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¹⁾

为了保障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6月到8月，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为了从组织上保障总路线的顺利贯彻，又决定9月将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7月，东北局接到中央通知，决定8月20日前后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为：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此外，还要研究关于干部的培养训练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东北局根据“通知”要求，确定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带队参加会议。因现在的干部处长是一位新任职的同志，对情况不太熟悉，故决定已调东北局财贸委任副主任的，原干部管理处长李正亭参加会议。

1953年9月10日，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同志任组长，成员是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和六大区组织部长。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领导小组预备会议，党中央有关领导、中央组织部领导和六大中央局组织部长参加。第二阶段是工作会议。会议历时47天，10月27日结束。

9月7日晚，郭峰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因做痔疮手术卧病在床。我对郭峰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要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要求，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请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已经商量了，要提出一个方案报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先听听别的地区讲的。

郭峰问：会检查工作吗？

我说：会的。

郭峰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1985年张秀山与张明远、郭峰

我说：中组部调干部到工业晚了，对工业开始恢复有影响；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中组部的干部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用干部有不当之处。我还说：高岗到北京工作了，还是东北局书记，到北京要向他请示一下。

9月8日，东北局开会，会议由张明远主持（林枫已去北京，我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讨论了68项重点工程缺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张明远作总结，除关于干部问题外，他也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同志的错误与缺点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等。

会后，郭峰即赴北京开会。东北局各省、市组织部长是在9月17日第二阶段会开始前，由李正亭带队赴京的。

李正亭去北京前，接到郭峰的电话，让他在走前到我那里，看我还有什么指示。14日，李正亭来到我的住处，将郭峰的意思说了。

我说：你们去，要多注意听听其他地方同志的发言，学习他们的好经验。中央对东北的表扬够多了，你们要少发表意见。有些问题可能会有争论，你们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再就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吉林省委书记身体不大好，年龄较大，请中央考虑给吉林省配备新的书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又打电话给我，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说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我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矛盾非常紧张。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东北局是我去参加的。

全国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召开的（对外未用“紧急”二字）。我临走前，10月4日，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中央关于请张秀山参加第二次全国组工会议的通知》。电报是刘少奇亲自起草签发的。电报全文如下：

“东北局并转张秀山同志：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现尚在开小组会议，预定在十月八日以后开全体会议，出席者百余人，除讨论具体若干问题外，并拟检讨最近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望张秀山同志于十月八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

中央十月四日”⁽²⁾

因为接到中央这份电报，在中央粮食工作会议期间，我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刘少奇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秀山已找他和安子文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

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

当即，饶漱石要郭峰转告我准备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向郭说，还是他亲自去通知，并问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当晚7时，郭峰将领导小组会决定让我在14日大会上发言的事情告诉了我。并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到这里来。郭即离去。

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饶说完就走了。

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进一步强调粮食和农村发展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意见（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简要说明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³⁾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郭峰和赵德尊还在等我，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赵德尊这时是要去杭州休假，路过北京，也住在东北局驻北京的招待所，碰巧遇到了这件事。

我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和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我也把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要我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就讲吧。郭峰说还是先找少奇同志谈谈。我看时间已晚，说等明天再说了。

我对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因为之前高岗让王鹤寿和郭峰给我传达，他不同意我讲那几条意见。后来据赵德尊说：“我到上海，正碰上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起到杭州休假，自然都要去看望仍兼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嘱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也因此，我就成了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之一。”⁽⁴⁾

10月14日上午，我给少奇同志处打电话，秘书告诉我少奇同志正在休息，故未见到。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先讲吧。

我发言时，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边，安子文坐在我的左边。我发言全文如下：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旅大市委副书记——编者注）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1953年10月14日，张秀山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党员可否当富农，及农村党员对执行党的决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土改后的农业互助合作）应起的作用发生动摇。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我当时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的，回去之后作过传达。去年“三反”建设阶段，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对此作了检讨。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

1950年1月间，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在北京集中时期，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都作过报告，安子文同志也作过，他在报告中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又说：“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用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又说：“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报告中偏重于讲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以及我给各省市委组织部长的传达会，曾经在东北地区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950年3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由高岗同志作结论批评了这种意见。再，在1949年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即研究过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会上认识是明确的，会后给中央作了报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讲话是不同意那个报告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与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这样的调动，在新解放区是困难的，但在老区则应该有更多一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部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使用的坏分子都要中央组织部负责，也并不是说所有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给以一定的适当的工作的。但是，这种人，和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骨干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的。这些人也不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为民主人士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和党派，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党最困难的时期，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支持过党。而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过反共活动的人，则有不少是投机的、钻空子的、吹牛拍马的。对这些问题，是否中央组织部一点也未注意呢？不是的。在整党中，也提出了清除八类坏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层，而没有注意在高级机关中审查八类坏分子。如果中央机关有八类坏分子的人存在，则其危害性当然比下面有这些坏分子就更大了。另外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也没有关死剥削分子不能入党的门。

所以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得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纯洁性、严肃性。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这里不讲一般的主观性、片面性的问题，而只讲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是今年也不是前年，而是从去年。去年夏天我来中央开会，安子文同志同我谈中央建立哪些机构，由哪些同志担任工作的方案。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了，国际情况变化了，国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增长了，质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风时，大家对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们能成为有很好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斗争中，证明了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这是重大的新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没有了解或没有正确的了解。当然，我不是说某些同志在财经问题上的一切大小错误，在财经会议之前，安子文同志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应该预先看到的。比如在干部政策上的错误，中央组织部应该是早一些发现的，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是是非不清的。小的问题看不到是可以的，但发生已久的事情则应该知道。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总之，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够明确的，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

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些。其他关于整党方面和组织业务方面的缺点，大家研究的比我详细，我就不讲了。我的这些意见，可能是不对，请大家批评。⁽⁵⁾

我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10月24日，刘少奇在会议总结中谈到富农党员问题时，说道：“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同时自我批评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⁶⁾

安子文也对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

我来不及参加讨论，发言后，当天即返回沈阳。

后来，郭峰回来告诉我，他在和各大区组织部长接触中，他们认为我在会上讲的意见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只有华北小组和西藏的同志对我发言中“敌我不分”的说法有异议。我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

这个发言是一个共产党员按党章规定，按中央组织部要求，在大会上给党的组织工作提出的意见。我没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但是，1954年，高饶问题出来后，这个发言成为我“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我后半生戴上了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