳妇肯进门。说完，用手擦开眼眶，竟哭了。

第二户是梅银姣家。因为太穷了，借的别人家一间屋住。男伢23岁，女伢14岁，与爹娘合盖一床被。像这样父母与大龄儿女睡一张床的，在滑石村有56户。我们进屋时，男伢伸手挡脸，女伢把头蒙在被里，做母亲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深夜里，大家默默无语，那一声叹气久久地弥漫在空气里，使人的心觉得沉重。

第三户是汪方宝家……

这一夜，我走访了21户，其中父母与成年子女同床的有11户，没被子盖的有5户。直到深夜一点，我们才到村部吃饭。村部四壁空空，饭桌是抓计划生育时从超生的一户罚来的。从春节以来，村干部都没有吃过肉，听说北京客人来，他们专门派人出山买了肉，是梅菜烧肉。我们几个一口也吃不下，只吃了几块梅干菜。除了想把肉让给这几位半年没有吃过肉的干部外，此情此景也实在是难以下咽。

6月2日上午，我前往太湖县凉亭水库，途中遇到一位叫吴春香的老太太。老人快80岁了，两天没有吃饭，饿得心慌，没有力气站起来，就坐在地上。眼前晒在石头上的一小片麦子，能打20斤面，是她全家一年的口粮。我记下了老人说的一段话：

我们是单门独户，儿子是个残疾。只有在山上开一片地，就打这么多面，一年尽吃野菜。两年多没吃肉了，闻到肉味就淌口水。养两只鸡，鸡蛋也舍不得吃，油、盐全靠这两只鸡了。我现在巴不得死，死了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可我走了，儿子谁管呀。儿子是老光棍，没人跟他了，我死了放不下心。

从安徽到湖北，又到河南，顺着大别山走，我见到了很多贫困村庄，也看到不少像吴春香这样无法活下去的老人。这些令人痛心的现实，让我受到一次次的撞击。农村改革初期，在沂蒙山区目击的种种贫穷景象，曾让我内心久难平息。改革六七年后，在大别山革命老区，我又目睹了与当年如出一辙的贫苦生活，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我们新闻记者习惯了正面报道，也走惯了干部们指定的采访路线，在大城市和县城附近转悠，画面上总是“莺歌燕舞”的形势。要知道中国地形复杂，在边边角角有多少穷人需要我们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改革确实为农村带来巨大变化，但我们千万不能过于乐观，把形势看得过好。我们做报道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长期以来，每当上面强调一种精神，新闻领域总要刮一阵风。不少人常把理想当作现实，对眼前的真实视而不见，以至于读者的视线里只有光彩的一面。这种风气源于50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并在十年动乱中大刮特刮。然而三中全会毕竟已开过8年了，全党的思想路线已确定为实事求是，再把此风的存在归咎于历史是不公正的。

正是在这种思考之下，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看到的贫穷落后状况以恰当的方法报道出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农村生产力的落后，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这种想法，违背了上级下达的指示，也违背了当时新闻界宣传的统一口径。

198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拍摄的一组四幅照片，标题是“贫困落后，令人不安”，副题是“大别山区掠影”。当时发这样一组报道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黄彩忠、凌志军给予破例处理。这是《人民日报》在建国后第一次刊登直接从正面揭露我国贫穷落后局面的照片。而新华社编辑部对这组照片，则一张也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