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2年6月，陕西省韩城的农民准备举行暴动。省委即派我和一位河南籍姓张的同志一起去韩城，领导这次农民起义。

我们一路步行，赶了六七天到了韩城。等我们赶到后，韩城农民举行的暴动已经失败了，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也已撤走了。我们向当地的老乡询问红军游击队和暴动农民的去向，有人说：红军游击队已进了黄龙山，暴动的农民也去了。我们随即追去。在黄龙山里，我们找了两天，到处都打听不到暴动农民的音讯，只得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时韩城县委的同志也到了西安，向省委汇报这次韩城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河南、河北、山东、陕西，以及满洲五省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会议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和“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决定各省委要派出骨干到上海中央局接受训练，要求受训人的条件是：必须忠诚勇敢，领导过革命兵变，受训回来后，能够领导当地革命游击战争。

7月下旬，陕西省委决定派我去上海中央局受训。这次主要是接受开展北方游击战争的训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术。和我一起去上海受训的还有一位姓孟的同志（名字忘记）。省委发给了路费，由陕西省与中央联络的交通员马子敬送我们去上海。在上海，我住在公共租界的一个旅馆里。

受训中，主要是自己阅读一些文件，此外还和中央局派来与我谈话的同志进行交谈，或由他们介绍中央苏区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情况。领导上海党工作的柯庆施与我谈过两次话。

这次到中央受训，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对我后来革命道路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影响。在军阀部队组织的几次兵变失败后，使我对兵运工作产生了疑虑，按照兵运的路子搞下去，革命何时能成功？这次受训，当我了解到毛泽东、朱德在南方湘赣地区建立我党自己的工农红军，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思想、策略、战术，和我以前不曾知道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时，我豁然开朗，心中的疑惑解开了。我想，陕甘有那么多穷困无着的农民，我们为什么不能下大力量，单独拉起一支革命的队伍，建立割据的军事根据地！

这次受训使我认识到：西北革命只有走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之路，革命才能胜利。这是我后来向陕西省委提出要去陕甘游击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在创建红26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能够坚持、毫不动摇的根本原因。

8月底，由交通员朱明领我们从上海返回西安。在省委和汪锋接头后，我向省委提出在陕甘边区下大力量建立红军的建议和去刘志丹游击队的要求。但是组织上安排我在西安做兵运工作，任市兵委委员，主要负责杨虎城部队中地下党支部的工作。

9月，省委又派我去商州，领导驻在商州骑兵团二连的兵变。二连连长魏志坚是共产党员，连队里也成立了党支部，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因被特务发现，所以这个连的党组织向省委请示，准备举行兵变起义。当我带着省委的指示到了商州时，这个骑兵连在前几天已哗变出走了。

在商州的一个旅馆里，我房间的隔壁住着三个人，有一个是陕西军队的军官。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已进入陕境。听到其中一个糊涂家伙问：“徐向前的队伍与河南崔二蛋（土匪）的队伍一样吧？”那个军官说：“徐向前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哪能和崔二蛋这个土匪相提并论呢！”我在商州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返回了西安。在省委见到了该连的党支部书记高天觉，他已向省委汇报了骑兵连兵变失败的经过。我把在商州听到徐向前领导的红军进入陕西的消息报告给省委。

这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开到了陕南。陕西省政府很紧张，西安的局势吃紧，国民党到处戒严搜查，有不少党员被捕牺牲了。我党在西安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我再次向省委提出：要求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工作。11月初，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贾拓夫找我谈话，对我的工作安排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任省委与上海中央的联络交通；一是去陕甘红军游击队工作。我当即表示去陕甘游击队工作。省委批准了我的意见。从此我结束了在白军和白区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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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43页。