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四次解决西北历史问题

1935年陕北发生的错误肃反问题，在1942年延安整风和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时，中央已经解决了。但是，1954年“高饶”问题出现后，1956年9月和1958年，郭洪涛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我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

1959年11月23日，中监委的同志根据郭洪涛的要求，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审查意见》根据郭洪涛本人的说法，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1978年，中央组织部应郭洪涛的要求，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1959年《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这个通知还传到了某些基层单位。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这在西北老同志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以及后来在党史教学和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某些范围内引发了思想上的混乱。

1981年下半年，郭洪涛又连续在全国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五期上发表《陕北烽火》，在《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发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等文章，为他辩解。还特别说道：中央已于1960年对他的问题重新作了审查结论，1978年12月中央组织部就此问题发了通知，肯定他在陕北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1979年和1980年，我和刘景范等同志出来工作后，得知以上情况，我们认为郭洪涛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关同志的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分别给中央组织部和党中央写报告，要求认真处理这一问题。

由于影响越来越大，在同志间也造成了新的不团结因素。

1983年2月，我和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耀邦、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西北的同志总是为过去的历史问题争来争去。我说，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肃反，并不是仅仅在陕北，全国各个根据地和苏区都发生了，长达四年之久，错误地杀害了我党许多优秀干部。由于西北根据地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左”倾错误路线没有很快波及到这里。直到1935年，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到来，才开始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并开始了肃反。在肃反进行中，在已经杀掉了一些干部的时候，由于党中央的到来，才停止了杀人。之后，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同志和我们被迫害的同志，都在领导岗位上为党工作。有的同志认真地接受了批评和教训，但有的同志总是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因此，我们之间才会有争论，才会有中央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

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他的经历是和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因为他哪一段出了问题，就否定他的一切，这样做就是否定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不能因为高岗后来出了问题，郭洪涛就可以对1935年错误肃反搞翻案。

我和郭洪涛都是在榆林中学入党的。1935年肃反中，他打击了很多西北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我们严肃地批评过他，同他作过思想斗争。但是，我们还是以革命同志相待。1942年在延安，他父亲去世，我安排马匹和警卫人员送他回家处理丧事。1950年，我到北京开会，路经天津还专门去看他。1978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洪涛还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但是同学归同学，原则是原则，不能因为是同学、同乡，就可以不要原则，那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鉴于对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错误肃反为中心的一段历史问题，又发生了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和原在陕甘边、陕北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和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参加座谈会，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对历史问题的争论。

五人小组组织我们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历时三个月，对西北党史以下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第一是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去世后，刘志丹统一指挥红26军和红27军，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一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史册”。

不幸的是，1935年九十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是党中央到达才得到挽救。

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统治着全党，即使是走向胜利的地区，也会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干扰。王明“左”倾路线四年间的统治，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其严重的挫折，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标志着我们党的成熟。

第二是关于错误肃反的问题。在座谈会上，我们一致肯定了，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以前7年间存在的主要争论，主要是因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中存在着的错误所引起的。《决议》中说：“陕甘边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军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

发生上述错误论断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统治全国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二是由于党务委员会在审查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迅速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结果虽然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了错误肃反，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对于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的政治路线问题未作调查研究。因此，停止肃反后，对原陕甘边党、政、军干部的工作分配存在着不公平的待遇。

1942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地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郭洪涛同志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问题。

一是郭洪涛同志是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负责纠正特委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错误。历史证明，所谓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都不是事实。实际是要他到陕北来推行“左”倾路线。五人小组同志和郭洪涛谈话时，他说：“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二是1934年8月，阎家洼子会议上传达的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批评陕甘边特委的两封信，给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顶大帽子。郭洪涛是拥护的。他在会后还写了《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并在党报《西北斗争》上发表。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朱理治的发言和1980年《革命史资料》第一期上发表的聂洪钧写的《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都说到他们被派到陕北反右倾，是根据郭洪涛提供的情况。

三是郭洪涛1958年申诉书中承认，“最严重的是在肃反前给朱理治反映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本来是属于党内问题的材料和我个人的意见，却造成了对二十六军的不信任，并成为后来进行错误肃反和逮捕二十六军老干部的根据了”。

这三个环节表明，郭洪涛在那一段期间确实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

对上述结论，五人小组为避免以后再出现反复，6月20日，在座谈会结束时，要求我们参加座谈会的8个人，在已形成的文件上签字。我们7个人都很快签了字，均表示同意五人小组的以上结论。

我说：“我完全同意五人领导小组对解决陕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也完全同意李维汉同志前天讲话的精神。李老年事已高，走路也很困难，还力疾参加领导这次会议，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像李老那样工作。这次会议解决了陕北党的路线是非和肃反的责任问题。是一次很好的会议。开会的方法也是好的，分组讨论，逐步缩小了分歧。这个文件先后征求了我们两次意见，我也提了修改意见，领导小组没有采纳，我毫无保留的服从领导小组的决定，同意在文件上签名。

文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的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次历史问题的争论，这是正确的方针。但愿我们大家能遵守这一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办事。李老指出要讲大局、讲路线，不要纠缠细节，这是很正确的，我们应该这样做。细节问题讲多少天也讲不完。路线是非本来在延安整风期间就讲清楚了，但是以后又来三个反复。这个文件把过去的三次反复都写清楚了，希望以后不要再反复了。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活不多年了，这次把党史资料立准、立好，不要给后人留下一笔糊涂账。过去对西北历史问题争论不休，党史工作者无所适从。现在有了中央的这个文件，这就好办了。”

我们肯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写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是正确的，即后来的中发28号文件。但是郭洪涛开始时拒绝签字。

这时，李维汉因过度劳累病倒了，住在北京医院。郭洪涛到北京医院李维汉病房，一再声称他没有向北方代表送过诬陷红26军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五人小组派人与他谈话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代表写过诬陷报告，那只有公布历史档案，如果历史档案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到了那一步，中央就要按照1942年延安整风中，党中央确定的原则行事。这样，郭洪涛签了字。

但是，他又提出：谢子长也参加阎家洼子会议了，是他在会上传达的北方代表的“指示信”，会后，他也给北方代表写信了，为什么只说我的责任，不说他呢？谢子长给北方代表写信的事，我不清楚。我是后来从《陕北革命根据地》一书上看到的。但是，根据我对老谢的了解，如果老谢当年活着，是不会同意对自己的同志进行肃反的。

以李维汉、王首道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为解决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历史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陕北肃反中最主要的问题。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了第28号文件，重申和坚持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

冯文彬同志说的对：“中央对于西北历史争论问题这样处理之后，可以说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这也是百年大计。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拖一拖没有关系，拖一拖老同志不在世了，子孙后代还会有不同看法，这就影响到长治久安。中央五人小组解决西北历史党史争论的做法有示范作用。有类似历史争论问题，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方针来解决，以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对我们搞党史工作的人来说，是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